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
他出生，我便失去我的小宝贝
现在他出生了，我孤零零，我感到
惶恐不安，因为体内血液减少……
但同时，在所有年轻母亲身上，都有一种惊讶的好奇心。看到和抱起一个在自己体内形成，从自己身体生出来的小生命，是一个古怪的奇迹。可是，母亲在把一个新生命投到人间的不同寻常的事件中，确切地占有多大分量呢？她不知道。没有她，这个生命不会存在，而他离她而去。看到他出世，同她截然分开，她又惊讶又悲哀。几乎总是感到失望。女人希望感到他b属于自己/b，如同她的手属于她一样肯定，然而，他的一切感受都封闭在他体内，他是不透明的，看不透的，分隔开的；她甚至认不出他，因为她从未见过他；她没有和他一起经历怀孕，她和这个陌生的小东西没有共同的过去；不，这是一个新来者，她惊奇于接受他时自己的冷淡。在怀孕的遐想中，他是一个形象，他是无限，母亲在想象中扮演未来的母性；如今，这是一个有限的小个体，他确实在那里，是偶然的，脆弱的，索取的。他终于在那里，非常真实，这种快乐混合着他不过如此的遗憾。
正是通过喂奶，许多年轻的母亲克服了分离，在她们的孩子身上重新找到一种动物性的亲密关系；这是比怀孕更累人的劳作，但可以使哺乳的母亲延长做孕妇时“度假”、平静和充实的状态。柯莱特·奥德里在谈到她的一个女主人公时说：
当婴儿吃奶时，她正好没有别的事可做，这可能延续几小时，她甚至不想随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消等待他像只大蜜蜂一样离开她的乳房。
但有些女人不能哺乳，只要她没有重新找到同孩子的具体关系，最初几小时那种惊人的冷淡便会在她们身上延续下去。例如，柯莱特就是这种情况，她不能给女儿哺乳，她以惯有的真诚描述自己最初的母性情感。
随后是端详这位新人，她不是从外面进入我家的……我在端详中放入了足够的爱吗？我不敢肯定。当然，我习惯于—我仍然如此—惊奇。我把它用在婴儿这奇迹的集合体上：她的指甲透明得像粉红色的虾鼓出的壳，她的脚掌来到我们这里时没有接触地面。她的睫毛宛若轻盈的羽毛，向面颊垂落，置于大地的景致和眼睛淡蓝的梦幻之间。小小的性器官像割开的杏仁，分成两瓣，两唇瓣恰好闭合。但我献给女儿的细致赞赏，我却无以名之，我不感到这是爱。我在窥视……我从我的生命翘首盼望的景象中，汲取不到眼花缭乱的母亲们的警惕和好胜心。对我来说，完成第二次，也是更困难的破体而出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不得不同意，大量的警告、嫉妒隐隐升起，错误的甚至真实的预感，拥有一个我作为平凡债权人的生命而产生的骄傲，有点阴险地意识到教训别人要谦逊，这一切终于将我变成一个平常的母亲。只有当她鲜艳的嘴唇上绽放出可理解的语言时，当知识、狡狯甚至温情将一个标准的娃娃变成一个姑娘，把一个姑娘变成我的女儿时，我才会安心！
也有许多母亲对新责任感到惶恐。在怀孕时，她们只消听任肉体摆布，不需要她们有任何主动性。现在，她们面前有一个人，对她们享有权利。某些女人愉快地温存她们的孩子，只要她们在医院里，她们仍然是快活的，无忧无虑的，但是一旦她们回到家里，就开始把孩子看做一个负担。甚至哺乳也不能给她们带来任何乐趣，相反，她们担心会毁掉胸脯；她们怨恨地感到乳头破损，乳腺疼痛；是孩子的嘴伤害了她们：她们觉得，孩子吸掉她们的精力、她们的生命和幸福。孩子强加给她们艰辛的劳役，却不再属于她们，孩子就像一个暴君；她们怀着敌意瞧着这个陌生的小个体，他威胁着她们的肉体、她们的自由和整个自我。
其他许多因素也加入进来。女人和母亲的关系，保留着全部重要性。海伦妮·多伊奇举出一个年轻的哺乳母亲的例子，每当她的母亲来看她时，她的奶水便枯竭了；她常常请求帮助，可是她对另一个人照顾婴儿感到嫉妒，对婴儿恋恋不舍。和孩子父亲的关系，他怀有的感情，也有重大影响。综合经济和感情的原因，孩子可能是一个负担，一条锁链，或者一种解放，一个瑰宝，一种安全。有时候，敌意变成公开的仇恨，通过极度的忽视或者虐待表现出来。往往母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敌意作斗争；她感到内疚，由此产生焦虑，怀孕期的担心延续下去。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同意，生活在伤害孩子的困扰中的、想象出可怕事故的母亲们，对孩子都怀有一种敌意，竭力要压制下去。无论如何，值得注意和应该将这种关系同一切其他人际关系区别开来的是，最初，孩子本人没有介入进来，孩子的微笑，他的牙牙学语，除了母亲给予的意义外，没有别的意义；这取决于她，而不是孩子，令她觉得他可爱，独一无二，或者讨厌、平庸、可恶。因此，得不到满足、冷淡、忧郁的女人，本来期待孩子成为伴侣、带来温暖和使之摆脱自身，但却总是大失所望。做母亲的“过渡”像青春期、性启蒙和婚姻的“过渡”一样，在那些希望外来事件能够更新和解释自己生命的人身上，会产生深深的失望。在索菲娅·托尔斯泰身上遇到的就是这种感情。她写道：
这九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为可怕的阶段。至于第十个月，最好不要谈到它。
她竭力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成为俗套的快乐，这也是枉然，打动我们的是她对责任感到的忧愁和恐惧。
一切都完成了。我分娩了，我有过自己的痛苦，我振作起来，我带着恐惧和对孩子，尤其对丈夫持续不断的不安逐渐回到生活中。我身上有某种东西碎裂了。有一样东西对我说，我会持续地受苦，我相信这是对不能完成家庭责任的担心。我的心态不再是自然的了，因为我害怕一个女人对自己孩子的这种庸俗的爱，害怕过度爱我的丈夫。人们断言，爱丈夫和孩子是一种美德。这种想法有时使我得到安慰……但想做母亲的感情十分强烈，因为我觉得做母亲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是列瓦的孩子，因此我爱他。
但人们知道，她正是因为不爱丈夫，才装出那么爱他；这种厌恶又落在使她恶心的交欢中孕育的孩子身上。
凯·曼斯菲尔德描绘了一个年轻母亲的犹豫不决，她爱自己的丈夫，但厌恶他的抚摸。她在孩子们面前同时感到温存和一种空虚的印象，她闷闷不乐地解释成完全的冷漠。琳达在花园里休息，待在她的新生儿身边，思念着丈夫斯坦利。
如今她嫁给了他，她甚至爱他。不是大家所认识的斯坦利，不是平常的斯坦利，而是胆怯的、敏感的、天真的斯坦利，他每天晚上跪着祈祷。但不幸的是……她很少见到她的斯坦利。有过发光和宁静的时刻，但其余时间，她好像生活在一座始终快要着火的房子里，生活在天天遇难的船上。斯坦利总是处在危险的中心。她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救他，照顾他，安慰他和听他讲故事。剩下的时间，她在担心怀上孩子中度过……将生儿育女说成女人的共同命运是很动听的。其实不对。比如，她可以证明，这是错的。她被多次怀孕弄垮了，变得衰弱，失去勇气。最难忍受的是，她并不爱自己的孩子们。用不着假装……不，仿佛在她每一次可怕的旅行中，一阵冷风吹得她冰冷；她再也没有什么温暖留给他们。至于小男孩，唉！谢天谢地，他属于母亲，属于贝里尔，属于想要他的人。她几乎没有抱过他。她对他非常冷淡，让他待在自己脚边。她朝下望一眼……他的微笑显得多么离奇，多么出人意料，轮到琳达也笑起来。但她控制住自己，冷冷地对孩子说：“我不喜欢婴儿。”
“你不喜欢婴儿？”他不能相信这话，“你不爱我吗？”他傻乎乎地朝母亲挥着手臂。
琳达跌坐在草地上。
“为什么你还在笑？”她严厉地问，“如果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你就不会笑了……”琳达对这个小家伙的自信十分惊讶。啊，不，真诚点。这不是她的感觉；这是完全不同的某种东西，这样新奇的东西，这样……眼泪在她的眼睛里滚动，她轻轻地对孩子说：“你好，我古怪的小东西……”
所有这些例子足以表明，不存在母性的“本能”，这个词无论如何不能用于人类。母亲的态度是由她的整个处境和她承受的方式决定的。就像大家刚刚看到的那样，它是多种多样的。
但事实是，如果情况不是绝对不利，母亲在孩子身上会找到充实的感觉。柯莱特·奥德里提到一个年轻的母亲时写道：
这仿佛是对自身存在的现实的一种回答……通过他，作为开始，她控制一切事物和她本身……
她让另一个女人这样说：
他压在我的手臂上和我的胸口上，仿佛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东西，达到我力气的极限。他把我埋入地下的寂静和黑暗之中。他一下子把世界的重量压在我的肩上。这确实是我想要他的原因。我单独一个人太轻了。
有些女人只想“多生”，而不想做母亲，在孩子出生或断奶后，对孩子便失去兴趣，只想重新怀孕。相反，还有许多女人感到，正是分离本身给她们带来孩子；孩子不再是她们本人不可分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一部分；孩子不再暗中纠缠她们的身体，而是可以被看到和被触摸。在经历了分娩的愁苦之后，塞西尔·索瓦日表达了占有型母亲的快乐：
你是我的小情人
在你妈妈的大床上
我能抱住你，给你亲吻，
掂量你美好的前程；
你好，我的小雕像，
你由血、欢乐、肉体做成，
我的小替身，我的兴奋……
有人再三说，女人在孩子身上幸福地找到阴茎的对等物，这完全不正确。事实上，成年男子不再把他的阴茎看成一个神奇的玩物，他的器官保持的价值，就是他要占有的觊觎之物的价值；同样，成年女人嫉妒男性的是他吞并的猎物，而不是这种吞并的工具；孩子满足了这种攻击性的肉欲，那是男性的拥抱没有满足的，孩子是她献给男性的这个情妇的对等物，男性对她来说不是这种对等物；当然，没有准确的对等：一切关系都是独特的，但母亲在孩子身上—正如情人在情妇身上—找到的是肉体的充实，这并不是体现在投降中，而是体现在支配中；她在孩子身上抓住的是男人在女人身上寻找的东西；一个他者同时是自然和意识，这是她的猎物，她的b分身/b。孩子体现了整个自然。柯莱特·奥德里的女主人公告诉我们，她在孩子身上找到的是：
为我的手指触摸而存在的皮肤，它实现了所有小猫、所有花朵给人的许诺……
孩子的肉体具有这种温馨，这种温热的弹性，这是女人在小姑娘的时候通过母亲的肉体，随后在万物中所觊觎的。孩子是植物、动物，孩子的眼睛里有雨水和河流，有天空和大海的蔚蓝，孩子的指甲是珊瑚，头发是一种丝一样的植物，这是一个活玩偶，一只鸟儿，一只小猫，我的花朵，我的珍珠，我的小鸡，我的羊羔……母亲几乎喃喃地说出情人的话语，像情人一样，她贪婪地运用主有形容词；她运用同样的占有方式：抚摸、亲吻；她把孩子紧抱在身上，她把孩子包裹在手臂和床的温暖中。有时这些关系具有明显肉欲的性质。因此，在我已经援引过的施特克尔搜集的自白中，可以看到：
我给儿子哺乳，但是没有快乐，因为他不长大，我们俩体重减轻了。对我来说，这代表某种性的东西，我给他吃奶时感到有一点难为情。感到温热的小身体紧紧贴在我身上，我发抖了……我全部的爱都离开我，投向我的儿子……孩子经常跟我在一起。他两岁时，一看到我在床上，便拖着脚步向床边走来，想趴在我身上。他用小手抚摸我的乳房，想用手摘下来；这使我感到快意，我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我常常不得不抗拒玩弄他的阴茎的诱惑……
当孩子长大时，母性具有新的面貌；开始孩子只是一个“标准的娃娃”，只存在于一般性之中，孩子逐渐个体化。具有支配欲和肉欲很强烈的女人，这时对孩子变得冷淡了；相反，正是在这时，其他有些女人—就像柯莱特—开始对孩子感兴趣。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孩子是一个分身，有时她受到完全在他身上异化的诱惑，但孩子是一个自主的主体，从而是反抗的主体；如今，孩子强烈地表现出是真实的，不过要到未来才是一个青年人，一个想象的成年人；这是一笔财富，一个宝库，这也是一个负担，一个暴君。母亲能够在他身上找到的快乐，是一种慷慨的快乐；她必须乐于伺候、给予、创造幸福，就像柯莱特·奥德里描绘的母亲：
于是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同在书中描写的那样，然而他的童年与书上的童年相比，就像真正的玫瑰与明信片上的玫瑰一样。他这幸福来自于我，就像我喂他的奶来自于我一样。
母亲像恋爱的女人，乐于感到自己必不可少；她受到她回应的要求的辩护；但造成母爱的困难和崇高的是，它并不带来回应；女人面前有的不是一个男人、一个英雄、一个半神，而是淹没在脆弱的、偶然的身体中牙牙学语的小意识；孩子不掌握任何价值，他什么也不能给予；女人面对他仍然是孤单的；她不等待任何回报，与她的给予作交换。她自己的自由会对这些给予以存在的理由。这种慷慨值得男人不懈地给她颂扬，但当“母性宗教”宣布凡是母亲都是典范时，欺骗便开始了。因为母性的牺牲精神可能在完全本真性的情况下检验，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很罕见。母性通常是一种自恋、利他、梦想、真诚、自欺、奉献、玩世不恭的奇怪混合。
我们的风俗让孩子去冒的巨大危险，就是人们把他手脚捆绑起来交托给的母亲，几乎总是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在性方面，她要么性欲冷淡，要么得不到满足；在社会方面，她感到低于男人；她对世界和未来都没有控制力；她力图通过孩子去弥补所有这些不满足；当人们懂得女人的目前处境使得她的充分发展有多么困难时，有多少愿望、反抗、企图、要求潜伏在她身上，就会害怕把毫无防卫的孩子丢给她。正如她时而溺爱时而折磨她的玩偶时，她的行为有象征性，但这些象征对孩子而言是一个严酷的现实。一个鞭打孩子的母亲不仅是在打孩子，在某种意义上，她根本没有打他，她是在报复一个男人，报复世界或者报复她自己，但确实是孩子在挨打。穆鲁吉在《昂里科》中让人感到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误会：昂里科非常清楚，他的母亲这样疯狂地殴打的不是他；当她从发狂中醒悟过来时，她因后悔和温情而哭泣；他并没有怨恨她，但仍然被殴打毁了容。同样，在维奥莱特·勒杜克的《窒息》中描绘的母亲，把怒气发泄在女儿身上，报复抛弃她的引诱者，报复羞辱她和打败她的生活。人们一向了解母性这残忍的一面，但是人们创造继母的典型，以虚伪的羞耻感消除“坏母亲”的概念；第二任妻子虐待故去的“好母亲”的孩子。事实上，在菲希尼太太身上的这个母亲，正好是德·塞居尔夫人描绘的德·弗勒维尔太太的对称物。从儒勒·列纳尔的《胡萝卜须》开始，指责行为层出不穷：《昂里科》、《窒息》、西·德·泰尔瓦涅的《母亲的仇恨》、埃尔韦·巴赞的《毒蛇在握》。如果在这些小说中描绘的典型有点异乎寻常，这是因为大部分女人出于道德原因和要体面的心理，压制她们的自发冲动，这种冲动会通过争吵、打耳光、愤怒、侮辱、惩罚等等爆发出来。除了公然虐待的母亲，有许多母亲特别任性；使她们着迷的是支配欲；小小的婴儿是一个玩偶，如果是一个男孩，她们就毫无顾忌地玩耍他的性器官；如果是一个女孩，她们就把她变成一个玩偶；再往后，她们希望有一个小奴隶盲目地服从她们，如果有虚荣心，她们便把孩子当做一个博学的动物去炫耀；如果爱嫉妒和专横，她们便把孩子与世界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女人还往往不放弃要得到照顾孩子的回报，她通过孩子塑造一个想象中的人，使他将来感激地把她认做一个出色的母亲，她可以在孩子身上认出自己。柯涅利亚炫示她的几个儿子，骄傲地说：“这就是我的珍宝。”她给后代最坏的榜样；有过多的母亲生活在有朝一日能重复这个骄傲行动的希望中；她们毫不犹豫地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这个有血有肉的小个体，因为孩子偶然的、不明确的生存不能满足她们。她们硬要孩子像她们的丈夫，或是相反，不要像他，或者要孩子再现父亲、母亲、一个受敬重的祖先的特点；她们模仿一个有威信的榜样，海伦妮·多伊奇叙述，一个德国的女社会党人极为赞赏莉莉·布劳恩；著名的女鼓动家有一个夭折的天才儿子；她的模仿者坚持要把自己的儿子看成未来的天才，结果他变成了一个强盗。这种不合适的专横对孩子不利，对母亲来说总是失望的源泉。海伦妮·多伊奇举出另外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子：一个意大利女人的例子，她追踪了好几年这个女人的情况。
马泽蒂太太有很多孩子，她不断地抱怨这一个或那一个有麻烦事；她要求帮助，但是很难帮助她，因为她自认为高于所有人，尤其高于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们；在家庭之外，她行动非常沉着和高明，但在家庭内，相反，她非常激动，导致出现激烈的争吵。她出身于一个贫寒和没有文化的家庭，她始终想“提高地位”；她上夜校，如果不是在十六岁同一个在性方面吸引她、让她怀孕的男人结婚，她也许能满足自己的雄心。她一直尝试通过上夜校等方法，摆脱她的圈子；她的丈夫是一个优秀技工，妻子咄咄逼人的、高人一等的态度，反过来逼得他酗酒；或许是为了报复她，他一再使她怀孕。她在忍受这种处境一段时间之后，同丈夫分开，开始以对待孩子父亲的同样方式去对待孩子；他们小时候能满足她：他们好好学习，得到好成绩，等等。但是，当长女路易丝到了十六岁，母亲担心她重复自己的经历，她变得这样严厉和苛刻，以致路易丝事实上是出于报复，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孩子们一致站在父亲一边，反对母亲，因为她把极高的道德要求强加给他们；她从来只温柔地去爱一个孩子，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她毫无理由地改变宠爱的目标，这使得孩子们愤慨和嫉妒。一个女儿接一个女儿开始同男人鬼混，染上梅毒，将非婚生孩子一个个带回家；男孩子则个个变成小偷。母亲不愿意明白，正是她的理想化要求把他们推上了这条道路。
上述这种教育的固执和随意的虐待心理常常混杂在一起；母亲以“培养”孩子作为她发脾气的借口；反过来，这样做失败了，更加剧了她的敌意。
另一种相当常见的、对孩子同样不利的态度，就是受虐般的奉献；有些母亲为了弥补自己心灵的空虚，惩罚自己不愿意承认的敌意，而成为后代的奴隶；她们没完没了地培育阴郁而焦虑的情绪，忍受不了孩子远离身边；她们放弃一切娱乐和个人生活，这使她们具有受害者的面目；她们在这种牺牲中，汲取否认孩子一切独立的权利；这种放弃很容易与支配的专横意愿调和起来；materdolorosa将自己的痛苦变成她虐待人所运用的武器；她的忍让表现使孩子产生了犯罪感，这种感觉往往一辈子都将压在孩子身上，这种表现比咄咄逼人的场面更加有害。孩子左右为难，感到困惑，找不到任何防卫的态度，时而以拳相向，时而哭泣流泪，令他显得像个罪犯。母亲振振有词的借口是，孩子远远没有给她带来幸福的自我实现，而这是从小别人答应她的，她指责孩子欺骗，她是受害者，而孩子又天真地揭露这欺骗。她随意地安排自己的玩偶；当她帮助姐妹或女友照料婴儿时，这是没有责任的。如今，社会、她的丈夫、她的母亲和她的自尊心要她负责这个陌生的小生命，仿佛这个生命是她的作品，尤其是丈夫，对孩子犯错误感到气恼，好像是对一次做糟了的晚饭或者是对妻子的无行那样发脾气；他的抽象要求时常沉重地压在母亲对孩子的关系上；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她的孤独、她的无忧无虑或者她在家庭中的权威—将比这样的女人平静得多，后者由于让孩子服从，多少要服从支配的意愿，这些意愿压在她们身上。因为要把像动物那样神秘的，骚动不安的，像自然力一样无序的，但却是人类的生存，纳入预见到的框架中，这是极其困难的。人们既不能像训练狗一样，无言地训练孩子，也不能用成年人的语言去说服他，孩子利用这种两难态度，以哭泣和抽搐的动物特点对抗话语，以语言的傲慢对抗约束。当然，这样提出的问题是激动人心的，当母亲有空这样做的时候，她乐于当一个教育者，婴儿安静地待在公园里的时候，就像孕育在她的肚子里一样是个托词；她时常处在或多或少幼稚的状态，沉迷于和他说些蠢话，重现往日的游戏、话语、思虑和快乐。而当她洗涮、做饭、给另一个孩子哺乳、上市场采购、接待客人，尤其是照顾丈夫时，孩子就是麻烦和累赘了；她没有闲暇去“培养”他；首先必须阻止他闯祸；他打碎东西，撕破东西，弄脏东西，他不断危及物品和他自己；他好动、叫喊、说话、发出噪声，他为自个儿活着；这种生活扰乱了他双亲的生活。他们的兴趣和他的兴趣并不吻合，由此产生冲突。父母受到他不断的纠缠，不断地使他做出牺牲，他却不明白此中的原因，他们为了平静，也为了他的未来牺牲了他。他反抗是很自然的。他不明白母亲力图对他做出的解释，她不能深入到他的意识中；他的梦想、他的厌恶、他的困扰、他的愿望，构成一个不透明的世界，母亲只能从外部摸索着去对待这个把抽象的法则看成荒谬暴力的人。当孩子长大时，仍然存在不理解，他进入了一个讲利益和价值的世界，母亲被排除出这个世界；他常常为此蔑视她。尤其是男孩子，自豪于自己的男性特权，嘲笑一个女人的命令，她要求他完成作业，但她不会解决他要做的习题、要翻译的拉丁文；她不能“紧随”他。母亲有时对这徒劳无益的任务感到恼火，直到落泪，而丈夫却很少衡量这个任务的困难：管理一个与之无法交流、却是人类一分子的人，干预一个在反抗你的过程中自决和自立的他人的自由。
根据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前者更“难弄”，母亲一般能与之协调。由于女人给予男人的威望，也由于男人具体掌握的特权，许多女人希望有儿子。她们说：“生下一个男人多么好啊！”我们已经看到，她们梦想生下一个“英雄”，而英雄显然是男性。儿子会成为领袖、引导者、士兵、创造者；他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世界上，他的母亲将分享他的不朽；她没有建成的房子，她没有开拓的地方，她没有读过的书籍，他都会给她。通过他，她将拥有世界，但条件是她要掌握她的儿子。由此产生了她的态度的悖论。弗洛伊德认为，母子关系是遇到情感矛盾最少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母性中就像在婚姻中和爱情中，女人对男性的超越性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夫妻生活或者爱情生活使她敌视男人，对她来说，支配还只是孩子的男性将是一种满足；她会带着讽刺的亲切态度对待自命不凡的男性，有时她会吓唬孩子，向他表示，如果他不乖，就会去掉他的性器官。即使她更谦卑，更平和，她在儿子身上尊重的是未来的英雄，为了让他真正属于她，她竭力把他压缩到他内在的现实中：和她把丈夫当做孩子来对待一样，她把孩子当做婴儿来对待。认为她希望阉割自己的儿子是过于理性、过于简单了；她的梦想更为矛盾：她希望他有无限的权力，却掌握在她手心里，他统治全世界，却跪在她面前。她鼓励他表现得软绵绵、贪婪、自私、胆小、深居简出，她禁止他运动、结交朋友，她让他缺乏自信，因为她想b拥有他/b；但是，如果他没有同时变成一个她能引以为豪的冒险家、冠军、天才，她会感到失望。她的影响往往是有害的—正如蒙泰朗所断言的那样，正如莫里亚克在《热尼特里克斯》中阐明的那样—这毫无疑问。对男孩子来说，幸亏他能够相当容易地摆脱这种控制，风俗和社会鼓励他这样做。母亲自己也只能听之任之，她很清楚，反抗男人的斗争不是势均力敌的。她扮演b痛苦的母亲/b，或者反复怀想生了一个她的征服者的骄傲，聊以自慰。
小姑娘更是被完全交给了母亲，母亲的意愿也因此而增加。她们的关系具有远远更多的戏剧性。母亲不是把女儿看做优越等级的成员致意的，她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分身。她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b他我/b的他性确立时，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我们上文已经谈过的冲突，正是在母女之间具有激化的形式。
有些女人相当满意她们的生活，希望在女儿身上重现自己，或者至少毫不失望地接受她；她们想给孩子自己有过的机会，以及不曾有过的机会，她们将为她造就一个幸福的青年时代。柯莱特描绘了这样一个心理平衡和宽容的母亲的肖像。茜多热爱自己的女儿，并不妨碍女儿的自由；她对女儿很好，却从来不对女儿提出什么要求，因为她从自己的心灵提取欢乐。母亲忠诚于这个分身，她从中认出自己，超越自己，很可能她最终完全变成了女儿；她放弃了自我，她唯一操心的是孩子的幸福；她甚至对世界的其余部分表现出自私和严酷；威胁着她的危险，是变得被她钟爱的人所讨厌，就像德·塞维尼夫人对德·格里尼昂夫人那样；女儿好不气恼地力图摆脱这种专制的忠诚；她常常失败，她一生面对自己的责任仍然是幼稚的、胆怯的，因为她受到太多的“关怀”。可是，这尤其是母爱的一种受虐形式，它有可能沉重地压在少女身上。有些女人感到她们的女性身份像一种绝对的诅咒，她们以在另一个受害者身上苦中作乐的心情来希望或接受女儿；同时，她们认为把女儿生下来是犯罪；她们的内疚，她们通过女儿对自我感受到的怜悯，以无限的焦虑表现出来；她们寸步不离孩子；她们直到孩子十五岁、二十岁时仍然与她睡在一张床上；小姑娘将被这种不安的激情之火摧毁。
大多数女人既要求又憎恨女性状况，她们生活在怨恨中。她们对自己性别感到的厌恶，促使她们给女儿男性的教育，她们很少宽容。母亲对生下一个女人感到气恼，带着这种模糊的诅咒接受女儿：“你将是女人。”她希望通过把她视做分身的人变成一个高级造物，补偿自己的低下；她也趋于把令自己受苦的缺陷强加到女儿身上。有时，她力图把自己的命运准确地强加到孩子身上：“对我是相当好的东西，对你也是好的；别人正是这样培养我的，你要分享我的命运。”有时则相反，她粗暴地禁止女儿与她相像，她希望她的经验有用处，这是一种重新开始的方式。轻佻的女人把女儿送到修道院，无知的女人让女儿接受教育。在《窒息》中，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产生的讨厌后果，她愤怒地对女儿说：
你要尽量明白。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我会同你断绝关系。我呀，我当年是无知的。犯罪！犯罪是糊里糊涂的！如果一个男人叫你，不要理他。走你自己的路吧。不要回过身来。你听明白我的话吗？你事先得到警告，你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我不会有任何的怜悯，我就让你自己收拾烂摊子。
我们已经看到，马泽蒂太太由于想让女儿避免犯下她自己犯过的错误，反而使女儿陷入其中。施特克尔叙述过“母亲憎恨”女儿的复杂例子：
我认识一个母亲，从她的第四个女儿出生起，她就不能忍受这个女儿，但这却是一个可爱迷人的小姑娘……她埋怨女儿继承了她丈夫的所有缺点……孩子是在另一个男人追求她的时候出生的，这是一个她深深爱着的诗人；她希望—像在歌德的《亲和力》中一样—孩子具有她所爱男人的特点。但从女儿出生起，女儿就像父亲。此外，母亲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的映像：热情、温柔、忠诚、性感。她本想强有力、坚定、严厉、贞洁、刚毅。她憎恨自己比丈夫更多地反映在孩子身上。
小姑娘长大后，发生了真正的冲突；我们已见到，她希望肯定自己的自主，违抗母亲，在母亲看来，这是一个可恶的忘恩负义的特点；她执著地“制服”这种逃避的意志；她不接受自己的分身变成b另外一个人/b。男人在女人身边感到自己绝对高一等的乐趣，女人只有在孩子尤其是女儿身边才体验到这种乐趣；如果她必须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威，她就感到气恼。不管是作为热情的母亲还是有敌意的母亲，孩子的独立都要毁掉她的希望。她双重地嫉妒：嫉妒夺走她女儿的世界，嫉妒征服一部分世界的同时窃走了她一部分世界的女儿。这种嫉妒首先指向女孩同她父亲的关系；有时，母亲利用孩子将丈夫束缚在家里，如果失败了，她会气恼，但如果她的做法获得成功，她会迅速以相反的形式重现童年的情结，她会像从前对自己的母亲那样，对女儿发脾气；她赌气，她以为自己被抛弃了，得不到理解。有一个法国女人嫁给一个外国人，他很爱自己的几个女儿，有一天，她愤怒地说：“我同外国佬生活在一起受够了！”长女往往得到父亲的宠爱，而她特别受到母亲的虐待。母亲塞给她一大堆麻烦事，要求她做到超出年龄的端庄：既然她是一个竞争者，那就要把她看做一个成年人；她也学会了，“生活不是小说，并非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不能随心所欲，活在世上不能吃喝玩乐……”常常，母亲乱打孩子耳光，“是为了教育她”；母亲尤其在向她证明，自己是女主人，因为最激怒她的是，她要反对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并无任何真正的优势；这个孩子已经可以把家务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小妇人”；她甚至很活泼，有好奇心，很有头脑，这使她在很多方面胜过成年女人。母亲希望无可争议地统治她的女性世界；她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而现在她年轻的女助手把她贬低到只能泛泛地执行她的职能。如果她有两天不在家，发现家里乱糟糟的，她会严厉地责备女儿；可是，如果表明家庭生活没有她也维持得很好，她会又气又怕。她不接受女儿真正变成她的分身，取而代之。然而，更不能容忍的是，女儿干脆确定自己成为另一个人。她一贯憎恨那些帮助女儿反抗家庭压迫，“令她冲昏头脑”的朋友；她批评她们，不许女儿常去见她们，甚至借口有“坏影响”，彻底禁止女儿与她们来往。凡是并非来自她的影响都是坏的。她特别对同龄的女人—教师、孩子同学的母亲—抱有敌意，女孩把自己的感情转向她们，她宣称这种感情是荒唐的，不健康的。有时，孩子的快乐、头脑不清、玩耍和笑声都足以激怒她；男孩子所为，她会更容易原谅；他们利用男性的特权，这是很自然的，她早就放弃了无谓的竞争。但为什么这另一个女人能更多地享有拒绝给予她的优惠呢？她被封闭在严肃的陷阱中，羡慕所有让女孩摆脱家庭无聊的思虑和娱乐；这种逃避是对她为之牺牲的一切价值的否定。孩子越长大，怨恨越是蚕食着母亲的心；每年都使母亲走向年老色衰；而一年又一年，女儿年轻的身体长成了，如花盛开；在女儿面前展开的未来，在母亲看来，是从她那里夺走的；有些女人的气恼由此而来，这时她们的女儿刚刚来月经，她们怨恨女儿今后成为该死的女人。与年长的母亲重复前人、墨守成规的命运不同，展现在这个新来者面前的是还没有确定的机会，母亲羡慕和憎恶的正是这些机会；由于她不能把这些机会变成自己的机会，她往往力图减少它们，消灭它们，她把女儿留在家里，监督她，虐待她，故意让她穿得难看，拒绝给她空闲时间，如果少女梳妆打扮，要“外出”，她就大发雷霆；她把对生活的全部怨恨转到这个年轻的生命上，嘲笑女儿的主动性，羞辱女儿。往往在她们之间会爆发一场公开的斗争，年轻人取胜是正常的，因为时间对她有利，但是她的胜利带有过失的意味，母亲的态度在她身上既产生反抗又产生内疚；仅仅母亲的在场就把她变成一个罪人，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感情可以沉重地压迫她的整个未来。母亲好歹最终接受自己的败北，当她的女儿成年时，在她们之间重新建立多少不太平静的友谊。可是，其中一个是永远失望的，另一个往往会自认为受到诅咒的追逐。
我们再来谈谈一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和她长大的孩子们的关系，但显然，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他们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从上述描述中，凸显出两种流行偏见具有危险性的错误。第一种是母性无论如何足以满足一个女人，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有许多母亲是不幸的，尖刻的，不满的。索菲娅·托尔斯泰分娩过十二次以上，她能说明问题；她不断地在日记中说，她认为世上和她身上的一切都是无用的、空泛的。孩子们给她一种受虐的平静。“同孩子们在一起，我已经不再有年轻的感觉了。我是平静的和幸福的。”抛弃她的年轻、她的美貌、她的个人生活，给她带来一点平静；她感到自己年龄增长了，存在的必要得到了证实。“感到我对他们必不可少，对我是巨大的幸福。”他们是一件武器，使她能拒绝丈夫的优越。“建立我们之间平等的唯一办法、唯一武器，就是孩子、毅力、快乐、健康……”可是他们绝对不足以给予被无聊蚕食的生存以意义。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她在一次激动后写道：
我呀，我也想要一切，我也能做一切，可是一旦这种感情过去，我就看到，我一无所想，我一无所能，除了照顾娃娃、吃、喝、睡、爱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们，这最终应该成为幸福，却使我忧愁，而且像昨天，使我想哭。
十一年后：
我顽强地，而且热烈希望做得好，一心扑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可是天啊！我是多么没有耐心，容易生气，大声叫喊！……同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斗争多么令人烦恼啊！
母亲和孩子们的关系，要从她的生活的整体形式上来确定；它取决于她同她的丈夫、她的过去、她的思虑、她自己的关系；以为在孩子身上看到灵丹妙药，是一种有害的，也是荒谬的错误。这也是海伦妮·多伊奇在我经常引用的著作中通过自己精神病科医生的经验，研究母爱现象得到的一个结论。她把这个职能置于很高的地位；她认为，正是通过母爱，女人才完全实现自我，但条件是她要b自由地/b承担职责，而且b真诚地/b愿意这样做；年轻女人必须处在一种能够让她承担职责的心理、道德和物质的处境中，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的。特别是，建议把孩子看做治疗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良药，那是犯罪；这会造成女人和孩子的不幸。只有平衡的、健康的、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女人，才能够变成一个“好母亲”。
我说过，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它只给能够无私地希望另一个人幸福的女人，只给不要回报、寻求对自身生存的超越的女人带来快乐。当然，照顾孩子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然而，它像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并不是对生存必要性的现成证明；对它的渴求必须是为自身，而不是为了不可靠的利益。施特克尔说得很正确：
孩子不是爱情的替代品；他们不能代替破碎生活的目的；他们不是用来填补生活空虚的物质；他们是一种责任，一种沉重的职责；他们是自由之爱最高贵的花饰。他们既不是父母的玩物，也不是父母生活需要的满足和不能实现的雄心的代用品。孩子，这是培养幸福的人的义务。
这样的义务没有丝毫的b自然之处/b，自然永远不会决定道德选择，选择要带来承诺。生育是担负一项承诺；如果母亲随后回避这个承诺，她要对人类生存和自由犯下错误，但没有人能够强迫她这样做。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夫妇关系一样，本应是自愿的。认为孩子对女人来说是一次有特权的实现，这甚至是不真实的；人们很愿意这样谈论一个女人，说她爱打扮，在恋爱，是同性恋，或者有野心，“因为她没有孩子”；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她追求的价值，都会是孩子的替代物。事实上，原本就存在不确定性，人们也可以说，是由于缺乏爱情，缺乏工作，缺乏满足同性恋倾向的能力，女人才期望有孩子。隐藏在这种虚假自然状态之下的是一种人为的社会道德。让孩子成为女人的最高目标，这个断语只勉强有广告语的价值。
由第一个偏见直接带来的第二个偏见是，孩子在母亲怀中找到了可靠的幸福。没有“反常的”母亲，因为母爱没有丝毫自然之处，正由于这一点，存在着坏母亲。精神分析学宣称的一个重要真理是，“正常的”父母本身对孩子构成危险。成年人忍受的情结、困扰和神经官能症，其根源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经历自身冲突、争吵和戏剧性场面的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最不适当的伴侣。家庭生活给父母打下深刻的烙印，他们通过情结和挫折接近自己的孩子，这种苦难的链条无限地延伸下去。尤其是，母亲的施虐受虐行为在女儿身上产生一种犯罪感，再通过她对自己孩子的施虐受虐行为表现出来，永无止境。在对女人的轻蔑和对母亲的尊重的调和中，有着极大的欺骗性。拒绝女人参与一切公共活动，把她拒于男性职业的门外，在所有领域宣布她无能，却将最细致最繁重的工作，即培养人交给她，是愚蠢的、违反常理的。有许多女人，风俗和传统仍然拒绝让她们受教育、学文化、具有责任感、参与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却又毫无顾忌地把孩子交到她们手里，就像从前与小男孩相比显得低一等，用布娃娃来安慰她们一样；人们不让她们生活；作为补偿，让她们同有血有肉的玩具玩耍。为了抵挡滥用权利的诱惑，女人必须非常幸福，或者是一个圣女。孟德斯鸠说过，他宁愿把管理国家而不是管理一个家庭委托给女人，也许是对的；因为，一旦给女人机会，她就和男人一样有理智、有效率，她正是在抽象思维和协作行动中，最容易克服性别障碍；b目前/b，困难得多的是，她要摆脱女人的过去，要找到她的处境中什么也不能促进的感情平衡。男人在他的工作中比在家庭中要平衡，要理智得多，他以数学的准确性去盘算。在妻子身边，他便“随心所欲”，变得没有逻辑，爱说谎，任性；同样，她对孩子也“随心所欲”。这样纵容自己更加危险，因为她能更好地防卫丈夫，而孩子却不能防卫她。如果母亲是一个完整无缺的人，是一个在工作中、在同群体的关系中找到自身完善，而不用通过孩子以专制方式达到自身完善的女人，那么对孩子的幸福来说显然是值得期待的；让孩子不像现在这样待在父母身边时间这么多，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学习和娱乐，在与他只有普通而单纯关系的成年人监护下进行，也是值得期待的。
即使孩子在幸福的或者至少是平衡的生活中被当做宝贝，他也不会挡住母亲的视野。他不会使她摆脱她的内在性；她塑造他的肉体，她哺育他、照顾他，她只能创造这样一种处境，唯有孩子的自由才能超越它；当她把赌注压在他的未来的时候，她仍然只能间接地超越空间和时间，就是说，她再一次注定要依附别人。不仅她儿子的忘恩负义，而且他的失败，都会违背她的希望，像在婚姻和爱情中一样，当唯一本真的行为是自由地承担证实生活必要性的努力时，她却委托给别人去做。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低等最初来自她局限于重复生命，而男人却创造出他认为比生存的人为性更本质的生活理由；把女人封闭在母性中，就是要延续这种处境。今日，女人要求参与这个活动，通过这个活动，人类不断地要以自我超越去自我证实存在的必要性；除非生命有意义，她才能同意制造生命；没有尝试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生产炮灰、奴隶、受害者或自由人，不是一回事。在一个组织还算完备的社会，孩子大部分由群体负担，母亲也受到照顾和帮助，母性并不是绝对与女性工作不相调和。相反，工作的女人—农妇、女化学家或女作家—由于并不迷恋自身，最容易度过怀孕期；个人生活最丰富的女人给予孩子最多，而对他要求最少，在做出努力、在斗争中获得具有人类真正价值的知识的女人将是最好的教育者。今天，女人往往很难将在外几小时、占据了她全部力量的工作与对孩子的关心调和起来，这是因为，一方面，女性的工作往往仍然是受奴役；另一方面，社会并未做出努力，保证孩子在家庭以外得到照顾、看护和教育。这涉及社会的一种失职。但是，认为天上或人间的法则都要求母子互相独占，以此为社会失职辩护，则是一种诡辩，这种互相隶属事实上只构成双重的和有害的压迫。
认为女人通过母性会变成男人的具体对等物，是一种欺骗。精神分析学家已经殚精竭虑，证明孩子给女人带来阴茎的对等物，但不管这种属性多么诱人，却没有人认为，仅仅占有阴茎就可以证明生存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认为占有是生存的最高目的。也有人大谈特谈女人的神圣权利，但女人并不是作为母亲获得选举权；未婚母亲仍然受到蔑视；母亲只在结了婚的前提下才获得荣耀，就是说，她要有隶属于丈夫的身份。只要她的丈夫仍然是家庭的经济首脑，尽管她精心照顾好孩子，孩子仍然更隶属于他而不是她。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受到她与丈夫之间关系的严格支配。
因此，夫妇关系，家庭生活，母性，构成一个任何时候都互相支配的整体；女人与丈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就能愉快地承受家庭负担；她在孩子们身边感到幸福，就会宽容丈夫。但这种和谐并不容易实现，因为指派给女人的各种职能彼此并不协调。女性报纸教给家庭主妇大量在洗碗时如何保持性吸引力的艺术，在怀孕时保持优雅的艺术，将娇柔、母性和节俭融合在一起的艺术；但是，强制自己一丝不苟地遵循它们的建议的女人，很快就被操心弄得失魂落魄，大为变样；有一双开裂的手，由于多次怀孕身体变形，却依然想吸引人，那真是很不容易；因此，一个多情的女人往往怨恨孩子毁了她的吸引力，使她失去丈夫的温存；相反，如果她从根底上说是个母亲，她会嫉妒男人也要求孩子们是属于他的。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家庭的理想与生命活动相悖，孩子是打蜡地板的大敌。母爱往往消失在要保持家庭整洁而发出的责骂和愤怒中。在这些矛盾中挣扎的女人往往在神经质和尖刻的状态中度日，这并不奇怪；她总是在某些方面失败，她的收益靠不住，得不到任何确实的成功保证。她从来不是通过工作本身来自救的；工作占据了她的心思，但是不能构成对存在的辩解，这种辩解建立在异质的自由上。封闭在家的女人不能自己建立自己的生存，她没有办法在特殊性中确定自己，因此并没有承认她拥有这种特殊性。在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许多农村居民中，女人只是一个女仆，她受到的尊重与她所提供的活儿成正比，如果她消失了，便毫无遗憾地更换她。在现代文明中，她在丈夫眼里多少被个体化了；除非她完全放弃自我，像娜塔莎一样淹没在对家庭热烈的、绝对服从的忠诚里，否则她要忍受被迫处于成为纯粹一般性的痛苦。她是b家庭主妇/b，b妻子/b，独一无二而又模糊的b母亲/b；娜塔莎乐于待在这种最高的自我虚无化状态中，拒绝一切比较，否认b其他人/b。但现代西方女人却相反，希望作为b这个/b家庭主妇，b这个/b妻子，b这个/b母亲，b这个/b女人而受到别人注意，她在社会生活中寻求的正是这种满足。
参阅卷1第二部《历史》第五节，可以找到“节育”和堕胎问题的历史沿革。—原注
拉丁文，b中止性交/b。
philippepétain（1856—1951），法国将军，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时组织傀儡卖国政府，1945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
见《青春和性》。—原注
见《女性心理学》。—原注
见《性欲冷淡的女人》。—原注
n·哈尔。—原注
见《未赛先输》中《孩子》。—原注
见《婚姻》。—原注
海伦妮·多伊奇证实说，孩子确实在怀孕十个月后出生。—原注
参阅《未赛先输》中《孩子》。—原注
参阅卷1第一章。—原注
有人非常明确地给我举出一个男人的情况，他在妻子—他不太爱她—怀孕的头几个月中，准确地表现出在怀孕的女人身上出现的恶心、头晕和呕吐的症状。这些症状显然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反映了潜意识的冲突。—原注
见《婚姻》。—原注
我已经说过，某些反女性主义者以自然和《圣经》的名义，对人们企图消灭生育的痛苦感到愤慨，痛苦似乎是母性“本能”的来源之一。海伦妮·多伊奇似乎受到这种见解的诱惑；她说，当母亲没有感到分娩的痛苦时，别人把孩子捧给她看，她不会从内心深处承认孩子是她的；然而，她承认，空虚感和陌生感也可在经历痛苦的产妇中看到；她在全书中认为，母爱是一种感情，一种有意识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本能；它不一定与怀孕联结起来；据她看来，女人可以用母爱去爱一个过继的孩子，她的丈夫前妻的孩子，等等。这种矛盾显然来自她把女人看成注定的受虐狂，她的论断引导她高度评价女性的痛苦。—原注
这是施特克尔搜集到的一份自白，我们概述其中一部分。—原注
见《未赛先输》。—原注
见柯莱特《晚星》。—原注
见《在海湾上》。—原注
julesrenard（1864—191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擅长幽默笔调，描写孩子生活，著有《胡萝卜须》、《自然纪事》、《日记》等。
拉丁文，b痛苦的母亲/b。
德·格里尼昂夫人是德·塞维尼夫人的女儿，后者给女儿写了大量的信，信中洋溢着母爱。
这是索菲娅·托尔斯泰自己在强调。—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