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女人不是我们的兄弟；通过使她懒惰和堕落，我们已经把她变成一个特殊的、陌生的存在，她除了性器官以外，没有别的武器，这不仅是持久的战争，而且是永恒的弱小奴隶出于猜疑的明争暗斗的武器，不管她是热爱还是憎恨，都不是坦率的伙伴，而是一种身心结成一体、共济会式的存在。”
许多男人仍然赞成于勒·拉福格的这番话；许多人认为，在两性之间总是有“阴谋诡计和冷笑”，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友爱。事实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今日彼此都不满意。但问题是要知道，是否有种最初的诅咒使他们注定要互相伤害，或者这种使他们对抗的冲突只表现为人类史的一个过渡时刻。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种种传说，然而任何生理命运都没有将永恒的敌意强加给雄性和雌性，甚至雌螳螂也只是因缺乏其他养料和为了物种的利益，才吃掉雄性，在动物的阶梯上从高到低，一切个体都是从属于物种控制的。再说，人类不仅是一个物种，人类是历史的生成；人类是通过自身承受自然的人为性的方式来确定的。事实上，哪怕对世界的态度再自欺，也不能证明雄性和雌性之间存在纯粹生理上的对抗。因此，人们宁可将两者的敌对置于生物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中间领域，即精神分析的领域。人们说，女人羡慕男人的阴茎，并希望阉割他，但是，只有在成年女人把她的女性身份感受为一种缺陷时，这种对阴茎的幼稚向往才在她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性；只有当阴茎体现了男性的一切特权时，她才希望把男性性器官据为己有。人们乐意认为，她的阉割梦想有象征的含义，有人认为，她想剥夺男性的超越性。我们已经看到，她的愿望是非常模糊的，她以矛盾的方式希望b拥有/b这种超越性，这就意味着，她既尊重这种超越性，同时又否认它，她想投身于其中，同时又把它留在自己身上。这就是说，这出戏不是在性的层面上进行的；再说，性在我们看来绝不意味着确定命运，绝不意味本身为解释人类行为提供线索，而是意味着表达了它参与确定的整体处境。两性斗争并不直接牵涉到男女的人体结构。事实上，人们提及这一斗争时，认为在b观念/b的永恒宇宙中，进行着b永恒的/b女性和b永恒的/b男性之间不确定本质的一场斗争；人们没有注意到，这异乎寻常的斗争在人间具有与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
被封闭在内在性中的女人，试图把男人留在这个牢笼里；这样，这个牢笼便与世界等同，女人不再因封闭在里面而感到痛苦，母亲、妻子、情人是狱卒；由男人制定法典的社会规定，女人是低一等的，她只有摧毁了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消除这种低一等。她致力于伤害、支配男人，她违背他，她否认他的真理和价值。但她这样做只不过是自卫，并非不变的本质或罪恶的选择使她注定是内在性的、低一等的。这是强加给她的。一切压迫都产生一种战争状态。这种情况也不例外。被认为非本质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建他的至高地位。
今日，斗争采取另一种面貌；女人非但不想把男人封闭在囚牢里，而且想摆脱囚牢；她不再试图把他拖入内在性的领域，而是竭力显现在超越性的光芒中。正是男性的态度创造了新的冲突：男人不情愿地“辞退”女人。他仍然希望做至高无上的主体、绝对的高一等的人、本质的存在，他拒绝把他的妻子具体地看做平起平坐的人，她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回应他的不信任。这不再是封闭在各自领域内的个体之间的战争，提出要求的等级发起冲锋，却被享有特权的等级击败。这是两种超越性在对峙，每种自由非但不互相承认，反而想主宰对方。
这种态度差异在性方面和精神方面表现出来。“女性化的”女人把自己变成被动的猎物，力图也把男人降低到肉体的被动性，她显得顺从，把自己物化，以挑起欲望，设法把他捕获，把他束缚住。相反，“解放了的”女人想变得主动，掌握权力，拒绝男人企图强加于她的被动性。爱丽丝和她的追随者同样否认男性活动具有价值，她们将肉体置于精神之上，将偶然性置于自由之上，将她们的日常智慧置于大胆创造之上。但“现代”女人接受男性价值，她们自炫以男人一样的方式去思考、行动、工作和创造，她不是竭力贬低他，而是断言她与他是平等的。
在她以具体的行动表现自己的情况下，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该谴责的是男人的狂妄。但他们情有可原的是，女人故意把水搅混。像梅布尔·道奇这样的人以其女性的魅力征服劳伦斯，目的是在精神上控制他；许多女人为了以她们的成功表明她们与男人是可以媲美的，力图从性方面得到男性支持；她们脚踏两只船，既要老式的尊重，也要新式的尊敬，把赌注压在旧魔力和新权利上；可以理解，愤怒的男人要起而自卫，但他也口是心非，他要求女人光明正大地玩牌，却出于不信任和敌意，拒绝给她必不可少的王牌。事实上，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明显，因为女人的存在本身是不透明的；她不是作为一个主体，而是作为一个矛盾地具有主体性的客体，面对男人而挺立的；她把自己既认做b自我/b，又认做b他者/b，这个矛盾会带来令人困惑的后果。当她同时把自己的弱点和长处都当做武器时，这不是深思熟虑的算计，她自发地在强加给她的道路中寻求得救，这是被动性的道路，同时她主动地要求自己的至高地位；也许这种方法“不是正当的”，但这是人们强加给她的矛盾处境所决定的。当男人把她看做一种自由，而她对他却是一个陷阱时，他会感到愤怒；如果他把她作为猎物，奉承她和满足她，他会对她的自主要求感到气愤；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感到被玩弄了，而她也认为自己受到伤害。
只要男人和女人互不承认是同等的人，就是说，只要女性气质如此这般延续下去，不和还要持续。哪个性别最着力于维持女性气质呢？摆脱了女性气质的女人想保持它带来的特权，而男人要求她承担其限制。蒙田说：“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性别更容易。”给以谴责和赞赏是徒劳的。事实上，如果这种恶性循环很难打破，这是因为两性既是对方的又是自身的受害者；两个在各自的纯粹自由中对抗的对手之间，很容易达成协议；尤其这场斗争对双方都无益，就更是如此；但这整件事的复杂性来自这个事实：每一营垒都是其敌人的同谋；女人追逐放弃的梦想，男人追逐异化的梦想；非本真性没有抵偿，每一方指责对方屈从于方便的诱惑而带来不幸；男女互相憎恨对方的是自身的自欺和怯懦导致的明显失败。
我们已经看到，男人起先为什么奴役女人；女性的贬值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但是，它本来可以产生两性的合作；压迫可以这种倾向来解释：生存者通过异化为他压迫的另一方来自我逃避；今日，在每个特殊的人身上，这种倾向又恢复了，绝大多数人都屈服于这种倾向；丈夫在妻子身上，情人在情妇身上，寻找自己石像一样的面目；他在她身上寻找他的阳刚气、至高地位、直接现实的神话。女人说：“我的丈夫从来不去电影院。”男性不确定的见解刻写在永恒的大理石上。但他本身也是他的分身的奴隶，要树立一个始终处于危险境地的形象是多么费力啊！无论如何，这个形象建立在女人任性的自由上，必须不断地使这一形象有利于自己；男人挖空心思要显得像男人、重要和高一等；他在演戏，让别人也对他演戏；他也是咄咄逼人的、不安的；他对女人有敌意，因为他怕女人，他怕女人是因为他怕自己所混同的人物。他要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去清理、升华、改变情结、谈论女人、引诱她们，害怕她们啊！在解放她们的同时也会解放他。但这正是他所害怕的。他执著地欺骗，把女人继续束缚在锁链中。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女人在受骗。克尔恺郭尔说：“做女人多么不幸啊！然而，做女人最糟糕的不幸，说到底，是不了解这是一种不幸。”长期以来，人们尽力掩盖这不幸。例如，取消了监护，给女人“保护人”，保护人具有古代监护人的权力，这是为了女人的利益。不许她工作，让她待在家里，这是让她防范自身，这是保证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以多么富有诗意的纱幕掩盖落在她身上的单调事务：家务、做母亲；人们送给她“女性气质”这种虚假的财富，以交换她的自由。巴尔扎克建议男人一面说服她是女王，一面把她当奴隶，出色地描绘了这种伎俩。许多男人没有这样玩世不恭，竭力说服自己，她确实享有特权。今日有些美国的社会学家认真地传授“low-classgain”，也就是“下层阶级利益”。在法国，人们也常常宣称—尽管方式不那么科学—工人很幸运不必“讲究风度”，流浪汉更是可以身穿破衣烂衫，睡在人行道上，这种乐趣对德·博蒙伯爵和那些可怜的温德尔家族的人是被禁止的。就像那些愉快地挠着虱子咬过的地方的无忧无虑的穷人，就像那些在鞭子抽打下嬉笑着的快乐的黑人，就像那些嘴唇挂着微笑把他们饿死的孩子埋掉的苏塞的阿拉伯人，女人享受着这无可比拟的特权：没有责任感。她没有痛苦，没有负担，没有烦恼，明显地拥有“最好的份额”。令人困惑的是，多少世纪以来，在多少国家中，那些拥有最好份额的人总是以执著的奸诈—也许与原罪有关—对他们的施恩者喊道：太多了！得到你的那一份我就会满足了！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傲慢的男人坚持说：拿着最好的份额吧，拿着！
事实是男人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遇到的合作，多于压迫者在被压迫者身上一般得到的合作；他们自欺地允许自己这样行动，宣称她b愿意接受/b他们强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事实上，她的全部教育都趋于阻挡她走反抗和冒险的道路；整个社会—从她可敬的父母开始—赞美爱情、忠贞、奉献的崇高价值，并向她隐瞒无论情人、丈夫和孩子都不准备忍受的讨厌家务，欺骗了她。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些谎言，因为它们促使她走便捷的斜坡，这是人们对她犯下的最恶毒的罪行。从她童年起，整个一生，人们让她把这种诱惑一切为自己的自由焦虑的生存者的服从当做她的使命，宠溺她，腐蚀她；如果有人让孩子整天玩乐，不给他机会学习，不向他指出学习的用处，促使孩子变得懒惰，待他成年，就不会告诉他，他已经选择了做无能和无知的人，人们就是这样抚养女人，从来也不教导她亲自承担生存的必要性；她便随波逐流，依靠保护、爱情、援助、他人的领导；她让自己受到迷惑，希望能够什么事也不b做/b，便实现自己的存在。她向诱惑让步是做错了，但男人不配指责她，因为是他诱惑她这样做的。当他们之间产生冲突时，每个人都把对方看做要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制造了这种处境：没有教会我推理和谋生……他会指责她接受了这种处境：你一无所知，你没有能耐……两性都采取攻势，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一方的错误并没有使另一方无罪。
使男女发生争斗的无数冲突来源于此：每一方都不承担这种一方提出，而另一方要忍受的处境的后果：“不平等中的平等”这种不确定的概念，一方用来掩盖自己的专制，另一方用来掩盖自己的怯懦，却经不住经验的考察：在他们的交换中，女人要求得到别人向她保证的抽象平等，而男人要求证实他看到的具体不平等。在一切关系中，关于b给予/b和b夺取/b这两个词的模糊性的不确定争论旷日持久就来自于此：她抱怨给予了一切，他抗议她夺取了他的一切。女人必须明白，交换—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法则—是按照给予的商品对购买者，而不是对出售者所具有的价值来进行的。人们说服她，她拥有无限的价值，那是欺骗她；事实上，她对男人来说仅仅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一个伴侣，一份次要的财产；他是她生存的意义和证明；因此，交换不是在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物品之间进行的；这种不对等特别在如下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他们一起度过的时间—看起来是虚假的相同时间—对双方来说价值不同。男人和情人度过的晚上，他也可以用来做一件有利于他的职业生涯的事，拜访朋友们，培养关系，得到消遣；对一个正常地融入社会的男人来说，时间是一种积极的财富：金钱、名誉、快乐。相反，对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女人来说，这是一种她一心想摆脱的负担；一旦她成功地消磨时间，她就获得一种利益：男人在场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男女关系中最明显地使男人感兴趣的是他从中获得性欲的好处，最低限度，他可以满足于和情人正好度过延续他们性行为所需要的时间；但是—除了例外—她期待“打发掉”她不知如何处理的过多的时间，正如只有别人“买走”他的萝卜，他才出售土豆的商人那样，只有情人附加地“花掉”谈话和出门的时间，她才同意献身。如果总体的代价在男人看来还不算太高，平衡就可以建立，这当然取决于欲望的强烈程度和在他看来他牺牲的事务具有的重要性；但如果女人要求—给予—太多的时间，她就变成完全使人讨厌了，如同从河床满溢而出的河流，男人宁可选择什么也没有，也不愿拥有太多。因此，她要节制自己的要求，但往往平衡要以双方的紧张为代价才能实现，她认为男人廉价地“占有”了她；他却认为他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当然，这样陈述有点幽默意味；但是—除了男人想全部占有女人，因而出现嫉妒和排他的激情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会出现在温情、欲望和爱情中；男人总是要利用时间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她却力图摆脱时间；他不认为她贡献给他的时间是一种赠与，而是一种负担。一般说来，他同意忍受这负担，因为他清楚，他属于受惠者一方，他感到“内疚”；如果他真诚一些，他便尝试以慷慨去补偿状况的不平等；然而，他把自己表示怜悯当做一个长处，他在第一次冲突时就把女人看做忘恩负义，他感到气愤：我太好了。她深信她的礼物的高度价值，却感到自己的行为像乞求者，她为此感到屈辱。这就解释了女人时常表现出残忍；她“问心无愧”，因为她处在不利的一边；她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去善待特权阶层，她仅仅想到自卫；如果她有机会对不善于满足她的情人表现出怨恨，她甚至会非常高兴，因为他给得不够，她正是怀着粗野的乐趣从他那里重新夺回一切。于是受伤害的男人发现了他时刻蔑视的关系的总体代价，他准备做出一切许诺，哪怕他要遵守诺言时又重新认为被利用了；他指责情人敲诈他，她则指责他吝啬；双方都受到伤害。这里，要原谅和指责仍然是徒劳的，在不公正之中创造公正是永远办不到的。一个殖民地的官员绝不可能善待土著，一个将军也绝不可能善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既不做殖民者，也不做首领，但一个男人不会不做男人。因此他是不由自主地有罪，并受到他本人没有犯下的过错的压抑；她也不知不觉地成为受害者和泼妇；他有时反抗，选择残酷无情，这时他便成为不公正的同谋犯，错误变得真正是他犯下的；有时他任凭自己让那个提出要求的受害者消灭，吞噬，但他会感到受欺骗；有时他止于妥协，这妥协既贬低了他，又使他不舒服。一个真诚的男人，受这种处境的折磨超过女人受的折磨，在某种意义上，被战胜的一方总是更划算；但如果她也很真诚，不能自立，厌恶以自己的命运去压垮男人，她就要在无法摆脱的困窘中挣扎。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遇到大量这类情况，由于它们取决于无法令人满意的状况而得不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不得不继续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供养他不再爱的女人，感到自己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对把一生都押在他身上的女人置之不顾，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罪恶不是来自个体的堕落—当一方怨恨另一方时，自欺就开始了—它来自这样一种处境：一切个人的行为对此都无能为力。女人是“纠缠不休的”，她们压在别人身上，为此而受苦；这是因为她们有着吮吸外在机体生命的寄生虫的命运；让她们拥有自主的机体，让她们能够同世界斗争，从中获得养料，她们的附属性就会消失，男人的附属性也会消失。无疑，两者都会因此而好得多。
男女平等的世界很容易想象，因为这正是苏联革命所b许诺/b过的世界：和男人一样得到培养和教育的女人，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会得到风俗的承认，而性行为不再被看做要付酬的“服务”；女人会b不得不/b采取别的谋生手段；结婚会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怀孕会是自由的，就是说允许节育和人工流产，反过来，会给予所有母亲和孩子同样的权利，不管婚生还是非婚生；休产假时由集体支付工资，并由集体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并不是说让孩子b脱离/b父母，而是不把孩子b丢弃/b给父母。
改变法律、体制、风俗、舆论和一切社会环境，是否足以让男女真正一样平等呢？怀疑论者说：“女人将总是女人。”另一些有洞察力的人预言，女人被剥夺了女性气质之后，不会成功地变成男人，而会变成魔鬼。这等于承认，今日的女人是大自然的创造；还应该再一次重复，在人类群体中，没有什么是自然而然就有的，比如，女人只是文明的产物；他人对她的命运的干预从开始就有，如果这种行动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它就会达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女人既不是由她的激素，也不是由神秘的本能决定的，而是由她通过外在意识把握她的身体、她和世界的关系的方式决定的；把少女和少男分隔开的鸿沟，从他们幼年开始就以共同商定的方式挖掘出来了；随后，人们无法阻止女人成为她b原先被造就/b的样子，她始终将这过去拖在身后；如果人们衡量一下得失，就会清楚地明白，她的命运不是永远确定的。无疑，不应该相信，改变女人的经济状况就足以使她改变，这个因素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她的演变头等重要的因素；但只要它没有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后果，只要它仍在预示和要求，新型女人就不会出现；眼下，这些后果在任何地方，在苏联、法国或者美国都没有实现；因此，今日的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她往往以化装成男人的“真正女人”的面目出现，在女人的肉体和男人的衣服中她都感到局促。她必须脱胎换骨，为自己剪裁新衣服。她只有依靠群体的演变才能达到这一步。任何孤立的教育家今日都无法创造一个正好与“雄性人”相对的“雌性人”，少女作为男孩来培养，会感到自己异乎寻常，她由此经历一种新的分类。司汤达很懂得这一点，他说：“必须一下子种植一座森林。”相反，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在其中具体实现了性别平等，这种平等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会重新得到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