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婚姻与卖淫有直接的关联。摩尔根说：“娼妓制度就像落在家庭之上的阴影一样，伴随着人类，直至文明时代。”男人出于谨慎，让妻子恪守贞洁，但他不以强加给她的这种制度为满足。蒙田赞赏波斯诸王的智慧，叙述道：
波斯诸王让他们的妻子陪伴他们举行盛宴，但是当酒使他们热血沸腾，并使他们完全放纵情欲时，他们把她们打发回内室，不让她们参与他们不可抑制的欲望，并让别的女人代替她们，他们对这些女人根本没有尊重的义务。
教父认为，为了保证宫殿的卫生，必须有阴沟。曼德维尔在一部声誉很高的著作中说：“显而易见，存在牺牲一部分女人，以保存另一部分女人，并预防一种更加令人厌恶的肮脏的必要性。”美国奴隶制拥护者的论据之一是，南方白人如果摆脱了奴役工作，就可以在他们之间保持最民主、最高雅的关系；同样，“失足姑娘”这一阶层的存在，使人以带着骑士风度的尊敬去对待“正派女人”。妓女是替罪羊，男人释放自己的卑劣欲望，发泄在她身上，然后否认她。不管她受到警察的监督享有合法地位，还是暗地里操皮肉生涯，无论如何她被当做贱民。
从经济角度看，她的处境和已婚女人的处境是对称的。马罗说：“在靠卖淫出卖自身的女人和通过婚姻出卖自身的女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价格和契约的期限。”对两者来说，性行为都是一种服务，后者只有一个男人定为终身，前者有好几个顾客按次数付酬。后者由一个男性保护，对付其他所有男性，而前者由所有男性保护，不让任何一个男性施行暴虐。无论如何，她们从献身中获得的利益，受到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得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夫妻责任”不是一种恩惠，而是履行一项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是特殊的，而是特定的，可以在无论哪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得到满足。无论妻子还是妓女，只有在她们对男人有特殊影响力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利用他。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受到压迫，而作为人受到尊敬，这种尊敬当真开始反对压迫。而妓女没有人的权利，在她身上集中了女性奴隶处境的所有形式。
要寻思是什么原因驱使女人卖淫，那是幼稚的；今日人们不再相信龙布罗索的理论，他将妓女和罪犯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退化的人；就像统计学家所断定的那样，有可能妓女的智力水平一般略低于常人，有些妓女干脆是低能的，智力迟钝的女人乐意选择不需要任何专门技能的职业；但是，大部分妓女是正常人，有些妓女很聪明。没有任何遗传的命运、任何生理缺陷压在她身上。事实上，在贫困和失业肆虐的世界上，一旦开放了一门职业，便会有人接受；卖淫会像警察一样长期存在下去，有警察就会有妓女。尤其这种职业一般比其他许多职业收益多。惊讶于这种供应由男人的要求引起，是虚伪的，这是一种基本的和普遍的经济过程。帕朗—杜沙特莱在一八五七年的调查中写道：“在所有的卖淫原因中，任何一种都不如缺乏工作和工资不足不可避免的后果—贫困更起作用。”具有正统观念的道德家讥笑地回答，关于妓女的悲惨故事是迎合天真顾客的小说。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妓女可以通过别的方法谋生，但如果她觉得自己选择的职业不是最坏的，这并不能证明她天生有恶习；还不如谴责社会，因为在这个社会中，这种职业在许多女人看来不是最令人讨厌的职业之一。有人问：她为什么选择了这门职业？其实应该问：她为什么不会选择这门职业？其中，人们注意到，大部分妓女当过女仆；帕朗—杜沙特莱认为所有国家都是这样，莉莉·布劳恩在德国、里凯尔在比利时指出的也是这样。约有50%的妓女先是当用人。看一看“女仆房间”就足以解释这个事实。打杂女仆和侍女受到剥削、奴役，被当做物而不是人来看待，不能指望她未来的命运有任何改善；有时，她必须忍受男主人的一时性起，她从家务奴役和男主人的爱情，滑向也许不那么堕落、她梦想更加幸福的奴役状态。另外，帮佣女人往往背井离乡；估计有80%的巴黎妓女来自外省或者乡下。家人近在咫尺，考虑到自己的声誉，会妨碍女人从事一般被人瞧不起的职业，但在大城市里沦落，无法融入社会，“操守”的抽象观念便不对她构成任何障碍。资产阶级以可怕的禁忌围绕着性行为—尤其是处女贞操—这些禁忌却在农民和工人圈子中被看做无所谓的事。大量调查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有许多少女被随随便便一个人夺走贞操后，便认为献身给任何人是自然的事。比扎尔医生在对一百个妓女进行的一份调查中，指出了如下事实：一人在十一岁失去处女贞操，两人在十二岁，两人在十三岁，六人在十四岁，七人在十五岁，二十一人在十六岁，十九人在十七岁，十七人在十八岁，六人在十九岁，其他人在二十一岁以后。因此，有5%是在发育前被强奸的。有一半以上说是出于爱情献身，其他是在无知的情况下同意的。第一个诱惑者常常是年轻人，往往是一个车间和办公室的同事、一个童年的朋友；随后来的是军人、工头、男仆、大学生；比扎尔医生的名单另外还包括两个律师、一个建筑师、一个医生、一个药剂师。像传说所认为的那样，老板本人扮演启蒙者的角色是相当少的，但经常是他的儿子或者他的侄子，或者是他的一个朋友。柯芒日在他的研究中也举出四十五个十二岁至十七岁的少女的例子，她们被陌生人剥夺了处女贞操，随后再也没见过他们；她们冷漠地同意了，感觉不到快感。其中，比扎尔医生更准确地指出如下的例子：
g·德·波尔多小姐十八岁时从修道院回来，出于好奇，也没有朝坏处想，她被人带上一辆旅行汽车，在车上被一个不认识的流动商贩夺去了处女贞操。
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不假思索地献身给一个她在街上遇到的男人，她不认识他，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
m一点不落地向我们叙述她在十七岁时被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夺去了处女贞操……她完全无知，任人摆布。
r十七岁半时被一个年轻男人夺去了处女贞操，她根本不认识他，是偶然在附近的医生那里遇到的，她替自己生病的姐妹去找医生。这个男子把她带到小汽车上，让她能快点回家，实际上，他从她那里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以后，就把她扔在大街上。
我们的主顾b一点不落地说，她十五岁半时“没想自己在做什么事”，被一个年轻人破了身，她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九个月后，她生下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
s十四岁时被一个年轻人破了身，他把她拉到他家里，借口让她认识他的妹妹。事实上，这个年轻人没有妹妹，而他有梅毒，传染给了小姑娘。
r十八岁时在一个旧战壕被一个已婚的表兄破了身，她和他一起参观战场，他让她怀了孕，使她不得不离开家庭。
c十七岁时，一个夏夜，在海滩上被一个在旅馆里刚刚认识的年轻男人夺去了处女贞操，他们的母亲在离他们两个不过百米处闲谈。她得了淋病。
l在十三岁听无线电广播时被她的叔叔夺去了处女贞操，而她的婶婶喜欢早睡，那时安静地在隔壁房间里休息。
可以肯定，这些被动地屈从的少女，仍然感到失去处女贞操的创伤；人们很想知道，这种受残害的经历对她们的未来产生了多大的心理影响；但是人们不对妓女做精神分析，她们表述笨拙，用陈词滥调来搪塞。某些妓女随时准备委身于任何人，这一现象可以用我们已经讲过的卖淫幻想来解释：出于对家庭的怨恨，出于对萌生的性欲的恐惧，出于扮演大人的愿望，有一些非常年轻的少女模仿妓女；她们浓妆艳抹，结交男孩子，卖弄风情，挑逗男性；她们年纪还很小，没有性别，性欲冷淡，认为可以玩火而不受惩罚；总有一天，有个男人要求她们兑现，她们便从梦想滑向行动。
一个十四岁的年轻妓女说：“门一旦撞开，要关上就难了。”然而，少女在失去处女贞操后，很少立即决定在街上拉客。在某些情况下，她仍然依恋第一个情人，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她从事“体面的”职业；当情人抛弃她时，另一个人来安慰她；既然她不再只属于一个男人，她认为可以委身于所有男人；有时，情人—第一个，第二个—暗示这种方法可以挣钱。也有许多少女是父母让她们成为妓女的，在某些家庭—如有名的美国的朱克家族—凡是女人注定从事这门职业。在流浪的年轻姑娘中，也有大量被亲人遗弃的女孩，她们以乞讨开始，由此滑向卖淫。一八五七年，帕朗—杜沙特莱发现，在5000个妓女中，有1441个受贫困影响，1425个受人引诱，然后被抛弃，1255个被父母抛弃后走投无路。现代的调查差不多得到同样的结论。疾病时常迫使无法从事真正的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女人去卖淫，疾病破坏了不可靠的预算平衡，迫使女人匆忙地为自己创造新的收入来源。生孩子也有同样的结果。在圣拉扎尔监狱中，一半以上的女人至少有一个孩子；许多女人抚养过三至六个孩子；比扎尔医生举出其中一个人的例子，她生过十四个孩子，当他认识她时，其中八个还活着。他说，很少有人抛弃她的孩子；有时，正是为了抚养孩子，未婚母亲变成了妓女。其中，他举出了这个例子：
她是在外省被一个六十岁的老板夺去处女贞操的，当时她十九岁，还待在家里，她怀了孕，不得不离开亲人，她生下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儿，非常得体地抚养她。分娩以后，她来到巴黎当奶妈，在二十九岁时开始花天酒地。她从三十三岁起卖淫。她如今走投无路、悲观绝望，要求能待在圣拉扎尔监狱。
众所周知，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危机中，卖淫也会流行。
在《现代》杂志部分发表的《一个妓女的生平》的作者，这样叙述她的开端：
十六岁时我和一个比我大十三岁的男人结婚。我是为了离开父母才结婚的。我的丈夫只想让我生孩子。他说：“这样的话，你就会待在家里，不出门。”他不希望我化妆打扮，不想带我去看电影。我要忍受婆婆的啰唆，她天天要来我家，总是说她的坏蛋儿子是对的。我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叫雅克；十四个月以后，我生下另一个男孩皮埃尔……由于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便开始上护理课，这使我很高兴……我进了巴黎郊区的女子医院。一个护士是个调皮的女孩，她告诉我一些以前我不了解的事。同我的丈夫睡觉是一件苦差事。六个月来我对男人没有一丝热情。有一天，一个驻扎在北非的法国士兵，一个厉害的家伙，不过是个漂亮的小伙子，走进我的私人房间……他让我明白，我可以改变生活，同他一起去巴黎，不再工作……他很会哄我……我决定同他一起走……有一个月我真正生活在幸福中……一天，他带来一个衣着入时的漂亮女人，说道：“你瞧，这一位行情很走俏。”开始，我不干。我甚至在街区的诊所找到一个护士职位，让他明白，我不想上街拉客，但是我顶不了很长时间。他对我说：“你不爱我。一个女人爱她的男人，便会为他干活。”我哭了。在诊所，我非常忧愁。最后，我被带到理发店……我开始卖淫！朱洛在后面跟着我，要看看我生意如何，并在警察要抓我时及时通知我……
这个故事在某些方面近似由杈杆儿支配妓女卖淫的经典故事。有时，杈杆儿的角色由丈夫来扮演。有时也由一个女人来扮演。路·费弗尔在一九三一年对510个年轻妓女进行过一项调查；他发现，她们当中有284人是单身生活，132人同一个男友一起，94人同一个女友一起，一般说，是同性恋把她俩结合在一起。他举出如下的通信摘要：
苏珊娜，十七岁。我特别是同妓女一起卖淫。有一个妓女长时间留住我，她的嫉妒心很强烈，因此我离开了那条街……
安德蕾，十五岁半。我离开父母，和一个在酒吧里遇到的女友住在一起，我很快发觉，她想像一个男人那样爱我，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四个月，然后……
让娜，十四岁。我可怜的爸爸名叫x，一九二二年，由于在战争中受伤，死在医院。我的母亲再嫁。我上学是为了得到文凭，得到后我要去学缝纫……由于挣得很少，我同继父开始争吵……我不得不到某某街x太太家当女佣。我和她年轻的女儿单独待在一起十天，这个姑娘约有二十五岁，我发觉她起了很大变化。有一天，她像一个年轻男子那样向我承认她的爱情。我犹豫不决，然后，由于生怕被辞退，我终于让步了；于是我明白了一些事……我工作，后来失业，不得不到树林那边，同女人卖淫。我认识了一位非常慷慨的太太。
女人时常只把卖淫作为提高收入的一项临时措施。但人们往往描绘她随后不能自拔。如果说“拐骗妇女逼其为娼”，也就是女人被暴力、假许诺、欺骗等等卷进去的情况相对罕见，常见的则是她不由自主地待下去。她开业所需要的资本由杈杆儿或者老鸨提供，他们对她拥有权利，从她的收益中提取最大部分，她却无法从中摆脱出来。“玛丽—苔蕾丝”进行了好几年真正的斗争，才获得成功。
我终于明白，朱洛一心想要我的钱，我想，要是远离他，我可以存一点钱……开始，在妓院，我很胆小，我不敢接近顾客，对他们说“你上楼吧”。朱洛的一个同伙的妻子就近监视我，甚至计算我接客的次数……朱洛给我写信，说我应该每天晚上将钱交给老板娘，“这样做，别人就不会偷走你的钱……”我想买一条裙子，旅馆老板娘对我说，朱洛不许她把我的钱给我……我决定尽快离开这个旅馆。当老板娘知道我想走时，她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接客之前给我放入棉花球，我被抓住了，送到收容所……我不得不回到旅馆去挣盘缠……我在妓院只待了四个星期……在巴尔贝斯，我像以前那样干了几天，我非常恨朱洛，不能待在巴黎，我们互相谩骂，他打我，有一次几乎把我从窗户扔出去……我和一个职业介绍所的老板谈妥去外省。当我意识到这个老板认识朱洛时，我没有像约定的那样去赴会。老板手下的两个女人在贝罗街遇到了我，痛打了我一顿……第二天，我理好手提箱，独自出发到t岛去。过了三星期，我受够了旅馆生活，我写信给医生，让他来看我，检查我接客的情况……朱洛在马让塔大街看见了我，他打了我……我的脸从此破了相。我受够了朱洛。于是我签了一个合约，出发到德国去……
文学已经使“朱洛”的形象大众化了。朱洛在妓女的生活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他借钱给她买衣服，然后保护她对抗其他女人的竞争，也对抗警察—有时他本人就是警察—对抗嫖客。嫖客能够不付钱就消费会很高兴，有些嫖客很想在女人身上满足他们的虐待狂。几年前，在马德里，有一些法西斯纨绔子弟在寒冷的夜晚把妓女扔到河里，以此取乐；在法国，有些爱寻欢作乐的大学生有时把女人带到乡下，在夜晚把她们脱光衣服扔在那里。妓女为了收到钱，避免恶劣的对待，需要一个男人。他也给她精神支持，有些妓女说：“单独干会干得不那么好，不会那么一心投入，会任人摆布。”她时常对他产生爱情；正是因为爱情，她才选择这个职业，或者为这门职业辩解；在她的环境中，男人对女人有极大的优势，这种距离有利于宗教般的爱情，这就解释了某些妓女狂热的牺牲精神。她们在自己男人的暴力中，看到阳刚气的标志，越发顺从他。她们在他身边感到恋爱中的女人的嫉妒、痛苦，但也有快乐。
然而，妓女有时对他只感到敌意和怨恨，正是出于恐惧—因为他把她们掌握在手里—她们受他控制，正如上文我们在玛丽—苔蕾丝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于是，她常常在嫖客中选择一个“情人”，聊以自慰。玛丽—苔蕾丝写道：
所有的女人除了她们的朱洛以外，都有情人，我也一样，这是一个很俊的小伙子。尽管他床上功夫一流，但我却没有快感，不过我们彼此有很深的友情。他时常和我上楼，但不做爱，只是为了说说话，他告诉我，我应该摆脱这种生活，我的位置不在这里。
她们也同女人互相安慰。大量妓女是同性恋者。我们已经看到，在她们从事这种职业的开始，时常有同性恋的经历，而且许多妓女继续同一个女友生活在一起。根据安娜·鲁林的调查，在德国，大约有20%的妓女是同性恋者。费弗尔指出，监狱中的年轻女囚交换言辞狂热的色情书信，最后署上“为了生活，联合起来”。这些信和心里怀着“爱火”的女中学生互相写的信如出一辙。女中学生阅历尚浅，比较胆小；那些女囚不仅在字句上，而且在行动中感情已走到极端。可以在玛丽—苔蕾丝的生平中看到—她是被一个女人启蒙情欲的—在可憎的嫖客和颐指气使的杈杆儿面前，这个“女伴”起着多么特殊的作用：
朱洛带来一个姑娘，一个连鞋都穿不上的贫穷女佣。在跳蚤市场给她买来了一切，然后她和我一起干活。她很可爱，再说她喜欢女人，我们相处融洽。她令我想起我向那个护士学到的一切。我们常常说笑，我们不去干活，而是去看电影。我很高兴她和我们在一起。
可以看出，女伴差不多起到在正派女人中间的知心女友扮演的角色，她是玩乐的伙伴，同她的关系是自由的、无偿的，因此是自愿的；妓女对男人感到厌倦，厌恶他们或者希望解闷，她正是时常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里去寻找放松和乐趣。无论如何，我谈到过的共谋直接把女人联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更有力地存在。由于她们同一半人类的关系是商业性质的，社会整体把她们看做贱民，妓女在彼此之间紧密团结；她们有时是竞争对手，有时互相嫉妒、侮辱和打斗；但是她们深切地彼此需要，以构成一个“反宇宙”，她们在里面可以重新找到人的尊严；女伴是知己和特殊的见证人；正是她会鉴赏裙子和发式，这是用来勾引男人的工具，但在其他女人羡慕或赞赏的目光中，却显得像为了自身目的。
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意见很分散，情况无疑多变。我们常常强调，她给心上人保留了嘴上的吻，即自发温情的表现，对她而言，爱情的交欢和职业的性交没有可比之处。男人的证词是可疑的，因为他们的虚荣心促使他们受到这种虚情假意的享乐的愚弄。应该说，在往往伴随着肉体筋疲力尽的“大量接客”、快速的接客、“宿夜”以及和一个熟悉的嫖客连续发生关系之间，情况非常不同。玛丽—苔蕾丝通常冷漠地从事她的职业，但她回忆起一些欢乐之夜；她有过“一时的钟情”，她说，她所有的同伴也都有过；有时，女人拒绝她喜欢的嫖客付钱，有时，如果他处于困境，她会提议帮助他。但总体说来，女人干这种事“很冷淡”。有些妓女对所有嫖客都只有掺杂着蔑视的无动于衷。玛丽—苔蕾丝写道：“噢！男人都是傻瓜！女人可以把她们所愿意的东西全部放进他们的头脑中！”但许多妓女对男人感到怨恨和厌恶；其中，她们对他们的恶习感到恶心。他们到妓院来要么是为了满足他们不敢对自己的妻子或者情妇承认的恶习，要么是因为来到妓院促使他们创造一些恶习，许多男人要求女人满足他们的“突发奇想”。玛丽—苔蕾丝特别抱怨，法国男人有无法满足的想象力。比扎尔医生照料的女病人告诉他，“凡是男人多少都有恶习”。我的一个女友在博荣医院和一个年轻妓女长谈过，这个妓女很聪明，一开始当用人，后来和她喜欢的一个杈杆儿生活在一起。她说：“b所有的/b男人都有恶习，除了我的男人。正因如此，我爱他。万一我发现他有恶习，我就离开他。嫖客第一次总是不敢出格，神态正常；他再来时，开始想行动了……你说你的丈夫没有恶习，你往后看吧。他们都有恶习。”由于这些恶习，她憎恨男人。我的另外一个女友，一九四三年在弗雷讷和一个妓女成为密友。这个妓女认为，她的嫖客中90%有恶习，50%左右是可耻的鸡奸者。那些表现出太多想象力的嫖客令她害怕。有个德国军官要求她光着身子，怀里抱着花，在房间里踱步，而他模仿一只鸟在飞翔；尽管他很殷勤、很宽容，可是每当她瞥见他时便逃走了。玛丽—苔蕾丝憎恨“想象力”，虽然这样做要价比普通性交高得多，而且往往要求女人付出的少。上述三个女人特别聪明和敏感。无疑，她们意识到，一旦她们不再受到职业常规的保护，一旦男人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嫖客，而个体化，她们便成为某种意识、某种任性的自由的猎物，这再也不是一次普通交易。有些妓女在这种“想象力”中却很有一套，因为收益更多。在她们对嫖客的敌意中，往往有一种阶级的反感。海伦妮·多伊奇长篇叙述安娜的故事，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漂亮妓女，天真，一般情况下很温柔，但有时对某些男人要大发雷霆。她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她的父亲酗酒，她的母亲有病，这对不幸的夫妇使她憎恶家庭生活，虽然在她的整个生涯中，常常有人向她求婚，她却根本不同意结婚。街区的年轻人使她堕落；她很喜欢她的职业；但得了肺病以后，别人把她送到医院里，她对医生切齿痛恨；她觉得“值得尊敬的”男人全都可恨；她忍受不了她的医生的彬彬有礼和关心。她说：“我们难道不知道这些男人很容易就脱下和蔼、自尊、自我控制的假面具，行为像野蛮人吗？”除此之外，她在精神上是完全平稳的。她撒谎说有一个要抚养的孩子，除此之外她不说谎。她死于肺病。另外一个年轻妓女朱丽亚，从十五岁起便委身于她遇到的所有小伙子，她只喜欢贫穷和体弱的男人，她和他们在一起时温柔可爱，她把其他男人看做“只配得到最恶劣对待的野兽”。（她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情结，表现出无法满足的母性天赋，一旦有人在她面前说出母亲、孩子或者发音相近的词，她便激动万分。）
大部分妓女在道德上都适应她们的状况，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是遗传的或者是天生的不道德，而是意味着她们有理由自认为融入要求她们服务的社会。她们很清楚，发给她们执照的警察的训话，纯粹是连篇废话，嫖客在妓院外所标榜的高调也吓唬不了她们。玛丽—苔蕾丝对她在柏林借住的面包店的老板娘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