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肉体世界和“诗意”世界的双重附属，确定了女人多少明确地依附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竭力混淆生命与超越性；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儿主义和一切从属于它的学说；她在一种近似于斯多葛学派或者十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哲学中自得其乐，女人以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为首，依附于一种既是如此唯物的又是如此唯灵的哲学，十分平常。女人在社会方面信奉善恶二元论，深感需要在本体论上成为乐观主义者，行动的道德对她不合适，因为她被禁止行动；她要忍受既定，因此必须让既定是b善/b；但一个b善/b，像斯宾诺莎通过理性所认识到的善那样，或者像莱布尼兹通过计算认识到的善那样，不会使她感兴趣。她要求这样一种善，它是一种活跃的b和谐/b，她只要活着就置身于其中。和谐的概念是开启女性世界的钥匙之一，它意味着固定的完美，意味着可以直接证明从整体出发每个成分存在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它对整体的被动参与。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女人就这样达到男人在行动中寻求的东西，她影响世界，为世界所需要，她有助于b善/b的胜利。女人看做启示的时刻，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们在其中发现自己与平静地依附在自身之上的现实相一致，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全部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给予她们女主人公的闪光幸福的时刻。那种自由雀跃的快乐是留给男人的，女人所经历的是一种充满快意的充实印象。可以理解，普通的平静状态，在她看来，可以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她通常生活在拒绝、指责、要求的紧张状态中，人们不会责备她享受美好的下午或者傍晚的温馨。但是，在其中寻找世界的隐蔽心灵的真正定义，是一种诱饵。b善/b不b在/b那里，世界不是和谐，任何个体都没有必然的位置。
有一种辩解、一种最高的报偿是社会一向竭力给予女人的，这就是宗教。女人必须有宗教，就像老百姓必须有宗教那样，理由完全一样：当人们判定一种性别、一个阶级是内在性时，就必须给以超越性的幻象。男人通过一个b天主/b让人接受他创造的法规，有很大好处，特别是，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最高权威，这个权威由最高存在赋予就是适宜的。例如，在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那里，男人通过神权成为主人，对天主的恐惧在受压迫者身上窒息了一切反抗的念头。人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轻信上。女人在男性世界面前采取一种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天国的天主在她看来，和内阁大臣一样遥不可及，创世的神秘酷似发电站的神秘。但尤其是，如果她非常乐意信奉宗教，这是因为宗教能满足深层的需要。现代文明—甚至在女人身上—承认自由，在现代文明中，宗教看上去远不是一个压迫工具，而像一个欺骗工具。人们较少要求女人以天主的名义接受她的低劣地位，而是依仗天主自认为与至高无上的男性平起平坐；人们认为克服了不公正，便取消了反抗的企图本身。女人的超越性不再被剥夺，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天主；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被衡量，而不是根据它们在人间的成就来决定；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看，人间只有事务，擦皮鞋或造桥，都是同样的虚荣；性别平等越过社会歧视，重新建立。因此，小姑娘和少女远比她们的兄弟更加热忱地投入信仰；超越男孩的超越性的天主，其注视使他感到羞辱，在这种强有力的监护下，他永远是一个孩子，这比起受到他父亲的生存威胁来说是更彻底的阉割。而“永恒的孩子”在这种把她变形为天使的姐妹的注视中，得到拯救，它取消了阴茎的特权。真诚的信仰大大帮助女孩避免自卑情结，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天主的创造物。因此，人们在很多重要的圣女身上，找到完全是男性的坚定：圣布里吉特、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傲慢地宣称要指导世人；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凯瑟琳甚至很严厉地领导她的神修导师；贞德、圣德肋撒以任何男人无法超越的无畏，走她们自己的路。教会保证让天主决不允许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它专门将这些可怕的武器重新交到男人手中：拒绝赦免、革出教门；贞德执著于见到的神迹，被活活烧死。女人虽然根据天主的意愿屈服于男人的法律，却在天主身上找到反抗男人的坚实支援。男人的逻辑被神秘教义所否定，男性的骄傲变成罪恶，他们的激动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有罪，为什么重新塑造这个天主本人创造的世界呢？女人注定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了。她在火炉旁数着念珠，知道自己比丈夫更接近天国，他忙于参加政治集会。不需要b做/b任何事来拯救她的灵魂，只消顺从地b活着/b就够了。生命和精神交相融汇，母亲不仅仅生出一个肉体，她也将一个灵魂献给天主，这是比穿透原子微小的秘密更高得多的作品。女人得到天父的合作，可以用她女性的荣耀大声反抗男人。
天主不仅这样重建一般女性的尊严，而且每个女人在看不见的天神那里找到特殊的支持；作为人，她没有多大分量；但一旦她以神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意愿便变得神圣了。居伊昂夫人说，她从一个修女生病学会“什么是通过圣子来领导以及通过同一个圣子来服从”；女信徒就是这样在卑微的服从中掩盖她的权威；她抚养她的孩子们，领导一个修道院，组织一个慈善团体，只是超自然力手中一个顺从的工具；人们不服从她，便不得不冒犯天主本身。诚然，男人也不会轻视这种支持；但是，当他们面对也可能同样要求支持的其他男人时，这种支持便不太可靠了，冲突最终要在人的层面解决。女人祈求神的意愿，在那些已经自然地从属于它的人眼中充分证实它的权威，也在自己眼中证实这种权威。如果这种合作对她非常有用，这是因为她特别关注同自身的关系—甚至当这种关系涉及他人的时候，上天的沉默只在内心的争论中才能具有法律的力量。事实上，女人以宗教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是性欲冷淡、受虐狂还是虐待狂，她放弃肉体，扮演受害者，在自己周围扼杀一切生命冲动，为的是变得神圣；她自残和毁灭自己，以获得在上帝选民中的地位；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时，她剥夺了他们的人间幸福，为他们在天堂里准备了一个优越的位置；讲述科尔托纳的玛格丽特虔诚信教故事的传记中写道，“为了惩罚自己犯了罪”，她曾虐待她因错误生下的孩子；她只有在让路过的所有乞丐吃饱以后，才让孩子吃饭；我们已经看到过，对不希望怀上的孩子的仇恨是常见的，这是能够以合乎道德的狂热表示仇恨的好机会。从她那方面来说，不守妇道的女人很容易和天主安排停当；确信明天会赦免罪孽，往往帮助虔诚的女人克服顾忌。不管她选择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屈辱，盼望得救的念头鼓励她沉湎于这种自己最喜欢的快乐：关注自己；她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观察自己肉体的颤动，因她的肉体得到天恩而得到辩解，正如怀孕的女人因她的果实而得到辩解。她不仅以平和的警觉观察自己，而且向精神导师叙述自己的状况；从前，她甚至可以享受公开忏悔的陶醉。有人叙述，玛格丽特b为了惩罚自己的虚荣举动/b，上到她家的晒台，像一个分娩的女人那样开始大声叫喊：“起来吧，科尔托纳的居民们，起来吧，点上蜡烛和灯笼，出来听听女罪人的诉说吧！”她列举自己的所有罪行，向群星历数自己的不幸。她通过这大声嚷嚷的羞辱，满足了表现癖的需要，在自恋女人身上可以找到非常多这类表现癖的例子。宗教允许女人自我满足，它给她梦寐以求的向导、神父、情人、监护神，它培育她的幻想，它占据她的空闲时间。但尤其是它确认了世界秩序，通过带来在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给忍辱负重以理由。因此，女人今日仍然是教会手中一张非常强有力的王牌；也因此，教会十分敌视一切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女人需要宗教，为了延续宗教，必须有女人，有“真正的女人”。
可以看到，女人的总体“特征”：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兴趣、她的品行，可以通过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有超越性，就是不让她具有最崇高的人类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超脱、发明和创造力；但在男性身上，这些品质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商人、办事员像女人一样，注定要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只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她下厨、洗涤、持家、抚养孩子，比屈从于禁忌的男人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整天要服从上级，穿活硬领，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她可以在房间里穿着晨衣走来走去，唱歌，和女邻居说笑；她随意行动，冒小小的风险，竭力有效地达到某些结果。她远比丈夫更少生活在俗套和表象中。像卡夫卡所描写的这个官僚世界，这个充满繁文缛节、荒谬的动作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本质上是男性世界；女人更加接触到现实；男人做账，或者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时，只抓住抽象的东西；在摇篮里吃饱的孩子，白色的衣物，烤肉，是更可触摸的财产；但正是因为在具体追逐这些目标时，她感到它们的偶然性—相应地感到她自己的偶然性—她通常并不在它们当中异化，她仍然是无拘束的。男人的事业既是计划，也是逃避，他被自己的职业和角色所吞噬，他乐意显得重要和严肃；她否定男性的逻辑和道德，不落入这些陷阱中，司汤达正是在这方面如此赞赏女人；她在自尊中并不逃避自己状况的矛盾，她不躲在人类尊严的面具后面，她以更多的真诚发现自己不受约束的思想、她的激动、她的自发反应。因此，一旦她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她的主人合法的另一半的名义讲话，她的谈话远远不像她的丈夫那样令人厌烦；他滔滔不绝讲述所谓的一般观念，即能在报纸或专门著作中找到的词句和用语；她则运用有限但具体的经验。有名的“女性敏感”有虚构和做戏的成分，但事实是，女人比男人更加专注于自身和世界。在性生活方面，她生活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作为补偿，她有着对“美好事物”的兴趣，这可能产生矫揉造作，但也能产生细腻的情感；因为她的领域是受限制的，她获得的东西对她就显得宝贵，她既不把这些东西封闭在概念中，也不封闭在计划中，她揭示出它们的丰富性；她的逃避愿望通过她对节庆的兴趣表现出来，她欣喜于一束花、一块点心、一桌丰盛的菜的无偿性，她乐意把自己的空闲变成慷慨的奉献；她喜欢说笑、唱歌、首饰、小玩意儿，也准备好接受她周围一切令人激动的东西：街景、天空的景致；邀请和出行给她打开新的视野；男人常常拒绝参加这些乐事；当他走进家里，快乐的声音便沉寂下来，家中的女人们摆出他所期待的无聊和端庄的神态。女人从孤独和隔绝中抽取出她的生活特殊性的意义，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她对此比男人有更深切的体验；她关心自己的心灵、肉体、精神冒险，因为她知道，她在人间只有这唯一的命运；也由于她是被动的，她要忍受淹没她的现实，所以其方式比专注于抱负和职业的人更加热情和动人；她有闲暇和兴趣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受，得出其中的意义。当她的想象不迷失在徒劳的梦想里时，她变得有同情心，她力图从特殊性中理解他人，并在自身重新创造出这个人；她对于丈夫或情人能够真正视为同一，她以他无法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思虑变成自己的。她焦虑地关注全世界；她觉得世界就像一个谜，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可能是一个答案；她贪婪地追问。当她衰老时，她绝望的等待变成了讽刺和往往耐人寻味的玩世不恭；她拒绝男性的欺骗，看到男性建造的雄伟建筑偶然的、荒谬的、无根据的背面。她的从属性让她无法漠不关心；但她有时从强加给她的忠诚中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为丈夫、情人、孩子献身，不再想到自己，她整个儿是奉献、赠与。由于她不适应男人的社会，时常不得不亲自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她可以不满足于现成的方法和陈词滥调；如果她真诚，她身上会有比她丈夫的深刻自信更加接近本真性的不安。
但她只有在拒绝被男性欺骗的条件下，才对他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中，女人热心地成为她们主人的同谋，因为她们坚持利用他们向她们保证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大资产阶级、贵族女人总是比她们的丈夫更加执著地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她们毫不犹豫地把作为人的自主彻底牺牲给他们；她们扼杀自己身上的一切思想、一切判断力、一切自发冲动；她们鹦鹉学舌般重复被认可的见解，把自身混同于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理想；在她们心中，甚至在她们脸上，一切真诚都泯灭了。家庭主妇在她的劳动中，在照顾孩子中重新找到一种独立，她从中汲取有限的但却是具体的经验，“被伺候”的女人对世界再也没有任何控制力，她生活在梦想、抽象和空虚中。她不知道自己标榜的思想的影响；她说出的字句在她口中失去了一切意义；金融家、实业家，甚至将军，承受着疲劳和忧思，他们要冒险；他们以非法交易获取他们的特权，但至少他们付出了人格代价；他们的妻子获得了利益，却什么也没有给予，什么事也没做；而且她们更加盲目地相信她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她们自命不凡的狂妄，她们彻底的无能，她们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可取的人。
因此，谈论一般的“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可以理解，试图决定女人是否高于、低于或者等于男人的一切比较，都是劳而无功的，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处境，很明显，男人的处境无限地优越，就是说，男人有更多的具体可能性将自由投入到世界中；由此必然得出，男人的成就远胜过女人的成就，女人几乎被禁止b做/b任何事。然而比较男女在各自范围内怎样运用他们的自由，先验地是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都恰好是自由地运用自由。各种形式的自欺陷阱和欺骗，都同样地窥伺着男人和女人；两者的自由都是完整的。正是由于自由在女人身上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所以它只能在反抗中本真地承受，这是向没有可能建造任何东西的人打开的唯一道路；他们必须不接受处境的限制，竭力开辟未来之路；逆来顺受只是放弃和逃遁；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己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但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大量女人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她们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我们在自恋的女人、恋爱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身上看到的，正是受禁闭的女人为了把她的牢狱变成荣耀的天堂，把奴役变成崇高自由做出的最后努力—有时是可笑的，常常是动人的努力。
franzmesmer（1734—1815），德国医生，提出“动物磁气说”，为运用催眠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先驱。
参阅让－保罗·萨特《脏手》：“贺德雷：你明白，她们是固执的，她们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她们相信这些思想，就像相信天主。是我们在制造思想，我们了解思想是怎样编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确信有理。”—原注
georgesernest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
“当将军经过时，民众尤其由妇女和孩子组成。”（关于1948年在萨瓦巡视的新闻报道）“人们为将军的讲话喝彩，妇女的热情尤其引人注目。人们注意到某些女人从头到尾表现出着迷，几乎看重每一句话，情绪激昂地大声喝彩，面孔变得绯红。”（1947年4月11日《窥伺报》）—原注
josipbroztito（1892—1980），南斯拉夫革命家、政治家，1953年当选南斯拉夫第一任总统。
41899—1902年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
参阅纪德《日记》：“克瑞乌萨或者罗得的妻子：一个停留，另一个朝后看，这是一种停留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激情呼喊更响亮的了：
菲德拉同你一起下到迷宫中，
要么迷路，要么会和你重逢。
但激情使她看不清；事实上，走了几步以后她会坐下，或者她想朝后走—或者终于让人载走。”—原注
一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妇女的态度正是这样深刻地改变了，特别是在最近北部矿区罢工期间，她们表现出和男人一样的激情和毅力，同他们并肩游行和斗争。—原注
alfred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富商之子，被诬陷通敌、出卖情报。此冤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分出反德雷福斯派（右翼）和德雷福斯派。后来左拉等知名人士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直至1906年，此案才得到平反。
参阅阿尔布瓦克斯《自杀的原因》。—原注
于勒·拉福格：“所有这些神态娇弱，由于过去做奴隶积累而成的假正经的女人，没有别的得救的武器和谋生手段，除了这种不知不觉的、等待时机到来的、勾引人的神情。”—原注
在一大堆著述中，我要举出梅布尔·道奇的这段话，其中有关世界的总体看法的一段不是很明确，但有清楚的暗示：“这是一个平静的秋日，一切都是金色和红色的。弗丽达和我在挑选果实，我们席地而坐，我们周围摞着一堆堆红苹果。我们停了一会儿。阳光和富饶的大地使我们暖洋洋的，熏香了我们，苹果是充实、和平与富足的活生生的标志。大地的汁液满溢而出，也流在我们的血管里，我们感到快乐、不可制服、像果园一样硕果累累。一时之间，我们共同沉浸在这种感情中，女人有时就会感到这种完美和完全自足的感情，它来自我们体力充沛的、令人高兴的健康。”—原注
saintbridgetofsweden（约1303—1373），瑞典修女，布里吉特修会创立人和神秘主义者。
jeanne-mariedelamotte-guyon（1648—1717），法国神秘主义者，1676年成为寡妇后，宣扬神秘主义，曾被捕入狱，著有《精神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