这种明晰的要求使教授吸纳和放弃某种工作习惯的决策变得简单了。比如，下面一段是已故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在一次采访中对一种并不是太正统的生产能力策略的解释：
要真正做好物理工作，你需要大块实在的时间……需要很高的专注度……如果你要负责任何行政事务，就不会有这样的时间。因此我还有另外一种对个人的认识：我是不负责任的。我主动逃避责任。我和所有人都说，我什么都不做。如果有人请我到某个许可委员会任职，我会告诉他们：“不行，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
费曼固执地逃避行政职责，因为他知道这些事务只会降低他的工作能力，让他无法出色地完成职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真正做好物理工作。”我们应该可以认定，费曼并不善于回电子邮件，如果要他搬到一间开放式办公室或发推文，他很可能会转去别的大学。明晰了重要的工作，同时也就明晰了不重要的工作。
我举教授的例子是因为他们在知识工作者中算是特例，大多数知识工作者在工作中到底做得多好，并不像教授一样明晰。下面一段话是社会评论家马修·克劳福德（matthewcrawford）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描述：“经理栖居于一片迷茫的精神领地，受冥冥中难以捉摸但必须应答的命令驱使而焦躁不安。”
尽管克劳福德的话特指知识工作中层管理人员的困境，但是他所说的“迷茫的精神领地”却适用于这个领域的很多职位。正如在2009年对商贸的赞歌《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哲学》（citeshopclassassoulcraft/cite）中所述，克劳福德辞去了华盛顿智囊团主管的职位，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铺，以此躲避迷茫之地。收到一件坏掉的机器，努力修好它，享受具象化的成功之喜悦（车子靠自己的动力驶出店铺），获得一种实在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恰是他在迷茫地围着报告和沟通策略团团转的日子里孜孜追求的。
同样的现实状况给很多知识工作者带来了问题。他们想要证明自己是有生产能力的团队成员，能够胜任自己的职位，但是他们却完全不清楚这项目标到底该如何体现。他们没有不断提高的h指数，也没有修好的摩托车，作为自身价值的证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追溯到生产能力尚可观察到的时代：工业时代。
要理解这项论断，可以回忆一下伴随着生产线的兴起而盛行的效率运动（efficiencymovement），尤其典型的是其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taylor），他广为人知的做法是拿着秒表站在那里监测工人的动作效率——寻找提升工人完成任务速度的方法。在泰勒的时代，生产能力没有任何歧义：单位时间产出产品的数量。似乎在当今的商业领域，很多知识工作者别无他法，只能投向这种传统的生产能力概念，试图在职业生活的茫然之地稳固自身价值——比如大卫·艾伦甚至用“装配小部件”（crankingwidgets）这一特定词语来形容高效的工作流程。我认为知识工作者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可视的忙碌，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方法证明自身价值。我们来给这种倾向性起一个名字。
忙碌代表生产能力（busynessasproxyforproductivity）：在工作中，对于生产能力和价值没有明确的指标时，很多知识工作者都会采用工业时代关于生产能力的指标，以可视的方式完成很多事情。
这种思维方式为很多有损深度的行为之盛行提供了又一种解释。如果你随时都在收发电子邮件，如果你不断安排、参加会议，如果有人在hall之类的即时通讯系统中发布一个新问题，让你在几秒钟内就参与其中，又或者你在开放式办公室中漫步，随时向遇到的人道出自己的想法——所有这些行为都可以使你在公众眼里看似很忙碌。如果你将忙碌看作生产能力，那么想要自己和他人信服你的工作做得很好，这些行为就至关重要。
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对于有些人而言，他们的工作的确要依赖于此类行为。比如，2013年雅虎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mayer）禁止员工回家工作。她先查看了雅虎员工远程登录公司服务器的虚拟个人网络服务器记录之后才做出的这个决定。梅耶尔很失望，因为在家工作的员工白天登录的时间不够多。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在惩罚员工没有花更多时间查看电子邮件（登录服务器的首要原因之一）。她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如果你看起来没有忙碌，我就认为你的产出不高。”
然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种理念已经过时了。知识工作并非生产线，从信息中提取价值的行为往往并不忙碌，也并非靠忙碌支撑。
比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沃顿商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亚当·格兰特就常常与外界隔绝，专注于写作。此类行为与外在忙碌恰好相悖。如果格兰特为雅虎工作，玛丽莎·梅耶尔或许就会辞退他。但是这种深度策略却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这种刻意忙碌的过时做法会对底线带来负面影响，当然就可以摒弃之，但是度量的黑洞却在此时出现，使我们无法得到如此明晰的结果。工作含糊，加之评价不同策略有效性的度量缺失，二者相互作用使一些从客观角度看来滑稽可笑的行为，得以在日常工作之难以捉摸的精神领地长盛不衰。然而在下文中，我们会发现，即使是那些在知识工作任务中对于何为成功有明确定义的，还是有可能失掉深度。这一切只需要一种有足够诱惑力的理念，说服你丢掉常识。
对互联网的顶礼膜拜
我们来看一下艾丽萨·鲁宾（alissarubin）的例子。她是《纽约时报》巴黎分部的主管。在此之前她是阿富汗喀布尔分部的主管，当时她在前线报道那里的战后重建工作。大约在我写作本章的时候，她发表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文章，深入窥探了法国政府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的合谋之罪。换言之，鲁宾是一位拥有卓越职业技能的严肃记者。她也会发推文，但是我认定她的这种做法是在雇主的不断强烈要求下才做的。
鲁宾的推特账户每隔2～4天定时发布一些零散消息，好似收到了《纽约时报》社交媒体办公室（真有这么一个部门）的定时通知，提醒她要安抚粉丝。除少数个例，这些推特消息大多只是简单地提及她最近阅读、喜欢的一些文章。
鲁宾是一名记者，而非社交名人。她对报社的价值在于培育重要新闻源头、综合事实、写出引人注目之文章的能力。正是全球各地如艾丽萨·鲁宾一样的记者为《纽约时报》带来了声誉，而这种声誉恰恰是这份报纸在鼠标阅读风行的年代取得商业成功的基础。那么为什么要劝说艾丽萨·鲁宾时时打断这种必要的深度工作，为一家总部都不在硅谷的无关媒体公司提供免费、肤浅的内容？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看似很正常？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希望探讨的最后一种潮流，为什么深度工作如此罕有？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已故传播学理论学者、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提出的一个警告中找到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期，个人电脑革命首次进入快车道，波兹曼在文章中辩称我们的社会与科技的关系愈发令人不安。他写道，我们不再权衡新科技的利弊，不再平衡新增效益和新引入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我们开始自以为是地认定，只要是高科技就是好的，而不用再做探讨。
他将这种文化称作技术垄断（technopoly），在提出警醒时也没有拐弯抹角：“技术垄断阻断了其他选择，恰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在《美丽新世界》（citebravenewworld/cite）中概括的一样。”他在1993年出版的一本同主题著作中写道，“技术垄断并不会使其违法，也不会令其不道德，甚至不会使其不受欢迎。只不过会使它们隐形，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波兹曼于2003年去世，但是如果他活到今天，恐怕也会惊讶于他在90年代的担忧如此快地成为现实。所幸，在网络时代，波兹曼有其继承人继续宣扬他的观点：著名社会批评家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morozov）。莫洛佐夫在2013年的著作《拯救一切，点击此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愚行》（citetosaveeverything,clickhere/cite）中尝试揭开我们对“网络”（他刻意加引号，以此强调其在意识形态中起到的作用）的技术垄断式迷恋，他说：“恰恰是将‘网络’作为智慧和政策建议来源的倾向，使其从相当无趣的电缆和网络路由器转变为具有魅力且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当今的优步-意识形态（uber-ideology）。”
莫洛佐夫在评论中称，我们将“网络”当作商业和政府革命性未来的同义词。使公司更像“网络”就意味着与时俱进，忽略这种潮流就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老古董。我们不再将网络工具看作一种由逐利的公司推出，由希望获得回报的投资者提供资金，由二十几个人经营，经营过程中时不时编排出一些噱头的产品。相反，我们急于将这些小玩意儿奉为至宝，作为进步的象征和（容我说，勇敢）新世界的先声。
这种网络中心主义（盗用莫洛佐夫的又一说法）恰是当今技术垄断的真实模样。认清这一事实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这恰恰解释了我们本节开头提出的问题。《纽约时报》一直有一个社交媒体办公室，并给艾丽莎·鲁宾之类的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做一些分散精力的工作，因为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技术垄断时代，此类举动容不得半点讨价还价。不积极拥抱网络产物的其他选择则如波兹曼所说的“隐形了，也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此等隐形也解释了此前我们提及乔纳森·弗兰岑敢于宣扬小说家不应发推特时引起的轩然大波。人们之所以因此心怀怒气并不是因为他们深谙图书市场，也并非不同意弗兰岑的结论，而是因为他们惊讶于一个严肃的人会认为社交媒体无关紧要。在以网络为中心的技术垄断时代，此种宣言无异于焚烧国旗——是一种亵渎，而非争辩。
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或许可以通过我最近一次通勤到我工作的乔治城校园时的经历来体现。我在红灯后面等着通过康涅狄格大道时，在一辆冷链运输公司的卡车后面闲来无事。冷链运输是一种复杂且竞争性很高的行业，要求同时具备管理交易方和线路设计的技能。这是为数不多的传统行业，从很多方面都与当前引人注目的面向客户的科技创业公司恰恰背道而驰。然而，在我排在这辆卡车后面等红灯时，令我吃惊的不是这家公司的复杂性和规模，而是一张定制的图片，花费想来一定不菲，图片张贴在整个卡车队的后箱上——上面写着：“在脸谱网上关注我们。”
在技术垄断的时代，深度工作有很大的劣势，因为它所创建的品质、匠心和通达等价值都是传统的，与技术垄断无关的。更糟糕的是支持深度工作往往要抵制新的高科技。深度工作已经让位于分散精力的高科技行为，比如专业人员会使用社交媒体，但个中原因并非前者在实践中劣于后者。其实，如果我们有切实的衡量标准判断两类行为对底线的影响，当前的技术垄断现象可能就会崩溃。但是度量黑洞阻碍了这种清晰的判定，使我们将所有与网络相关的事物都提升到莫洛佐夫所担忧的“优步-意识形态”。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就不应讶异于深度工作不受重视，而炫酷花哨的推文、点赞、贴图、上墙、发贴和其他很多类似行为大行其道了。
对生意来讲是坏事，对个人来讲是好事
深度工作在当今的商业气候下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我们在上文中总结了出现这种矛盾现象的各种原因。包括深度工作很难，浮浅工作更简单；当工作中没有明确目标时，围绕浮浅工作的表面忙碌会成为一种本能；还有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认为与“网络”相关的行为都是好的，不论其对我们创造有价值事物之能力有何影响。由于深度工作价值以及忽略深度工作所造成的损失很难直接衡量，这些潮流才会大行其道。
如果你相信深度工作的价值，那么对商业整体而言将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种信念会另他们失去价值产出的巨大增长潜力。但对你个人而言，这却是好消息。同伴和雇主的短视，使你获得了巨大的个人优势。假定上文列出的潮流继续下去，深度工作将变得愈发罕有，其价值也因此会愈来愈高。我们刚在上文中论证了深度工作并无本质缺陷，妨碍深度工作的令人分神的行为也并非必须，由此你便可满怀信心地继续本书的终极目标：系统地培养个人进行深度工作的能力，并由此获得丰富的成果。
我将在第二部分详细阐释这句话并不一定正确的原因。
财务领域中指净利润。——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