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情况下，祖母能克服她的敌意；有时，她执著地认为婴儿只是她儿子的孩子，她以专横的态度去爱孩子；但一般说来，年轻的母亲、外祖母都要求照管这个孩子；祖母出于嫉妒，对婴儿有一种模糊的爱或者把敌意隐藏在焦虑的面目之下。
母亲对长大的女儿的态度是矛盾的：她在儿子身上寻找的是一个天神；她在女儿身上找到的是一个分身。“分身”是一个模糊的人，它杀死生出它的人，正如在爱伦·坡的故事、在《道林·格雷的画像》、在马塞尔·施沃布叙述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样。因此，长大成人的姑娘将她的母亲判处了死刑，然而她允许母亲活下去。按照母亲在她的孩子发育期间看到的是毁灭还是复活的前途，她的行为有很大不同。
许多母亲死硬地保持敌意；她们不接受被欠自己一条命的忘恩负义的女人来代替；人们常常强调爱打扮的女子对揭露她的矫揉造作的花季少女的嫉妒，把一切女人都看成竞争者的女人，甚至把自己的孩子也当做竞争者来憎恨；她远离女儿，或者把女儿禁闭起来，或者设法不让女儿有机会。认为自己作为b妻子/b和b母亲/b独一无二、堪称典范，因而感到荣耀的女人，仍然坚决拒绝受到废黜；她继续断定，她的女儿只不过是一个孩子，把女儿所做的事视为儿戏；她太年轻，不能结婚，太娇弱，不能生育；如果她执著地想要一个丈夫、一个家庭和孩子，这仅仅是故作姿态；母亲不厌其烦地批评、嘲笑或者预言不幸。如果可以的话，她会把女儿判定处在永恒的童年阶段；否则，她会竭力毁掉女儿企图窃取的成人生活。我们已经看到，她往往会成功，许多年轻女人由于这种不利的影响，始终不育或流产，不能哺乳，不能抚育孩子，或不能管理家务。夫妇生活变得不可能。她们是不幸的，孤独的，在母亲威严的怀抱里找到藏身之地。如果她们抗拒母亲，两者就会出现持续冲突，受伤害的母亲会将女儿蛮横无理的独立在她身上产生的大部分愤怒发泄在女婿身上。
狂热地等同于女儿的母亲，仍然是专横跋扈的；她希望拥有成熟的经验，重新开始一次青春，她通过摆脱过去来挽救过去；她会为自己选择一个女婿，这个女婿符合她不曾有过的梦想的丈夫的模样；她卖弄风情，十分温柔，设想他在心中的某个区域娶的是她；通过她的女儿，她会满足自己以往富有、成功、获得荣耀的愿望；人们常常描绘那些狂热地“促使”女儿走上卖俏、电影或者戏剧道路的女人；她们以监督女儿为借口，将女儿的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人给我举出一些女人的例子，她们甚至把女儿的追求者带到自己床上。但少女很少会长期忍受这种监护，一旦她找到一个丈夫或者一个认真的保护人，就会反抗。开始喜欢女婿的岳母于是对他变得敌视；她哀叹人性的忘恩负义，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轮到她变成一个有敌意的母亲。许多女人预见到这些失望，当孩子长大时，她们在冷漠中故作高傲，但她们很少从中得到乐趣。一个母亲必须将慷慨与超脱做出罕见的结合，才能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获得充实的感受，而不会成为暴君，也不会作为刽子手去改变他们。
外祖母对孙辈的感情延续了她对女儿的感情，她往往把敌意转到他们身上。很多女人不仅出于对舆论的考虑，强迫她们受诱惑的女儿人工流产，放弃孩子，使之消失，她们万般不愿让她做母亲，她们固执地想独自掌握这个特权。甚至对合法的母亲，她们也乐意建议她不要孩子，不要给孩子哺乳，远离孩子。她们会冷漠地否认这个粗鄙的小生命，或者不断地一心要斥责孩子，惩罚孩子，甚至虐待孩子。相反，把自己等同于女儿的母亲，常常比年轻女人更加迫切地迎接第三代。年轻女人由于陌生的小家伙到来而感到张皇失措，外祖母却重温这种心情，她穿越时光倒退二十年，重新变成一个年轻产妇；很久以来她的孩子们不再给她的占有和支配的所有快乐又回到她身上，绝经时她放弃做母亲的一切愿望，又奇迹般得到满足；真正的母亲是她，她作为权威负责照料婴儿，如果让她去管婴儿，她会热烈地献身于孩子。对她来说，不幸的是年轻女人坚持要确认她的权利，外祖母只允许起到以前她的女性长辈在她身边所起的助手作用，她感到自己被废黜了，再说，必须重视她的亲家母，她自然会嫉妒后者。怨恨往往败坏她对孩子自发的爱。人们时常在外祖母身上注意到的焦虑反映出她们感情的矛盾，她们只在婴儿属于她们的情况下才喜欢，她们也因为孩子是个小陌生人而感到敌意，她们对这种敌意感到羞愧。然而，如果外祖母放弃完全占有第三代，她会对他们保留热烈的爱，她会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守护天使的特殊作用，她既不认为自己有权利，也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而是以纯粹的慷慨去爱他们；她不通过他们怀抱自恋的梦想，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不会要他们为了一个她见不到的未来而牺牲，她所珍爱的是这些有血有肉的小家伙，他们如今处在偶然性和无偿性中；她不是一个教育家；她不体现抽象的正义和法律。有时她和女儿女婿发生冲突就来源于此。
有时，女人没有后代，或者对后代不关心；由于缺乏同子女或者孙辈的自然联系，她有时力图人为地创造对应的联系。她向年轻人提供一种母爱的温情。不论她的爱是不是柏拉图式的，她宣称“像爱儿子一样”爱她年轻的被保护人，并不是出于虚伪。一个母亲的感情反过来有爱情的成分。不错，德·华伦夫人的仿效者乐于慷慨地满足、帮助、塑造一个男人，她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超越自身的存在的源泉、必要条件和基础；她们让自己成为母亲，在这种面目下而不是在情妇的面目下从情人处寻找自我。有母爱的女人往往收养女孩，她们的关系多少具有性爱的形式，但不管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她们在被保护的女孩身上寻找的东西，就是自己奇迹般变年轻的分身。女演员、女舞蹈家、女歌唱家变成教师，她们培养学生；女知识分子—比如在科隆比埃的孤独中的德·沙里埃尔夫人—向自己的弟子们灌输思想；虔诚的女人将信教的女孩聚集在自己周围；风流女人变成鸨母。她们以如此的热忱去发展新信徒，绝不是出于兴趣，她们是热烈地力图再现自身。她们暴虐的慷慨，几乎产生与由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母女之间同样的冲突。她们也有可能收养孙辈小孩，姨婆、教母乐意起到与外祖母相同的作用。但无论如何，女人在她的后代—有血缘关系或收养的—中很少找到为晚年辩护的理由，她无法把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个的事业变为自己的事业。她要么执著地努力要并吞这个事业，在使她失望和毁掉她的斗争和悲剧中消耗殆尽，要么忍受有节制的参与。这是最普通的情况。母亲衰老了，祖母、外祖母压抑她们的支配欲，她们隐藏起自己的怨恨，她们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们愿意给予她们的东西。但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帮助。她们面对未来的荒漠无所事事，忍受着孤独、悔恨和烦恼。
我们在这里便触及老年妇女令人伤心的悲剧：她知道自己无用了。资产阶级女子在整个一生中时常要解决这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如何消磨时间？一旦孩子们长大，丈夫功成名就，或者至少安居乐业，日子没完没了地烦得要命。“女红”被创造出来，是为了掩盖这种可怕的百无聊赖；手在刺绣、编织、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工作，因为生产的对象不是要达到的目的；它不太重要，往往要知道有何用处才是一个问题，送给一个女友、一个慈善组织，摆满壁炉台和独脚小圆桌，就算摆脱了它；这也不是虽然无用却找到纯粹的生存乐趣的游戏；这勉强是一个借口，因为精神仍然是空虚的，这是荒唐的消遣，正如帕斯卡所描绘的；女人用织针或钩针，愁闷地织出度日的虚无。水彩画、音乐、阅读，正好起同样的作用；无所事事的女人沉迷于此，并不想扩展她对世界的控制，而仅仅是力图消愁解闷；不能打开未来的活动，要回落到内在性的空幻中；闲得无聊的女人开始看一本书，又把书扔掉，打开钢琴琴盖，又把琴盖关上，再回到刺绣中，打着呵欠，最后拿起了电话。事实上，她正是最乐意求助于上流社会；她出门拜访，极为重视—像达洛卫夫人那样—她的招待会；她参加所有的婚礼、所有的葬礼；她由于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沉浸在他人的存在中；她从卖弄风情的女人变为教母，她观察，她评论；她通过在自己周围散布批评与建议，弥补她的无所事事。她以自己的经验为并没有要求她提供经验的所有人服务。如果她有办法，她就主持一个沙龙；她希望由此可以把别人的事业和成功据为己有；众所周知，德芳侯爵夫人、韦尔杜兰夫人多么专制地治理她们的臣民。成为一个魅力中心、一个思想的交会处、一个启迪者，创造一个“环境”，这已经是一种行动的替代。干预世界进程有更直接的其他方式。在法国，存在一些“慈善机构”和“协会”，但尤其在美国，女人聚集在俱乐部里，她们在里面打桥牌，颁发文学奖，思考如何改良社会。标志新旧大陆大部分这类组织特点的是，它们自身就是自己的存在理由，她们企图追逐的目的只给她们用做借口。事情正像在卡夫卡的寓言中所发生的那样，没有人操心要建造通天塔；在理想场地周围，建造起一个巨大的居民点，它在自我管理、自我扩大、解决内部纠纷中耗尽所有的力量。因此，做慈善事业的太太们在组织自己的机构中度过大部分时间；她们选举一个领导机构，讨论章程，互相争执，与竞争的协会争夺威信，不应该挖走b她们的/b穷人、b她们的/b病人、b她们的/b伤员、b她们的/b孤儿；她们宁愿让他们死掉，也不肯让给她们的姐妹机构。她们远远不希望建立一个消除非正义和腐败，使她们的献身变得无用的制度。她们给战争和饥馑祝福，因为这能使她们变成人类的施恩者。很清楚，在她们看来，羊毛风雪帽和包裹不是给士兵和饥寒交迫的人，而是这些人是专门生出来为了收到编织品和包裹的。
尽管如此，这类团体中有些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在美国，受尊敬的“妈妈们”影响很大；寄生生活给她们提供的闲暇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由此也说明寄生生活的有害性。菲利普·怀利在谈到美国的“妈妈们”时说：“她们对医学、艺术、科学、宗教、法律、健康、卫生……一无所知，作为无数这类组织之一的成员，很少关心她所做的事，对她来说，只消这是b某件事/b。”她们的努力并没有融合到一个严密的、有建设性的计划中，没有指向客体目标，只趋向于迫切地表现她们的兴趣、她们的偏见，或者为她们的利益服务。比如在文化方面，她们起着巨大的作用，正是她们消费了最多的书，但她们阅读就像独自玩牌戏；文学只有对有人生计划的个体，帮助他们超越自身，开拓更广阔的视界时，才具有意义，获得尊严；文学必须融合到人类超越性的活动中；相反，女人吞下书籍和艺术品，把它们淹没在她的内在性中；油画变成小摆设，音乐老是一个调，小说像针织的沙发靠头巾一样，是无用的梦幻。正是美国女人要为畅销书的贬值负责，畅销书不仅是为了取悦读者，而且是为了取悦无所事事、一心要逃避生活的女人。至于她们的全部活动，菲利普·怀利这样界定：
她们使政治家恐惧，直至迫使他们唉声叹气地顺从，而且还使牧师恐惧；她们使银行总裁心烦意乱，使学校校长无地自容。“妈妈们”有五花八门的组织，这些组织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她们的亲属卑劣地屈从她们的自私欲望……如果可能的话，她们要把年轻妓女赶出城市和各州……她们做出安排，要让公共汽车行驶路线让她们方便，而不是让劳动者方便……她们举办花费惊人的商品展览会和慈善集会，再把产品送给看门人，让他们买啤酒，以便次日早上治疗委员会的成员因饮酒过度感到的头痛……俱乐部给“妈妈们”提供插手别人事务的无数机会。
在这篇攻击性的讽刺言论中，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上年纪的太太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任何技术性的领域内都不是专家，对社会没有任何具体的控制，她们不知道行动产生的问题，她们不能起草任何有建设性的纲领。她们的道德是抽象的，形式的，像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她们发出禁令，而不是力图发现进步之路；她们并不想积极地创造新处境，她们抨击现存的东西，为的是消除罪恶；这就解释了为何她们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某种东西：反对酗酒、卖淫、色情书刊；她们不明白，纯粹消极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正像在美国禁酒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在法国玛尔特·里夏尔提议通过的关闭妓院法令也遭到失败。只要女人仍然是寄生者，她就不能有效地参与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
尽管如此，有时，有些全力以赴地投入某项事业的女人，确实起到了作用；于是，她们不再仅仅忙着做事，她们直指目的；她们作为自主的生产者，摆脱了我们在这里考察的寄生状况，但这种改变很少见。大部分女人在她们的私人或公开活动中，不是要达到一个结果，而是要采取一种做事方式，做事只是为了消磨时间，那是空忙。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就受累于此；她们已经生活了大半辈子，却同生活还没有展开的青少年经历着同样的迷惘；在这两种人周围，没有什么吸引着他们，这是一片荒漠；面对一切行动，他们喃喃地说：何必做呢？但青少年无可奈何地被带往人的生存，这种生存向他揭示责任、目标、价值；他被投到世界中，他下定决心，投入行动。如果有人向老年女人建议，重新走向未来，她会悲哀地回答：为时已晚。并非她今后时间有限，女人很早退休，而是她缺少冲劲、信心、希望、愤怒，这些情感能让她发现周围的新目标。她躲进常规，这总是她的命运；她把重复变成一种方法，她投入家务的嗜好中；她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虔诚中；她像德·沙里埃尔夫人那样高傲地信奉禁欲主义。她变得冷漠无情、无动于衷和自私。
一般说来，当上年纪的女人放弃斗争，濒临死亡使她摆脱了未来的焦虑，已近风烛残年时，她找到了宁静。她的丈夫往往比她更老，她带着平静的得意看到他体衰力弱，这是她的报复；如果他先死，她会轻松地服丧；多少次人们注意到，男人晚年成为鳏夫要更为难受，他们比女人从婚姻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尤其是在晚年；因为那时世界集中在家庭的范围内；眼下的日子不再向未来满溢而出，是她保证家庭单调的节奏，治理着家；当男人失去社会职能时，他便变得完全无用；女人至少保有家庭的领导权；她对丈夫是必不可少的，而他却令人讨厌。女人从独立中取得骄傲；她们终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世界；她们意识到一生受到愚弄和欺骗；她们清醒过来，不再轻信，往往饶有兴味地开始玩世不恭。特别是，“饱经风霜”的女人具有任何人所没有的对男人的了解，因为她不是看到他们的公开面目，而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在私下显露出来的偶然性的个体；她也了解女人，她们只向其他女人自发地显露自己，她了解幕后的情况。如果她的经验允许她揭穿骗局和谎言，这经验却不足以向她揭示真理。老年女人的智慧无论是逗笑的还是辛辣的，仍然是完全消极的，它是抗议、指责、拒绝，它是贫瘠的。在她的思想和行动中，寄生女人所能经历的自由的最高形式，就是斯多葛主义的挑战或者怀疑论的讽刺。在她一生的任何年龄，她都做不到既是工作效率高的，又是独立的。
参阅卷1第一章。—原注
barbarajulianevonkrüdener（1764—1824），俄国作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思想录》和自传体小说《瓦雷丽》等。
chéri，柯莱特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cannivet，一种餐刀。
1925年8月，北部省的一个资产阶级女子勒菲弗尔太太，六十岁，与丈夫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坐汽车旅行时杀死了已怀孕六个月的儿媳妇，当时她的儿子在开车。她被判处死缓，在一个禁闭所里结束了生命，她在里面没有表示丝毫的后悔；当她“像锄草和拣掉坏种子一样，像杀死一头野兽一样”杀死儿媳妇时，她认为受到天主的赞许。她对这种野蛮行为给出的唯一证词是，年轻女人有一天对她说：“你现在有了我，因此，现在必须重视我。”她疑心儿媳妇怀孕以后，买了一把手枪，说是用来防备盗贼。绝经后，她绝望地抱着要做母亲的念头，十二年来，她幻想自己怀了孕，并因此感到不适。—原注
《城徽》。—原注
见《毒蛇的一代》。—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