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场。
得罪是因为改革，改革是因为缺钱。隆庆三年，皇帝向户部要三十万两银子，得到的报告却是国库亏空一百五十万两之多。隆庆无奈，只好大打折扣，改为索银十万。sup/sup
没有钱，就什么都谈不上了。
然而张居正的改革，却是先政治后经济。事实上，国库空虚不是因为天下贫困，财源枯竭，而是国家机器早已运转不灵。当然，转还是转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可惜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也就是说，空转。sup/sup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知道，从秦汉开始，中华帝国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书制度来管理的。实际上，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领土国家，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时带来的弊端，则是文牍主义。官员们醉心于文书的撰写和制作，对实际效果却漠不关心。sup/sup
明中叶的情况就是这样。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张被朝廷认可，并作为公文发出，便万事大吉。地方官则自行判断，决定立即执行还是拖延。就算问起来，也是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因为反正无法问责。sup/sup
如此陋习，非改不可。
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这就要利用六科。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独立监察机关，办公地点在午门，职责是对六部进行对口监督，比如吏科监督吏部，户科监督户部。各科设都给事中为长官，正七品。给事中若干，从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监督二三品的尚书和侍郎，是一种精巧的设计。sup/sup
有了六科，事情就好办了。张居正规定，以后所有需要执行的决定，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完成的期限，登记在册，还要编号。同时另造文册一式两份，分送六科和内阁存档。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隐瞒，由六科纠察。六科纠察不力，内阁处分。
这就叫：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
严格地说，这只是技术性改良，不是制度性改革。而且万历皇帝的批复也留有余地：未完之事如果是紧要的，可以另立期限。不紧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免除不计。sup/sup
即便如此，也引起轩然大波。
反对当然因为牵涉到利益。前面说过，明代官员的俸禄非常之少，维持起码的体面都很困难。这就需要上上下下都达成默契：地方官对豪强的偷税漏税睁眼闭眼，京官则接受地方官的孝敬，等于分成。如此这般，粮赋岂能收足？
其实就算满朝清官，张居正也是得罪人的。明代官员的选拔主要靠科举，而科举只考八股文，不考执行力。考成法却不看学历看能力，这让做惯了官样文章的情何以堪？
当然，抗议被强行压了下去。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三岁的皇帝甚至这样下旨处分反对派：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问了来说！结果，是他们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以至于若干年后人们提起来，还咬牙切齿，义愤填膺。sup/sup
考成法则坚定不移地得到实施，而且卓有成效。最能让所有人不再说三道四的是：改革五年之后，京师国库的存粮竟是隆庆元年的三倍，完全兑现了张居正夸下的海口：考成一事，行之数年，自可不加赋而上用足。sup/sup
于是，一条鞭法被推上了议事日程。
这种新的税赋制度并非张居正的发明，早在嘉靖十年便已试行。简单地说，就是将国家对土地征收的田赋、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全部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所以叫“一条鞭法”。
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泽、田地依序排列，接连绘制而成，为民间田地总册。南宋时已有，明朝洪武年间下令各州县编造。
新法的好处，当然首先是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同时也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货币化以后，农民可以安心种田，也可以到市镇打工，这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经济繁荣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因此万历九年后，一条鞭法虽然时行时废，时废时行，却终于定为国策。sup/sup
张居正功不可没。
不过，实施一条鞭法，就必须重新丈量土地。这当然又是得罪人的事，土豪劣绅和宗室豪强无不抵制。好在，皇帝鼎力支持，张居正信任的户部尚书精明强干，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员，这项工作顺利完成。据万历十年户部统计，全国隐藏和漏报的土地竟多达一百四十七万余顷，数量惊人。sup/sup
看来，改革先政治后经济，是对的。
与此同时，张居正的路也走到了头。
其实早在万历八年，他身边的人就已有警觉，刑部侍郎刘一儒还写了封信来提醒。刘一儒说，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故大小臣工无不诚惶诚恐，奉公守职，治功既精明矣！sup/sup
这当然是对改革的肯定，话说得也很到位。严迟限之罚就是考成法，申考宪之条则是对官员们的定期考查。立省成之典即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复久任之规，则是规定知县和知州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迁，以保证地方官尽职尽责。
以上四条措施，没有一项不是必需的，也没有一项不得罪人。因此刘一儒便善意地提醒，在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应该适当调整执行力度。他说，政严则苛，法密则扰，操之过急必定人情不堪。高明的执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体，而天下大治之本，在于举国上下的元气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