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以克服的束缚，则是人人在自己身上遇到的束缚，正是这时，自由的历险最危险，最激动人心，最有刺激性。显而易见，司汤达笔下的女主人公越是被严密地禁闭起来，他对她们的好感也就越发强烈。诚然，他欣赏妓女，不管她们高尚与否，她们彻底将习俗践踏在脚下；他更温柔地喜欢出于审慎和羞耻心而行动有所顾忌的梅蒂尔德。吕西安·娄万喜欢待在德·奥坎库夫人这个生活放荡的女人身边，但他热烈地爱着的是贞洁的、有保留的、犹豫不决的德·沙斯特莱夫人；法布利斯欣赏桑塞维利纳夫人的整个心灵，她在无论什么面前都从不退让，但他更喜欢克莱莉娅，是这个姑娘获得了他的心。德·雷纳尔夫人受到她的骄傲、偏见和无知的束缚，也许是司汤达创造的所有女性中最令他惊讶的一个。他乐意把他笔下的女主人公安放在外省一个狭小的环境里，在丈夫或者愚蠢的父亲的控制之下；他乐于让她们没有文化，甚至满脑子错误思想。德·雷纳尔夫人和德·沙斯特莱夫人都是执著的正统派；前者胆怯，没有任何人生经验，后者绝顶聪明，但她不了解自己聪明的价值；因而，她们对自己的错误不能负责任，更确切地说，她们是社会体制和风俗的受害者；传奇性就从错误中产生，就像诗意从失败中产生一样。在充分了解情况之下，思想明晰，决定自己的行动，这种头脑得到读者的赞许，或者受到无情的责备；而读者怀着恐惧、怜悯、讽刺和热爱，赞赏在黑暗中寻找道路的宽容心灵表现出的勇气和使出的诡计。因为她们受到蒙蔽，读者在她们身上看到像羞耻心、骄傲、极度的细腻这样既迷人又无用的品质充分展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缺点，它们产生谎言、敏感、愤怒，但它们足以通过女人所处的处境来解释；她们在小事情上，或者至少在“只有从感情来说才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表现出骄傲，因为一切“所谓重要”的事都在她们能力范围之外；她们的羞耻心源于她们要忍受的从属地位，因为她们被禁止在行动中发挥才干，所以她们对她们的存在本身提出怀疑；她们觉得，别人的意识，尤其她们情人的意识，显示出她们的真实面目，她们感到恐惧，竭力摆脱这意识；在她们的逃遁、犹豫和反抗中，甚至在她们的谎言中，表现出对价值的真正思虑；正是这一点使她们变得可敬；不过，这表现得很笨拙，甚至带着自欺，正是这一点使她们动人，甚至有点可笑。当自由陷入自身的圈套，跟自己弄虚作假时，它最深刻地具有人情味，在司汤达看来，是最动人的。司汤达笔下的女人，在她们的心向她们提出意想不到的问题时，她们是动人的，任何法则、任何方法、任何论证、任何来自外界的榜样，都不再能引导她们；她们必须独自做决定，这种孤单是自由的极端时刻。克莱莉娅是在开明的思想中长大的，她很明智和理智，但她接受的观点，不管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道德的冲突中却根本救不了她；德·雷纳尔夫人不顾她的道德观，爱上于连，克莱莉娅不顾自己的理智去救法布利斯，在这两种情况中，都有着对一切公认价值的超越。使司汤达兴奋的正是这种大胆；尤其它几乎不敢表露出来，它就格外动人，它表现得更加自然、更加自发、更加真实。在德·雷纳尔夫人身上，胆量是被淳朴掩盖着的，她不了解爱情，不知道辨认爱情，毫无抵抗地向爱情让步；可以说，因为度过了黑夜，所以面对激情闪闪发亮的光芒时毫无抵抗之力；她迎接光芒，目眩神迷，哪怕是对抗天主，对抗地狱；当这热情之火暗淡下来时，她重又落入丈夫和教士控制的黑暗中；她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明显的事实压倒了她；她一旦重见于连，又重新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他；她的悔恨、听她忏悔的神父让她写下的信，让人衡量出这颗热烈而真诚的心灵要越过多少距离，才能摆脱社会把她禁闭起来的监狱，到达幸福的天堂。在克莱莉娅身上，冲突更自觉；她在对父亲诚实和爱情的怜悯中游移不定；她为自己寻找理由；司汤达所相信的价值的胜利，尤其在伪善的文明的受害者将它感受为失败时，令他觉得更加光彩夺目；他很高兴看到她们运用诡计和自欺，让激情和幸福得到承认，压倒她们相信的谎言：克莱莉娅答应圣母不再见法布利斯，却在两年内接受他的亲吻、拥抱，只不过闭上眼睛，她既是可笑的，又是动人的。司汤达以同样柔和的讽刺态度看待德·沙斯特莱夫人的迟疑不决和玛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前后不一；那么多的迂回曲折、反反复复、审慎小心、掩盖起来的胜利和失败，为的是达到简单的和合法的目的，对司汤达来说，这是最令人着迷的喜剧；其中有着可笑的东西，因为女演员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因为她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她在只消做一个决定、症结就能解开的地方，给自己设置了困难的道路；然而，这些道路表现出能够折磨一个高尚心灵的最可敬的思虑：这个心灵希望自己获得的尊敬名副其实；她将对自己的赞同看得高于别人的赞同，由此，她作为一种绝对达到自我完成。这些没有回响的独自争论，比内阁危机更加严重；德·沙斯特莱夫人思忖，她回应还是不回应吕西安·娄万的爱情，她对自己和别人是这样判断的：能够相信别人吗？能够相信自己的心吗？爱情和人的誓言的价值是什么？信赖和恋爱是愚蠢的还是宽容的？这些疑问对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生活的意义本身提出了怀疑。所谓严肃的人，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他接受现成的生活的理由；而一个热恋的、深沉的女人每时每刻都在修正既存的价值；她了解毫无支持的自由的持续紧张状态；因此，她感到自己不断处在危险中，她会在一刹那间获得一切，或者失去一切。正是这种在不安中承担的危险，给她的故事一种英雄冒险的色彩。赌注下得最高，因为这种生存的意义本身是每个人的份额，是她唯一的份额。米娜·德·万格尔的恶作剧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显得很荒唐，但也遵从一整套道德观。“她的生活是一场错误的算计吗？她的幸福持续了八个月。这是一个过于热烈的心灵，以致不能满足于生活的真实。”玛蒂尔德·德·拉莫尔没有克莱莉娅或者德·沙斯特莱夫人真诚；她按照为自己编造出的设想，而不是按照爱情和幸福的显著事实去安排自己的行动，洁身自好与失身相比，在所爱的人面前自惭形秽与抗拒他相比，更值得骄傲、更加崇高吗？在怀疑中，她也是独自一人，她以自尊来冒险，她把这个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穿过无知、偏见、欺骗的黑暗，在爱情摇曳的炽热光芒中热烈地寻找真正的生活理由，这是幸福或死亡、崇高或羞耻的无尽冒险，而这种冒险给女人命运以传奇般的光荣。
女人当然不知道她释放出的诱惑力；自我赞赏，扮演一个人物，这总是一种非本真的姿态；格朗台夫人与罗朗夫人相比之下，证明她不像后者；玛蒂尔德·德·拉莫尔引人注目，是因为她在自己的戏剧中变得糊涂，当她以为控制住自己的心时，她往往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在她摆脱自己意志的时候，她令我们感动。但最纯洁的女主人公都不会意识到自身。德·雷纳尔夫人不知道自己妩媚，正如德·沙斯特莱夫人不知道自己聪明。作者和读者会与情人等同，情人感受到深深的喜悦之一就在这里：他是见证人，因为他，内心的丰富感情显露出来；德·雷纳尔夫人远离别人的目光展示的这种热烈，德·沙斯特莱夫人周围的人不知道的这种“热烈、不断变化、深沉的头脑”，只有情人能够欣赏；纵然别人赞赏桑塞维利纳夫人的头脑，最能深入到她心灵的人却是他。在女人面前，男人品味着欣赏的乐趣；他就像欣赏风景或一幅画那样沉醉其中；她在他的心中歌唱，使天空产生细微的色彩差别。这种展示是将男人展示给他自己，男人如果没有细腻、敏感、热烈的心灵，是不能理解女人的细腻、敏感和热烈的；女人的情感创造了一个变化微妙、要求多样的世界，发现这个世界会丰富情人的情感：在德·雷纳尔夫人身边，于连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他早先决定成为的野心家，他重新做出选择。如果男人对女人只有一个浅薄的愿望，他就会觉得勾引她是乐趣。真正的爱情会改变他的生活。“维特式的爱情向感情和对b美/b的享受打开了心灵……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甚至是穿上棕色粗呢衣服。它让人找到幸福，即使没有财富也罢……”“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新目标，一切都与这个目标有关，它改变一切的面貌。爱情将整个大自然，连同它崇高的面貌，就像昨天创造出来的一件新玩意儿一样，投入一个男人的眼中。”爱情粉碎了日常常规，赶走了无聊，司汤达在无聊中看到一种深深的恶，因为它代表一切生或死的理由的缺席；情人有一个目标，这足以使每一天变成一场冒险，对司汤达说来，在孟塔的地窖里度过三天是何等的快乐！绳梯、血迹斑斑的箱子，在他的小说里表达的是这种对奇特事物的趣味。爱情，也就是说女人，使生存的真正目的显示出来：美、幸福、感觉和世界的新鲜。它夺走人的心灵，也因此给人控制权；男人同他的情人经历同样的紧张、同样的冒险，比共同从事一门职业感到更加真切。当于连在玛蒂尔德竖起的梯子脚下踌躇不决时，他对自己的整个命运提出怀疑，正是在这时，他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能耐。于连、法布利斯、吕西安正是通过女人，在她们的影响下，对她们的品行做出反应，才初次认识世界和自身。在司汤达的作品中，女人作为考验、报偿、法官、朋友，真正是黑格尔曾经想把她们变成的东西：这一他者—意识从他者—主体那里得到了真实，又在互相承认中，给予他同样的真实。在爱情中互相承认的幸福情侣，向宇宙和时间提出挑战；他们做到自足，实现了绝对。
这是假设女人不是纯粹的他性，她本身是主体。司汤达从来不局限于根据男主人公去描写女主人公，他给予她们自己的命运。他尝试做一件更罕见的，我想任何小说家还从来没有提出过的事业：他把自己投射在女性人物身上。他并不像马里沃俯身对着玛丽安娜，或者理查逊俯身对着克拉丽莎那样俯身对着拉米埃尔，他支持拉米埃尔的命运，就像他支持于连的命运一样。由于这一点，拉米埃尔的形象有点概念化，但它具有特别的意义。司汤达在少女周围竖起各种各样可以想象的障碍：她是贫穷的，是个农妇，无知，由充满各种偏见的人粗俗地培养，可是，一旦她明白了“真蠢”这两个字的全部含义，她便撇开自己道路上的各种道德障碍。她的思想的自由运作允许她将好奇、雄心、快乐的各种意念为己所用；面对这样坚定的心灵，物质障碍不会不被铲平；对她来说，唯一的问题将是在一个平庸的世界中安排一个适合她的命运。她要在犯罪和死亡中实现自我，这也是给于连指定的命运。对伟大的心灵来说，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是没有位置的，男女都同样处于困境。
司汤达既是这样深入地具有传奇性，同时又这样坚决地是个女性主义者，这是令人注目的；一般说来，女性主义者的头脑都是理性的，在各方面都采取具有普遍性的观点，但司汤达不仅以一般自由的名义，而且以个人幸福的名义，要求妇女解放。他认为，爱情没有什么可损失的，相反，对男人而言成为一个平起平坐的女人，能够更全面地理解爱情，爱情也就越真实。人们在女人身上欣赏的某些品质也许将会消失，它们的价值来自表现在女人身上的自由；自由会以其他面目表现出来；而传奇性不会从世上消失。处于不同处境的两个分开的人，在自由中对抗，其中一个通过另一个寻找存在的理由，两者总是要经历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爱情。司汤达信赖真理；一旦离开了真理，人便会活生生地死去；凡是在真理闪闪发光的地方，美、幸福、爱情、自身有其理由的快乐，也闪闪发光。因此，如同拒绝严肃的欺骗性，他也拒绝神话的虚假诗意。人类现实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据他看来，女人简单地说就是人，哪怕梦幻也不能创造出更令人迷醉的东西了。
六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特殊作家的作品中，反映出一些重要的集体神话：女人是作为b肉体/b出现的；男性肉体是由母亲的肚子生出来的，在情人的拥抱中重生；因此，女人与b自然/b类似，她体现了自然；她是野兽、血谷、开放的玫瑰、美人鱼、山冈的曲线，给予男人腐殖土、活力、可感触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能掌握b诗意/b的关键；她能作为此世和彼世的b中介/b，不管是女神还是女预言者，不管是星星还是女巫，她打开了超自然、超现实的大门；她注定是b内在性/b；通过自身的被动性，她散布平静与和谐，如果她拒绝这种作用，她就成为螳螂、吃人的女妖。无论如何，她像b有特权的他者/b一样出现，主体通过它得以实现，她是男人的尺度之一、他的平衡、他的得救、他的历险、他的幸福。
这些神话每一个都以不同的方式组成。b他者/b是按照个体为确立自身而选择的特殊方式加以特殊界定的。凡是人都作为自由和超越性而确立，但男人并不都给予这两个词以同样的含义。对蒙泰朗来说，超越性是一种状态：他就是超越，他翱翔在英雄的天空中；女人待在地上，在他的脚下；他乐于测量他和女人之间隔开的距离；他不时将女人朝自己托起，抓住她，再把她掷到地上；他从来不下降到她黏糊糊的黑暗的范围内。劳伦斯将超越性置于男性生殖器中；男性生殖器只有靠了女人才有生命和力量；因而内在性是好的和必要的；宣称不接触地面、远非是半神的假英雄，不会成为一个男人；女人不是可鄙的，她是深埋地下的财富、滚烫的泉水；但她应该放弃一切个人的超越性，并限于孕育男性的超越性。克洛岱尔也要求给予男性同样的忠诚，对他来说，女人维持生命，而男人通过行动延长生命的冲动；但对天主教徒来说，凡是在人间掠过的东西，都沐浴在徒劳的内在性中，唯一的超越是天主；在天主看来，行动的男人和伺候男人的女人，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都要超越人间的生存状况，得救无论如何是一项自主的事。对布勒东来说，性别的等级颠倒过来；男性将他的超越性放入其中的行动和有意识的思想，他觉得是产生战争、蠢事、官僚、否定人性的乏味的欺骗；内在性、现实纯粹的不透明的在场才是真理；真正的超越性要通过返回内在性才能实现。他的态度与蒙泰朗的态度正好相反：蒙泰朗喜欢战争，因为可以在战争中摆脱女人，布勒东尊敬女人，因为她带来安宁；前者将精神和主观性混同，拒绝既定的世界；后者认为精神在客观上存在于世界的中心；女人损害蒙泰朗，因为她粉碎了他的孤独；对布勒东来说，她是启示，因为她让他摆脱主观性。至于司汤达，可以看到，女人在他的作品中几乎具有一种神话的价值：他把女人也看做是一种超越性；对于这个人道主义者来说，自由正是在相互关系中完成的；b他者/b仅仅是一个他人，这就够了，据他看来，生命是“有刺激性的盐”；他不寻找“星系的平衡”，他不吃厌恶的面包；他不等待奇迹出现；他不期待与宇宙或者诗歌打交道，而是与自由打交道。
这是因为他感到自身是半透明的自由。别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超越性而存在，但感到自身是心中一种不透明的存在的俘虏，他们把这个“黑夜打不碎的核心”投到女人身上。蒙泰朗有一种阿德勒式的情结，从中产生浓重的自欺，他在女人身上体现这一整套自命不凡和恐惧的想法；他对女人的厌恶，正是他担心对自己感到的厌恶；他企图在女人身上践踏他自身不足可能存在的证明；他求助于蔑视来拯救自己；女人是他把身上所有的魔鬼投进去的壕沟。劳伦斯的生平向我们表明，他忍受着相同情结之苦，不过这是更为纯粹的肉欲情结：在他的作品中，女人具有补偿性神话的价值；通过她，作家拿不稳的男子生殖力得到赞美；当他描绘凯特待在西普里亚诺的脚下时，他以为对弗丽达取得了男性的胜利；他也不允许他的伴侣对他产生怀疑，如果她对他的目的提出质疑，他无疑会对他的目的失去信心；她的作用是使他放心。他要求她给他平静、休息、信赖，就像蒙泰朗要求女人确信他的优越，他们要求得到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克洛岱尔并不缺少自信，如果他胆小，这只是在天主的奥秘中。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任何性别斗争的痕迹。男人大胆地承担女人的重负，她是诱惑或者得救的机会。对布勒东来说，男人似乎只有通过存在于他身上的神秘才是真实的；他乐意让娜嘉看到这颗星星，他朝这颗星星走去，星星就像“一朵无心之花的心”；他的梦幻、他的预感、他的内心语言的自发展现，在这些摆脱意志和理智控制的活动之中他认出了自我，女人是这种被遮住的存在的可见形象，这种存在比他意识到的个性更为本质得多。
司汤达平静地与自身保持一致，但他需要女人，就像她需要他一样，为了让他分散的存在集中到一个形象和一个命运的统一之中；男人之成为男人，仿佛是为了他人，但还必须让他人赋予他意识，其他男人对他们的同类过于无动于衷，只有恋爱中的女人才向情人打开自己的心扉，整个儿为他遮蔽。除了在天主那里找到一个尊贵的见证人的克洛岱尔，我们考察过的所有作家，用马尔罗的话来说，都期待着女人珍惜他们身上这个只有他们了解的“无可比拟的魔鬼”。男人在合作或者斗争中，在普遍性中互相对抗。蒙泰朗是个为男性写作的作家，劳伦斯是个空谈理论的人，布勒东是一个流派的领袖，司汤达是个外交家或者是个才智之士；正是女人在蒙泰朗身上揭示出他是个出色的、残忍的王子，在劳伦斯身上揭示出他是个令人不安的农牧神，在布勒东身上揭示出他是个天神，或者太阳，或者像“在斯芬克司脚下被雷电击倒的那样黑乎乎和冰冷的人”，在司汤达身上显示出这是个诱惑者、迷人的男人和情人。
对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理想的女人将是最准确地体现能够向他显示自己的b他者/b。蒙泰朗具有太阳般的精神，在女人身上寻找纯粹的动物性；劳伦斯是男性生殖器论者，要求女人在普遍性上概括女性；克洛岱尔将女人界定为灵魂伴侣；布勒东喜欢扎根在自然中的梅吕齐娜，他把希望寄托在女人—孩子身上；司汤达期望他的情人聪明、有教养、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给平等的人、女人—孩子、灵魂伴侣、女人—性、雌性动物保留唯一的人间命运的，总是男人。不管通过她寻找自身的“自我”是怎样的，只有她同意充当他的严酷考验，他才能发挥作用。无论如何，人们要求她忘却自身和献出爱情。蒙泰朗同意对这样的女人温柔一些，她能让他估计出自己男性的威力；劳伦斯向为他献身的女人唱出火热的赞歌；克洛岱尔赞美女附庸、女仆、屈从男性同时顺从天主的女信徒；布勒东希望女人是人类的救星，因为她能把最完整的爱给予孩子和情人；甚至在司汤达笔下，女主人公比男主人公更加动人心弦，因为她们更加狂热地投身于爱情；她们帮助男人完成他的命运，正如普鲁埃兹为罗德里格的得救做出贡献；在司汤达的小说中，她们往往把情人从破产、监狱或者死亡中救出来。女性的忠诚被蒙泰朗和劳伦斯要求作为一种责任；克洛岱尔、布勒东、司汤达不那么狂妄，把忠诚作为宽厚的选择来赞扬；他们希望不用宣称自己配得到忠诚就获得它；但是—除了令人吃惊的《拉米埃尔》—他们所有的作品都表明，他们期待女人具有这种利他主义，孔德赞赏女人的这种利他主义，并且强加给女人，据他看来，这同时构成明显的低劣和朦胧的优势。
我们可以再举例子，但总是使我们推出同样的结论。每个作家在界定女人的时候，也界定了他的一般伦理观和他对自身的特殊看法，他往往也在她的身上记录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自恋的梦想之间存在的距离。在一部作品中，自始至终女性元素的缺乏或者微不足道，本身是一种症状；当这种情况总体上概括了b他者/b的一切方面时，正如在劳伦斯的作品中那样，就极其重要了；如果女人仅仅被看做另一个人，而作家关心的是她的生平的个人经历，就像司汤达所写的那样，它仍然很重要；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每个人的个人问题都退居第二位，这种情况就失去重要性。但在每个男人仍然需要意识到自身，哪怕是为了超越自身的情况下，女人作为他者仍然起作用。
拉丁文，b伟大的母亲/b。
见《论女人》。—原注
同上。—原注
见《梦》。—原注
hubertlyautey（1854—1934），法国元帅，曾任法国驻摩洛哥总督。
见《论女人》。—原注
见《少女们》。—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这个过程被阿德勒看做精神病的经典起源。在“追求优越”与“自卑情结”中感到分裂的个体，在社会和他之间建立尽可能大的距离，为的是不需要面对现实的考验。他知道，这会破坏他只能在自欺的阴影下保持的意图。—原注
见《梦》。—原注
douce，这个词用做形容词意为温柔的。
见《梦》。—原注
见《卡斯蒂利亚的小公主》。—原注
同上。—原注
见《少女们》。—原注
同上。—原注
见《少女们》。—原注
同上。—原注
见《卡斯蒂利亚的小公主》。—原注
见《梦》。—原注
见《少女们》。—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少女们》。—原注
同上。—原注
epinal，法国孚日省首府，以制作民间画片著名。
见《少女们》。—原注
见《卡斯蒂利亚的小公主》。—原注
见《圣地亚哥的主人》。—原注
见《夏至集》第301页。—原注
同上，第286页。—原注
见《夏至集》第308页。—原注
同上，第199页。—原注
见《秋分集》第57页。—原注
见《致欲望之泉》。—原注
见《致欲望之泉》。—原注
见《掌握自己》第13页。—原注
见《夏至集》第316页。—原注
见《致欲望之泉》。—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夏至集》第301页。—原注
“我们要求一个有自由决定权的机构，阻止一切它认为会损害法国人优良品质的东西。以法国人优良品质的名义要求一种严格调查。”（《夏至集》第270页）—原注
见《少女们》。—原注
见《夏至集》第211页。—原注
同上。—原注
buchenwald，德国境内的集中营，靠近魏玛，建于1937年。
heinrichhimmler（1900—1945），纳粹头目，建立党卫军，成为盖世太保首脑、内政部长，后被发现与盟军联系而被解职，最后被英国人抓住。
见《夏至集》第312页。—原注
见《恋爱中的女人》。—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儿子与情人》。—原注
见《恋爱中的女人》。—原注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序》。—原注
见《下意识的想象》。—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下意识的想象》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恋爱中的女人》。—原注
见《下意识的想象》。—原注
见《恋爱中的女人》。—原注
见《儿子与情人》。—原注
见《羽蛇》。—原注
除了《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他是最生动的人物。但这是唯一向我们展示男性成长的小说。—原注
见《正午的分界》。—原注
见《索菲的艳遇》。—原注
见《三声部大合唱》。—原注
见《在卢瓦—谢尔的谈话》。—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向圣母报信》。—原注
见《索菲的艳遇》。—原注
见《交换》。—原注
见《索菲的艳遇》。—原注
见《朝阳中的黑鸟》。—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立场和建议》。—原注
见《城市》。—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同上。—原注
见《向圣母报信》。—原注
见《少女维奥莱娜》。—原注
见《城市》。—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同上。—原注
见《城市》。—原注
见《硬面包》。—原注
见《城市》。—原注
见《正午的分界》。—原注
见《三声部大合唱》。—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立场和建议》第二卷。—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托比和萨拉之书》。—原注
见《受辱的父亲》。—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受辱的父亲》。—原注
见《圣徒之页》。—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圣徒之页》。—原注
见《圣徒之页》。—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立场和建议》第一卷。—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受辱的父亲》。—原注
见《人质》。—原注
见《城市》。—原注
见《交换》。—原注
见《交换》。—原注
见《人质》。—原注
同上。—原注
esther，《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美女，她嫁给国王，使犹太人免遭大臣哈曼的威胁，并让她的堂兄弟末底改取代哈曼。
见《缎子鞋》。—原注
同上。—原注
同上。—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见《少女维奥莱娜》。—原注
见《缎子鞋》。—原注
字体变化为布勒东所加。—原注
意为水神，吃晚饭，两者谐音。
字体变化为布勒东所加。—原注
字体变化为布勒东所加。—原注
métilde，《吕西安·娄万》中的人物。
字体变化为司汤达所加。—原注
madamederênal，《红与黑》中的人物。madamedechasteller，《吕西安·娄万》中的人物。
madamegrandet，madameroland，《吕西安·娄万》中的人物。
lamiel，司汤达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sanseverina，《帕尔马修道院》中的人物。
mathildedelamole，《红与黑》中的人物。
cléliaconti，《帕尔马修道院》中的人物。
fabrice，《帕尔马修道院》的男主人公。
法国历史上波旁王朝嫡长系的拥护者。
minadevanghel，司汤达的同名短篇小说的女主人公。
werther，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pierredemarivaux（1688—1763），法国作家，著有剧作《爱情偶遇游戏》、小说《玛丽安娜的一生》等；samuelrichardson（1689—1761），英国作家，著有书信体小说《帕米拉》、《克拉丽莎》。
司汤达提前评判过蒙泰朗玩弄的残忍手段：“无动于衷有什么用呢？品味爱情，不过没有憎恶。憎恶总是来自需要对自己的价值感到有把握的卑劣心灵。”—原注
见《娜嘉》。—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