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男人来说，结婚往往也是一个危机，证明是许多男性精神病患者是在订婚时或者在夫妇生活的初期发病的。年轻男子不像他的姐妹那样眷恋家庭，他属于某个团体：高等专科学校、大学、学徒车间、团队、帮派，这一切保护他不至于落到无依无靠；他离开家庭，开始过真正的成年人生活；他害怕将来孤独，他结婚常常是为了避免孤独。可是，他受到被集体维护的、将夫妻看做“夫妇集合体”的幻象愚弄。除非在爱情之火的短暂燃烧中，否则两个个体不会构成这样一个世界，保护他们每一个去对抗世界，这是两人在婚后第二天所感受到的。不久就变得不拘礼节的、受奴役的女人，不向丈夫掩盖她的自由；她是一个负担，而不是一个托词；她没有把他从责任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而是相反，加重这些责任。性别的不同往往带来年龄、教育、地位的差异，做不到任何真正的和谐，夫妻虽是一家人，却如同陌路人。以前，他们之间往往有真正的鸿沟：少女生长在无知和无邪的状态中，没有任何“过去”，而她的未婚夫“生活”过，是他启迪她认识生存的现实。有些男性对这种微妙的角色受宠若惊，更明智的男人则不安地衡量把他们与未来妻子隔开的距离。伊迪丝·华顿在她的小说《纯真年代》中，描绘了一个一八七○年的年轻美国男子，面对他要接受的女人所产生的疑虑：
他怀着一种敬畏，注视着这个即将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他的少女纯洁的额角、严肃的眼睛、天真快乐的嘴巴。出自他归属并且相信的社会制度的这个可怕的产物—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少女希望得到一切—如今在他看来像一个陌路人……既然作为一个风流的男人，向未婚妻、向没有经验的少女隐瞒他的过去是他的责任，因为她根本没有过去，他们两人确实能互相了解什么呢？……少女作为这套精心设计的骗局的中心，由于她的坦率和大胆本身，成为更加难解的一个谜。这个可怜的宝贝，她是直率的，因为她没有什么要隐瞒；她信任人，因为她没有设想自己要保护自己；她没有别的准备，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投入到所谓的“生活现实”中……他上百次在这个简单的心灵中转圈，返回时感到泄气，因为他想到由母亲们、婶婶们、祖母们，直至遥远的清教徒祖先的阴谋非常巧妙地制造出来的假纯洁，只是为了满足他的个人趣味，让他能够对她行使领主权利，把她像雪人一样压碎而存在。
今天，隔阂不那么深了，因为少女是一个不那么虚假的存在；她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好地武装起来，以迎接生活。但经常她比丈夫年轻得多。人们对这一点的重要性指出得不够；人们往往将成熟程度不同的后果看做性别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女人是一个孩子，并非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她确实很年轻。她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们的严肃压抑着她。索菲娅·托尔斯泰在婚礼之后一年左右写道：
他老了，注意力太集中了，而我呢，如今我感到自己这样年轻，我那么想做出疯狂的事！我不但不想睡觉，反而想单足旋转跳舞，但是同谁呢？
暮气沉沉的气氛笼罩着我，我周围的人都是年老的。我竭力压抑每一个青春的冲动，在这个理智的环境中，冲动显得不合时宜。
丈夫那方面，则在妻子身上看到一个“婴儿”；对他而言，她不是他期待的妻子，他让她感到这一点；她为此受到侮辱。无疑，她离开娘家时，希望找到一个向导，但她也想被看做一个“大人”；她希望仍然是一个孩子，她想变成一个女人；更年长的丈夫对待她的方式永远不能完全满足她。
即使年龄差距很小，一般说来少女和年轻男人仍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受教育；她来自一个女性世界，被灌输以女性智慧，即尊重女性价值，而他被灌输以男性伦理的准则。他们常常很难互相理解，冲突很快就产生。
由于通常婚姻将妻子从属于丈夫，夫妇关系的问题就极其尖锐地特别对她提了出来。婚姻的悖论就在于同时有性爱职能和社会职能，这种双重性反映在丈夫对年轻女人而言具有的形象里。他是一个拥有男性威信、要代替父亲的半神：成为保护者、供给者、监护者、向导；妻子的生活应该在他的阴影中绽放；他是价值的持有者、真理的担保者、夫妻伦理的维护者。但他也是一个男性，必须同他一起承担经常是可耻的、古怪的、丑恶的或者令人震惊的，无论如何是偶然的体验；他促使妻子同他沉溺于兽性中，而同时他以坚定的步子把她导向理想。
一天晚上，在巴黎，他们回来的途中在那里停留，演出令贝尔纳不快，他公然离开了歌舞杂耍厅：“说什么外国人要看这个！真是恬不知耻，别人要在这上头指责我们……”苔蕾丝赞赏的是，这个害臊的男人再过不到一个小时，要同样让她忍受黑暗中创造的无尽的新花样。
在导师和野兽之间，可以有大量的混合形式。有时，男人同时是父亲和情人，性行为变成神圣的狂欢，妻子是一个沉浸于爱河的女人，她在丈夫的怀抱里找到以完全舍弃换来的最终解救。这种夫妇生活中的爱情和激情是很罕见的。有时，妻子也会以柏拉图式的爱情去爱丈夫，但她拒绝投身到一个过于受尊敬的男人的怀抱里。施特克尔叙述的那个女人的情况就是这样。“d.s.太太是一个大艺术家的遗孀，如今她四十岁。她曾经对丈夫非常性冷淡，虽然她很爱他。”相反，她同他经历快感时，会感到像是经历共同的堕落，在她身上扼杀了尊敬和敬重。另一方面，一次性行为的失败永远将丈夫贬低到禽兽的行列，他在肉体上受到憎恶，在精神上会受到蔑视；反过来，我们已经看到，蔑视、反感、怨恨使女人变得性欲冷淡。经常发生的是，丈夫在性体验之后仍然是受尊敬的高一等的人，人们原谅他动物性的弱点，阿黛尔·雨果的情况似乎是这样。或者他是一个没有威信的、令人愉快的性伙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她的短篇小说《序曲》中描绘了这种双重性可能体现出的一种形式：
她确实爱他。她依恋他，赞赏他，极其尊敬他。噢！超过了世上任何人。她彻底了解他。他是坦率、体面本身，尽管有些实际经验，但他仍然很简单，绝对天真，很容易就能满足，也很容易就会伤了自尊心。如果他不是这样向她扑过来，直吼吼地叫，用那么贪婪的爱慕的目光盯着她，那就好了！对她来说，他太过分了。从童年起，她就憎恶向她扑过来的东西。有时候他变得可怕，真正的可怕，这时，她差一点用尽全力叫喊起来：你要杀死我了！于是她想说一些粗鲁的话，愤恨的话……是的，是的，确实这样；她以对斯坦利全部的爱、尊敬和赞赏去憎恨他。她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对他的所有这些感情清清楚楚，确定无疑，这一种同另一种同样真实。而这另一种，这种怨恨，像其他感情一样非常真实。她真可以装在一只只小口袋里，送给斯坦利。她真想把最后一只口袋出其不意地送给他，设想出他打开时的目光。
年轻的妻子远远不会这样真诚地袒露自己的感情。爱丈夫，感到幸福，这是对自己和对社会的一项责任；这正是家庭对她的期待；或者，如果父母亲反对婚事，她就想让他们失望。通常她从以自欺的态度体验夫妇的处境开始；她很愿意相信，她对丈夫怀着深切的爱；由于女人在性方面感到不那么满足，这种激情就采取更加疯狂、更具占有欲和嫉妒心更强的形式；为了使她起先拒绝对自己承认的失望得到安慰，她不可餍足地需要丈夫在眼前。施特克尔举出许多这种病态依恋的例子。
有个女人结婚初期由于童年的固恋变得性欲冷淡。这时在她身上产生恶性发展的爱情，如同经常在那些不想看到自己丈夫对她们无动于衷的女人身上看到的那样。她只思念丈夫，只为他活着。她再没有其他意愿。他每天早上不得不做出一天的日程表，告诉她应该购买些什么，等等。她认真地一一执行。如果他什么也没有指点她去做，在他走了以后，她就待在自己房间里，百无聊赖地什么事也不做。她不会不陪着他就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她不能独自待着，她喜欢用手抓住他……她感到不幸，哭上几小时，替丈夫发抖，如果没有机会发抖，她就创造机会。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怕独自出去，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如同关在牢狱里。我看到她握住丈夫的手，恳求他一直待在她身边……结婚七年来，他从来无法跟妻子发生关系。
索菲娅·托尔斯泰的例子是相似的；显然从我举出过的段落以及随后的日记可以看出，刚刚结婚她便发现，她不爱她的丈夫。她同他发生的肉体关系令她恶心，她责备他的过去，感到他年纪大，令人厌倦，她对他的想法只有敌意；另外，似乎在床上他又贪婪又粗鲁，疏忽她，粗暴地对待她。而在索菲娅身上，失望的呼喊，厌烦、忧郁、冷淡心情的吐露，混杂着热烈爱情的抗议；她希望亲爱的丈夫一直在自己身边；一旦他远离，她就受到嫉妒折磨。她写道：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一日：我的嫉妒是一种天生的病。也许它来自爱他和仅仅爱他的事实，我只能同他在一起，通过他才能够幸福。
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五日：我希望他只通过我去梦想和思索，只爱我一个人……我一寻思：我爱这个、那个，我便马上收回前言，我感到我不爱列沃奇卡以外的任何东西。然而我绝对应该爱别的东西，正如他爱他的工作那样……我却感到没有他时这样的苦恼不安。我日复一日萌生出离不开他的需要……
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我感到无法好好地了解他，因此我是这样嫉妒地窥视他……
一八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重读关于他的日记真是好玩！多么矛盾啊！仿佛我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还会存在比我们更加和谐、更加幸福的夫妻吗？我的爱情不断增长。我始终以同样不安的、热烈的、多疑的、诗意的爱情去爱他。他的平静和信心有时使我气愤。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六日：我贪婪地寻找关于他的日记的篇页，上面写的是爱情，我一旦找到这些篇页，我就被嫉妒所吞噬。我怨恨列沃奇卡走掉。我睡不着，我几乎什么也吃不下，我伤心饮泣，或者偷偷地哭泣。每天到晚上我都有点发烧、打哆嗦……我是因为爱得太深受到惩罚吗？
通过这些篇页，可以感到徒劳地要以道德或“诗意的”颂扬，去弥补真正爱情的缺乏；苛求、焦虑、嫉妒反映的正是这种心灵的空无。许多病态的嫉妒在这样的状况下发展起来；嫉妒以间接的方式反映了女人将不满足具体化，设想出一个对手；她在自己丈夫身边从来感受不到充分的情感，可以说以设想他欺骗她来解释她的失望。
女人经常通过道德、虚伪、自尊、胆怯，坚持她自编的谎言。沙多纳说：“对所爱丈夫的怨恨，在整个一生中往往不被发觉，人们称之为忧郁或者用另外一个名称。”即使没有被说出来，仍然感受到敌意。它通过年轻女人为了拒绝丈夫的统治所作的努力，或多或少激烈地表现出来。在蜜月和往往随之而来的紊乱时期以后，她企图重新获得自主。这不是容易的事。由于丈夫往往比她年纪大，他无论如何拥有男性的威信，根据法律他是“家长”，他拥有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他常常还拥有—至少在表面上—智力上的优势。他对妻子有文化上的优势，或者至少有职业训练上的优势；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关心世界大事，这是他的事；他懂得一点法律，了解政治，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工会和社团；他有工作，是个公民，他的思想介入到行动中；他经历不可能弄虚作假的现实的考验，就是说，男人一般都有推理技巧，对事实和经验的兴趣，某种批评意识；许多少女缺乏的仍然是这些本领；即使她们读过书，听过讲座，从事过消遣性活动，她们多少偶然积累起来的知识并不构成文化；她们不会推理，并非由于脑力缺陷，这是因为实践没有迫使她们这样做；对她们来说，思索宁可说是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工具；即使她们很聪明，很敏锐，很真诚，由于缺乏理性技巧，她们不会表达观点，从中得出结论。丈夫—甚至比她们更加平庸—正是由此很容易指挥她们。他即使犯了错，也能找出理来。在男性手中，逻辑往往是暴力。沙多纳在《祝婚诗》中出色地描绘了这种狡黠的压迫形式。阿尔贝比贝尔特年长，更有教养，受教育更多，凭借这种优势，当他不同意妻子的意见时，便否认这些意见的全部价值；他不懈地向她b证明/b，他是对的；至于她，她坚持己见，拒绝承认丈夫的议论有任何意义：他是固执己见，如此而已。因此，他们之间严重的误会加剧了。他不企求理解她不善于为之辩护、但却在她身上深深扎根的感情和反应；她不明白在她的丈夫用来压倒她的迂腐逻辑下可能有着活生生的东西。他竟至于发展到因她无知而发火，不过她从不向他隐瞒自己的无知，并向他挑战，提出天文学的问题，但他很自豪能指导她阅读，在她身上找到一个容易支配的听众。在这场知识不足使她每次都败北的斗争中，年轻女人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求助于沉默，或者眼泪，或者暴力：
贝尔特脑袋昏沉沉的，仿佛受到打击，听着这个短促而尖锐的声音，她再也不能思索，阿尔贝继续用威严的嗡嗡声包围她，让她晕头转向，使她受辱的精神感到紊乱以此来伤害她……她面对难以想象的论据的粗暴，被战胜了，不知所措，为了摆脱这种无理，她叫道：让我安静！这句话她觉得太软弱了；她望着小梳妆台上的水晶瓶，突然将瓶子扔向阿尔贝……
妻子有时力图斗争。但往往她像《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样，勉强地接受男人代替她思索，他将是夫妻的意识。由于胆怯、笨拙、懒惰，她让男人费心对所有一般的和抽象的主题形成共同的意见。有一个聪明、有教养、独立的女人，十五年来赞赏丈夫，认为他高过自己，在他死后，她告诉我，她多么不安地看到自己不得不亲自决定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她还想猜测在每种情况下他的想法和决定。丈夫通常乐意担当这种导师和家长的角色。白天他和地位相等的人打交道有过麻烦，要服从上级，到了晚上，他喜欢感到自己是绝对的上级，发布无可辩驳的真理。他陈述当天的事件，认为自己与对手抗争做得对，很高兴在妻子身上又一次证实自己；他评论报纸和政治新闻，乐意对妻子大声朗读，以致她与文化的接触也不是独立形成的。为了扩展他的权威，他乐意夸大女性的无能；她多少温顺地接受这种附属的角色。众所周知，真诚地对丈夫不在身边感到遗憾的女人，多么惊喜地发现，这时自身会有不曾料到的能力；她们管理事务，抚养孩子，处理事情不需要别人帮助。当丈夫归来使她们重新处于无职无能时，她们感到痛苦。
婚姻鼓励男人任性地统治，支配的诱惑是最普遍、最不可抵抗的；把孩子交给母亲，把妻子交给丈夫，这是在人世间培植暴虐；通常，丈夫得到赞同、欣赏，起告诫和指导作用还不够；他发号施令，扮演至高无上的角色；所有在童年、在他的一生中积聚起来的怨恨，每天在其他男人（他们的生存侮辱他和伤害他）中间积聚起来的怨恨，他通过在家中强迫妻子接受他的权威都加以摆脱了；他模仿暴力、强权、不让步；他声色俱厉地下命令，或者他大喊大叫，拍桌子，这样的闹剧对妻子是家常便饭。他坚信自己的权利，妻子保留的任何一点自主在他看来都是一种反叛；他想阻止她未经他许可就呼吸。但她起而反抗。即使她开始时承认男性的威信，她的赞赏很快便消失了；孩子有一天发现，父亲只是一个偶然的个体；妻子不久发现，她的对面没有b君主、家长、主人/b的高大形象，而只有一个人；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顺从他；他在她眼里只代表令人不快的、不公正的责任。有时，她以受虐狂的快意服从，她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她的忍让只是长久的无言的责备，但往往她进入同主人的公开斗争，她竭力反过来对他实行专制。
当男人以为他很容易让妻子顺从他的意志，他能随意“塑造”她时，他是天真的。巴尔扎克说：“妻子是她的丈夫制造成的那个样子。”但再过几页，他说了相反的话。在抽象和逻辑方面，女人常常隐忍地接受男性的权威，但当关系到她真正关心的想法、习惯时，她就坚韧而狡黠地反对他。由于她更封闭在个体的身世中，所以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影响，在她身上比在男人身上深刻得多。在这两个时期她获得的东西，她永远不会摆脱。丈夫强加给妻子政治观点，却改变不了她的宗教信念，动摇不了她的迷信，这就是让·巴鲁瓦所注意到的，他设想自己对与之结合的傻乎乎的、虔诚的小女子施加真正的影响。他沮丧地说：“一个小女孩的脑子，沉湎在一座外省城市的阴影中，对无知蠢事确信不疑，这洗刷不掉。”女人尽管获得了见解，尽管像鹦鹉学舌似的搬弄原则，还是保留了她对世界的个人观点。这种阻力会使她无法理解比她更聪明的丈夫；或者相反，它把她提高到男性的严肃之上，就像司汤达或者易卜生的女主人公那样。有时，她出于对男人的敌意—要么他在性生活方面令她失望，要么相反，他支配她，而她希望报复—故意紧紧抓住不属于她的价值；她依仗母亲、父亲、兄弟、某个她觉得“优越的”男性、听忏悔的神父、修女的权威，使他败北。或者她不正面反对他，竭力有条不紊地违拗他，攻击他，伤害他；她千方百计向他灌输自卑情结。当然，如果她具有必要的能耐，会乐于使丈夫目眩，把她的见解、观点、指令强加给他；她抓住一切道德权威。在她不可能否认丈夫的精神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她力图在性方面进行报复。要么她拒绝他的要求，像米什莱夫人那样，关于她，阿列维告诉我们：
她处处想起支配作用，在床上，因为必须要过这一关，还在书桌上。她看中书桌，米什莱先是阻止她，而她守住床。在几个月中，夫妻过的是圣洁的生活。最后，米什莱能上床了，而阿泰娜依丝·米亚拉雷不久也占有了书桌，她天生是女文人，这是她真正的位置……
要么她在他怀抱里死板板的，用冷淡来侮辱他；要么她表现得任性，卖弄风情，迫使他对她采取哀求者的态度；她调情，她使他嫉妒，她对他不忠，她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力图羞辱他的男子气概。即使她出于谨慎，不把他逼到绝境，至少她骄傲地把她的冷淡秘密藏在心里；她有时在日记里写下这个秘密，但更愿意透露给女友，大量已婚女子乐意互相吐露她们运用的“诀窍”，假装她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的快感；她们恶狠狠地嘲笑被愚弄者的虚荣心和天真；这种吐露也许又是在演戏，在冷淡和想冷淡之间，界限并不确定。无论如何，她们认为自己不敏感，以此满足她们的反感。有些女人—与“螳螂”相似的女人—黑夜和白天都想取胜，她们在拥抱中变得冷淡，在谈话时很倨傲，举止专横跋扈。梅布尔·道奇证实，弗丽达就是这样对待劳伦斯的。她无法否认他的智力优势，却想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强加给他：只看重性的价值。
他必须通过她来看生活，她的用处就是从性的角度来看。她基于此点接受或拒绝生活。
有一天，她对梅布尔·道奇宣称：
他不得不从我这儿得到一切。只要我不在那里，他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一点也没有，他正是从我这儿得到他的书，她继续炫耀地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我整页地为他写出他的书。
然而，她顽强地需要不断向自己证明他需要她；她要求他不停地关注她，如果他没有自发地去做，她就使他陷入绝境：
弗丽达非常认真地致力于绝不允许她同劳伦斯的关系像在已婚者之间通常建立的平静中进行。一旦她感到他耽于习惯，她就向他扔出一颗炸弹。她做得让他永远不会忘记。这种要别人持续关注的需要……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变成了用来反对敌人的武器。弗丽达懂得去戳他的敏感处……如果白天他没有注意她，晚上她就要侮辱他。
他们之间的夫妇生活变成了周而复始的争吵，任何一方都不想屈服，连最小的争执都像是b男女/b之间进行决斗的异乎寻常的样子。
在茹昂多给我们描绘的艾丽丝身上，可以找到方式非常不同的、凶蛮的支配意愿，这种意愿引导她尽可能压低丈夫：
艾丽丝：“一开始，在我周围，我压低一切。然后，我非常平静。我只跟丑婆娘或者怪人打交道。”
她睡醒时叫我：
“我的丑男人。”
这是一种策略。
她想侮辱我。
她让我一个接一个放弃我对自己的所有幻想，她由此感到多么真诚的快乐。她从来不失去一个机会在我目瞪口呆的朋友们，或者我们那些发愣的仆人面前对我说，我是可怜巴巴的这个，又是可怜巴巴的那个。因此我终于相信了她的话……为了蔑视我，她不放过任何机会让我感到，我的作品不如她带给我们的福利更使她感兴趣。
是她耐心地、慢慢地、合情合理地使我泄气，有条理地侮辱我，使我的思想之泉枯竭，让我一点点以准确的、冷静的、不可抗拒的逻辑放弃我的骄傲。
“总之，你挣得比工人少，”一天，她在擦地板的人面前对我扔出这一句。……
……她想压低我，以便显得高过我，至少与我平起平坐，这种藐视使她在我面前保持高傲……她对我只给予和她的踏脚板或者商品同等的尊重。
弗丽达和艾丽丝为了面对男性也要显得像本质的主体一样，运用了男人时常揭示的一个策略：她们竭力向他们否认他们的超越性。男人乐于设想，女人对他们怀有阉割的梦想；事实上，她的态度是含混不清的：她是想侮辱男性，而不是想消灭男性。更为准确的是，她希望将男人与他的计划和未来割裂开来。当丈夫和孩子生病、疲倦、沦为肉体存在时，她便胜利了。于是，在她支配的家庭里，他们只显现为众多客体当中的一个客体；她以主妇的权能对待他；她为他包扎，就像重新粘好一只破裂的盆子，她给他清洗，就像擦亮一只罐子；什么也不使她善于剥皮和洗盆子的能干的天使般的手讨厌。劳伦斯在对梅布尔·道奇谈到弗丽达时说：“你不知道当你生病时，感受到这个女人的手触到你是什么感觉。肉体的、沉甸甸的、德国人的手。”女人有意识地将这只手的全部重量放到男人身上，让他觉得，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肉体的存在。没有比茹昂多笔下的艾丽丝将这种态度表现得更淋漓尽致的了：
例如我记得我们结婚之初那只虱子“长陈”……靠了它，我才真正与一个女人有过亲密的关系，那天，艾丽丝把赤裸裸的我放在她的膝上，像给一头绵羊剪毛那样，用一支蜡烛沿着我的身体转，照亮我的每一个皱褶。噢，她慢慢地察看我的腋窝、我的胸脯、我的肚脐、我的睾丸，在她的手指间它胀得像只鼓，她沿着我的大腿继续找，在我的脚之间长久地停留，剃刀在我的屁眼周围掠过，最后一丛金黄色的毛落到小篮里，虱子就藏在里面，她烧死它，在让我摆脱了它和它的巢穴的同时，一下子让我处于新的赤裸和孤独的空虚中。
女人喜欢男人不是一个反映主体性的身体，而是一个被动的肉体。她反对生存，肯定生命，反对精神价值，肯定肉体价值；她对男性的事业乐于采取帕斯卡的幽默态度；她也认为，“男人的所有不幸来自唯一的一件事，就是不知道在一个房间里休息”；她好心地把男人关在家里；一切不利于家庭生活的活动，都引起她的敌意；贝尔纳·帕利西的妻子气愤的是，他烧掉家具，为的是发明新的搪瓷，这是人们至此从来都用不着的；拉辛夫人让她的丈夫多关心园子里的醋栗，却拒绝读他的悲剧。茹昂多在《丈夫纪事》中常常表现得夸张，因为艾丽丝执著地把他的文学事业只看做物质利益的源泉。
我对她说：“我最近一个短篇在今天早上发表。”她不是想显得玩世不恭，而仅仅因为事实上只有这个触动她，她回答说：“至少这个月又多了三百法郎。”
这种冲突有时会扩大，直至引起决裂。但一般说，女人在拒绝丈夫支配的同时，却想“留住”他。她与他斗争，为的是捍卫自己的自主，她与世上的其他人斗争，是为了保持使她处于附属地位的“处境”。这种双重游戏很难玩，这就部分解释了大量女人一生中所处的不安和神经质状态。施特克尔提供了一个非常意味深长的例子：
z.t.太太从来没有经历过快感，她嫁给了一个非常有教养的男人。但她不能忍受他的居高临下，她开始研究他的特长，想同他并驾齐驱。从订婚开始她便放弃了过于繁重的学业。这个男人非常有名，他有很多女学生，她们都追求他。她决心不要落到这种可笑的崇拜中。在家里，一开始她就不敏感，而且始终如此。当她的丈夫得到满足离开她时，她只通过手淫达到过性欲高潮，她将这种情况告诉了他。她拒绝他通过抚摸促使她激动……不久，她开始嘲笑和贬低丈夫的工作。她无法“理解那些追逐他的鹅，她是了解这个大人物的私生活内幕的”。在他们日常的争吵中，会出现这样的话：“你乱涂的东西是无法强加给我的。”或者：“你以为你能任意摆布我，因为你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丈夫越来越关心他的学生，而她周围是年轻人。几年间她一直这样，直到她的丈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始终忍受着他小小的私情，甚至与那些被抛弃的“可怜的傻瓜”结伴……但是后来她改变了态度，投身于随便哪个青年，没有性欲高潮。她向丈夫承认对他不忠，他完全同意她这样做。双方可以平静地分手……她拒绝离婚。调解十分困难，但还是和解了……她哭泣着献身，感受到第一次强烈的性欲高潮……
可以看出，在她与丈夫的斗争中，她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开他。
“抓住丈夫”是一门艺术，“留住”丈夫是一门职业，需要运用很多手腕。一个谨慎的姐妹对刻薄的少妇说：“当心，同马塞尔大吵大闹，你会失去你的b地位/b。”赌注是最严肃的，这就是物质和精神安全、属于自己的家、妻子的尊严、爱情和幸福的或多或少成功的替代物。女人很快便明白，她的肉体魅力只是她最弱的武器；它会随着习惯而消失；唉！世上有其他令人向往的女人；她竭力让自己吸引人，讨人喜欢，她往往处于使她倾向性欲冷淡的骄傲和通过肉欲的热情挑逗吸引丈夫的意图之间。她也依靠习惯的力量、他在令人愉快的家感受到的魅力、他对爱人的欲望、他对孩子们的温情；她致力于通过接待客人和穿衣打扮的方式“为他增光”，并通过她的建议和她的影响对他产生巨大作用；她要尽可能让自己不可或缺，要么通过自己在上流社会的成功，要么通过自己的工作。可是，尤其有一整套传统教导妻子掌握“学会抓住男人”的艺术；必须发现和奉承他的弱点，灵活地把握奉承和蔑视、顺从和抵抗、警惕和宽容的分量。这最后一种混合特别棘手。不该让丈夫有太多或太少的自由。妻子过于随和，便会看到丈夫跑掉，他对别的女人花费的钱和爱情，都是从她那里夺走的；她会经历这样的危险：他的情妇对他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让他离婚，或至少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首位。然而，如果她禁止他有任何艳遇，如果她的监视、吵闹和要求令他讨厌，她可能使他不舒服，以致对她严重不利。问题是要知道有分寸地“做出让步”；丈夫“对婚约戳几刀”，妻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其他时候，必须睁大眼睛；特别是已婚女人要提防那些她认为会过于容易窃走她的“地位”的少女。为了让丈夫摆脱一个令人不安的竞争者，她带他去旅行，竭力让他分心；必要时—以蓬巴杜夫人为榜样—挑动另一个不那么危险的竞争者；如果什么也不能奏效，她会求助一哭二闹三上吊，等等；但过分吵闹和指责会把丈夫赶出家去；当女人最需要引诱人时，她会使自己变得不可忍受；如果她想取胜，她就要灵活地把握动人的眼泪和悲壮的微笑、恫吓和卖弄风情的分量。掩盖，耍诡计，默默地憎恨和害怕，把赌注压在男人的虚荣心和弱点上，学会挫败他、玩弄他和操纵他，这是一门非常可鄙的艺术。女人有一个大言不惭的托词，就是别人迫使她把自己整个儿投入到婚姻中，她没有职业，没有能力，没有个人关系，她连娘家姓都失去了；她仅仅是丈夫的“一半”。如果他抛弃她，她往往在她自己身上和自己身外都找不到支持。向索菲娅·托尔斯泰扔石头是很容易的，正如阿纳托尔·德·蒙齐和蒙泰朗所做的那样，但如果她拒绝夫妇生活的虚伪，她能到哪里去呢？什么命运等待着她呢？当然，她似乎是个非常可恶的泼妇，但是，能要求她去爱她的暴君，并且祝福自己的奴隶生活吗？为了让夫妇之间有忠诚和友谊，sinequanon条件是他们俩彼此是自由的，具体而言是互相平等的。只要男人独占经济自主，他拥有—根据法律和风俗—给予男性的特权，他往往显得像暴君就很自然了，这促使女人反抗和运用诡计。
没有人想否认夫妇生活的悲剧和斤斤计较的场面，但婚姻的保卫者确信，夫妇的冲突来自个体的恶劣意愿，而不是来自婚姻制度。其中，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局描绘了一对理想夫妻：皮埃尔和娜塔莎。娜塔莎是一个爱俏和浪漫的少女；结婚以后，她令周围的人都惊讶，因为她放弃了打扮、上流社会和一切娱乐，全身心奉献给丈夫和孩子们；她变成主妇的典型。
她再也没有形成她以往的魅力那种始终燃烧的生命光辉。如今，人们常常只看到她的面孔和身体，却看不到她的心灵，只看到美丽的、生殖力强的健壮女性。
她要求皮埃尔像她那样专注地去爱；她唯恐失去他；他放弃了一切外出和一切友情，也将全身心贡献给家庭。
他既不敢到俱乐部去吃饭，也不敢长期旅行，除非是为了公事，他的妻子根据公事次数把他的工作列入科学范围，她虽然丝毫不懂科学，却极其看重。
皮埃尔处在“他妻子的控制下”，但反过来：
处在亲密状态中的娜塔莎成为她丈夫的奴隶。整座房子受到所谓丈夫的命令的严格管理，就是说，受到娜塔莎竭力要猜测出的皮埃尔的愿望的严格管理。
当皮埃尔离开她出远门的时候，娜塔莎急不可待地迎接他归来，因为他不在家，她十分难受；但在两夫妇之间笼罩着一派美满的和谐；他们只说出半句话就能互相理解。在她的孩子们、家庭、受到热爱和尊敬的丈夫之间，她尝到几乎没有杂质的幸福。
这幅田园诗般的图画值得仔细研究。托尔斯泰说，娜塔莎和皮埃尔就像灵与肉一样结合在一起；当灵魂离开了肉体时，就只有死亡；如果皮埃尔不再爱娜塔莎，会发生什么事呢？劳伦斯也拒绝男性不专一的假设：拉蒙会始终爱向他献出灵魂的印第安小女孩特蕾莎。然而，独一无二的、绝对的、永恒的爱情最热烈的捍卫者之一安德烈·布勒东却不得不承认，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爱情会搞错对象，无论是犯错误还是不专一，对女人来说是同样的被抛弃。皮埃尔强壮，有强烈的肉欲，会受到其他女人肉体的吸引；娜塔莎是爱嫉妒的，不久关系就会恶化；要么他离开她，这会毁掉她的生活，要么他说谎，带着怨恨忍受她，这就弄糟他的生活，他们将生活在妥协和权宜中，这会使他们两人都不幸。有人会反驳说，至少娜塔莎会有孩子，但孩子只有在平衡的状态中才是快乐的源泉，而丈夫是高峰之一；对被遗弃的、嫉妒心重的妻子来说，孩子变成一个令人不快的负担。托尔斯泰赞赏娜塔莎献给皮埃尔的盲目忠诚；但另一个男人，劳伦斯虽然也要求女人要盲目地忠诚，却嘲笑皮埃尔和娜塔莎；一个男人在其他男人看来，可以是一个泥塑偶像，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神；崇拜他，便使他失去生命，而不是挽救他的生命；怎么知道是这样？男人的主张互相抵触，权威不再起作用，必须由女人来判断和批评，她只会做一只柔顺的应声虫。再说，强加给她不通过任何自由的思索就接受的原则和价值，等于侮辱她；她只有通过自主的判断才能分享丈夫的想法；与她格格不入的东西，她既不应该赞成，也不应该拒绝；她不能向他人借来自己的生存理由。
对皮埃尔—娜塔莎神话最彻底的判决，是列夫—索菲娅这对夫妇提供的。索菲娅对她的丈夫反感，她感到他“令人厌倦”；他同附近的所有农妇相好，背叛了她，她感到嫉妒和烦恼；她神经质地经历了多次怀孕，她的孩子填补不了她心灵的空虚，也填补不了日子的空虚；对她来说，家是一片贫瘠的沙漠；对他来说则是一个地狱。最后这个歇斯底里的老女人半裸着躺在黑夜潮湿的森林中，这个穷途末路的老男人离家出走，他们终于否定了一生的“结合”。
当然，托尔斯泰的情况是个例外；有大量的家庭是“美满的”，就是说，夫妇达成妥协；他们彼此生活在一起，没有过分互相刁难，没有过分互相欺骗。可是，有一种不幸是他们很少摆脱得了的，这就是厌倦。不论丈夫成功地把妻子变成他的应声虫，还是每个人龟缩在自己的天地里，过了几个月或几年，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了。夫妇是一个共同体，其中的成员失去了自主，却不能摆脱孤独；他们静止地互相同化，而不是互相维持生动活跃的关系；因此，在精神领域和肉体方面，他们什么也不能互相给予、互相交换。在多萝西·帕克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不幸》中，她概括了许多夫妻生活的悲惨故事；这是在晚上，威尔顿先生回到家里：
威尔顿太太听到门铃声后开了门。
“回来啦！”她快乐地说。
他们表情激动地互相微笑。
“回来了！”他说，“你一直待在家里？”
他们轻轻地拥抱。她带着彬彬有礼的关注望着他挂上大衣和帽子，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报纸，递给她一份。
“你把报纸捎回来了！”她接过来时说。
“怎么样？你整个白天做了什么事？”他问。
她早已等待着这个问题；在他回来之前，她已经想好了怎样向他叙述一天中发生的小事……但眼下，这成了一个乏味的长故事。
“噢！什么事也没做，”她带着快乐的微笑说，“你下午过得好吗？”
“哦！”他开始说……但他在说话之前，兴趣已烟消云散……再说，她正在忙着拔掉垫子上一根羊毛流苏的线。
“噢，过得不错。”他说。
……她相当擅长对别人说话……恩内斯特在与人交往时也相当能言善辩……她试图回忆在结婚之前、订婚期间他们的谈话。他们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互相诉说。但她对此并不感到不安……有的吻和有些事会占据你的脑子。但不能依靠这些吻和其他的东西度过七年之痒后的一个个晚上。
或许会觉得，在七年中已经习惯了，意识到日子就是这样，要忍耐下去。可是不行。这最终是恼人的。这不是有时在人们之间笼罩的软绵绵的、友好的那种静默。这给你一个印象，有点事要做，你没有完成你的责任。就像一个晚会不受欢迎的家庭主妇……恩内斯特要费力地阅读，报纸看到将近一半，他开始打哈欠。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威尔顿太太内心掠过了一点事。她会喃喃地说，她本该跟达莉亚打赌，她会冲到厨房。她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茫然地向罐子里张望，检查浆洗的清单是否遗漏，当她返回的时候，他会正在进行上床前的洗洗弄弄。
在一年中，他们的三百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七乘以三百天，总共是两千多天。
有时人们认为，这种沉默本身是比一切话语更加深沉的亲密关系；当然，没有人想否认，夫妇生活能产生一种亲密关系，一切家庭关系都是这样，仍然隐藏着仇恨、嫉妒、怨恨。茹昂多有力地指出了这种亲密和真正的人类友爱之间的不同，他这样写道：
艾丽丝是我的妻子，无疑，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我的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我的任何一个近亲，都不如她跟我更亲，可是，不管她所处的位置如何接近我，在我最隐秘的天地中，我让她扎根扎得这样深，以致她属于我的肉体和心灵最无法摆脱的纤维（而且这正是我们牢不可破的结合的全部秘密和全部悲剧），这当儿从大街上经过、我从窗子勉强看到的陌生人，不管他是谁，从人情方面讲，对我来说，不如她更陌生。
他还说：
人们发现，自身是一种毒药的牺牲品，但已经习惯了。今后，除非舍弃自身，否则怎么戒除呢？
他又说：
当我想到她时，我感到，夫妇之爱与同情、好色、激情、友谊、爱情都没有任何关系。它只适合于自己，既不萎缩到这些复杂感情的这一种，又不萎缩到那一种，据此汇聚的夫妇有自身的特性、自身的特殊本质和独一无二的方式。
夫妇之爱的辩护者乐于辩解说，这不是一种爱，他们甚至给它一种美妙的性质。因为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创造了一种史诗风格：常规具有冒险的面貌，忠诚具有崇高的疯狂的面貌，无聊变成智慧，家庭仇恨是爱最深刻的形式。实际上，两个个体互相憎恨，又互相不能缺少，不是属于最真实、最动人的人类关系，而是属于最可怜的关系。相反，理想应是完全自足的人只通过自由赞同的爱互相结合在一起。托尔斯泰赞赏娜塔莎和皮埃尔的结合是“难以定义的，但却是坚实的、牢固的，就像自己的心灵同自己的肉体结合一样”。如果接受二元论的假设，对心灵来说，身体只是纯粹的人为性；因此，在夫妇的结合中，每一方对另一方都会有偶然既定的无可抗拒的沉重；正是必须把它作为荒谬的非选择的在场，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物质本身承受和爱。在这两个词之间，形成一种有意的含糊，正是由此产生欺骗，人们所承受的，却不去爱它。人们承受身体、过去、眼前的处境，但爱是朝向他人、朝向与己分隔开的生存、朝向结局和未来的活动；承受一种重负、一种暴虐的方式，不应是爱，而应是反叛。人的关系只要是在直接性中体验，就没有价值；例如，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只有当它们反映在意识中的时候才具有价值；人们不会赞赏夫妇关系重新回到直接性中，配偶在其中消耗他们的自由。这种眷恋、怨恨、仇视、命令、忍让、怠惰、虚伪的复杂混合，被称做夫妇之爱，因为它用做托词，人们才声称尊重它。但是友爱和肉体之爱一样，要让它本真，首先必须让它是自由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任性，感情是超越现时的承诺，但只有个人才去比较其一般意愿和特殊的行为，以便维持他的决定，或者相反，粉碎这个决定；当感情不取决于任何外来的命令，在毫无恐惧的真诚中体验时，它是自由的。相反，“夫妇之爱”的规定让人做出各种克制和说出各种谎言。首先，它不让夫妇真正互相了解。日常的亲密既不产生理解，也不产生同情。丈夫过于尊重妻子，也就难以关注她的心理生活的变化，不然就会承认她有秘密的自主，这种自主会令人难堪和危险；她在床上确实获得快感吗？她真的爱她的丈夫吗？她服从他确实幸福吗？他宁愿不问；他觉得这些问题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他娶了一个“正派女人”；本质上她是贤惠的、忠诚的、忠实的、纯洁的、快乐的，她没有非分之想。有个病人在感谢过他的朋友、亲人和护士之后，对他年轻的妻子（半年中她没有离开过他枕边）说：“你呀，我不感谢你，你只是完成了你的责任。”他对她的任何优点不加赞赏，因为这些优点由社会加以保障，与婚姻制度本身相连；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妻子不是出自博纳尔的一本书，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他把她强加给自己的忠于职守当做既定条件，她要克服诱惑，她也许会陷入诱惑，她的耐心、圣洁、合乎礼仪是艰难的胜利，这些他都不加以考虑；他更加彻底地不知道她的梦想、她的幻想、她的思念、她度日的感情氛围。沙多纳在《夏娃》中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丈夫，他在几年中记下夫妇生活的一本日记，他细致入微地谈论他的妻子，但仅仅是他看到的如此这般的妻子，对他来说她就是这样的，从来不把自由个体的维度归还她，当他突然获悉她不爱他，要离开他时，他极为震惊。我们常常谈到天真而正直的男人面对女性的负心感到的幻灭：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生活的伴侣是骗子，恶人，奸妇；他们带着男子汉的勇气承受打击，但作者并未成功地使他们显得慷慨和强有力，我们觉得他们尤其像不敏感和缺乏善意的笨蛋；男人责备女人虚情假意，但只有过分自得才会这样经常受骗。女人注定不道德，因为对她来说，道德就是非人道的实体的体现：强有力的女人、贤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一旦她思索、梦想、睡觉、期待、毫无限制地呼吸，她就会背叛男性的理想。因此，那么多女人只在丈夫不在家时才让自己“成为自己”。反过来，女人不了解她的丈夫；她以为看到他真正的面目，因为她在他日常的偶然性中把握他，但男人首先是在世界上，在其他男人中间所b扮演/b的角色。拒绝了解他超越性的活动，就是抹杀他的本性。艾丽丝说：“嫁给一个诗人，在做了他的妻子以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他忘记拉抽水马桶的链子。”他仍然是一个诗人，而对他的作品不感兴趣的妻子还不如远方的读者了解他。如果妻子不愿共谋发展，这往往不是她的错，她不了解丈夫的事，她没有经验、没有必要的文化“跟随”他，她做不到与他通过他的计划联合起来，他认为这些计划比日子单调重复远为重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丈夫来说，妻子可以成功地变成真正的伴侣，她探讨他的计划，给他出主意，参与他的工作。如果她由此以为实现了个人的作品，她便是以幻想来欺骗自己，他仍然是唯一负责的、行动的自由的人。她必须爱他才能找到为他服务的快乐；否则，她就只感到怨恨，因为她感到被剥夺了自己努力的成品。男人—忠于巴尔扎克提出的把女人看成奴隶，同时说服她，她是女王的论定—乐于夸大女人施加的影响的重要性；其实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说谎。当若尔热特·勒布朗要求梅特林克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写在她认为是合写的书上时，她受到这种欺骗的愚弄；格拉塞在置于叙述歌女故事的《回忆录》卷首的序言中，向她坦率地解释，凡是男人都会迅速地把与他共同生活的女人尊崇为一个合作者和启发者，但他仍然把他的作品看做只属于他；他是有理由的。在一切行动中，在一切作品中，选择和决定的时刻才是重要的。女人一般起到算命女人询问的水晶球的作用，换一个女人也会做好这件事。证明是，男人往往以同样的信赖接受另一个女顾问，另一个女合作者。索菲娅·托尔斯泰抄写她丈夫的手稿，誊写清楚，后来他让他的一个女儿做这件事；于是她明白，即使她乐于誊写，她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自主的工作才能够保证女人有真正的自主。
夫妇生活根据情况具有不同的面貌。对许多女人来说，白天差不多以同样方式进行。早上，丈夫匆匆离开妻子，她带着愉快的心情听到大门在他身后重新关上；她喜欢重新变得自由，没有禁忌，在家里唯我独尊。轮到孩子们上学去了，她整天一个人待着，在摇篮里蠕动或者在花园里玩耍的婴儿不是一个伴侣。她用较多的时间打扮、做家务；如果她有一个女仆，她会吩咐她做事，一面与之聊天，一面逛到厨房里；要不然她跑到市场，同女邻居或摊主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交谈几句。如果丈夫和孩子回家吃饭，她就利用不了太多他们在场的时间；准备饭餐、上菜、收拾餐桌，有太多的事要做；而他们多半不回家。无论如何，她有长长一个空闲的下午。她带着较年幼的孩子们到公园去，一面看管他们，一面织毛衣或者缝衣服；要么，她坐在窗旁，缝补衣服；她的手在干活，她的脑子不在想事；她反复考虑起自己操心的事；她描绘自己的计划；她在梦想，她感到无聊；她关注的任何事都不能满足自己；她的思绪投向她的丈夫和孩子们，他们要穿哪些衣服，要吃她准备的哪些菜；她只为他们而活着；他们会为此而感激她吗？她的无聊逐渐变成心焦，她开始焦虑地等待他们归来。孩子们放学回来了，她拥抱他们，问这问那，但是他们要做作业，他们想一起玩耍，他们溜走了，他们不是一种消遣。随后，他们成绩不好，丢失了一条方围巾，他们吵闹，弄得乱七八糟，打架，总是必须多少责骂他们一顿。他们在家是使母亲疲倦，而不是使她心境平静。她越来越焦急地等待丈夫回来。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他工作，接触到不少人，与人交谈，他没有想念她；她开始神经质地反复思考，她为他牺牲自己的青春真是愚蠢；他不知道感激她。丈夫走向妻子蛰居的家时，隐约感到自己有罪；结婚初期，他总是送给她一束花，一件小礼物；但这种礼节不久就失去一切意义；如今，他回来时两手空空，他越是担心每天一样的迎接，就越是不急不忙。事实上，妻子往往以一天的无聊和等待带来的争吵来报复；由此，她也预告了失望，他的在场不能填满等待的希望。即使她停止责备，丈夫那方面也感到失望。他在办公室里并不快乐，他很疲倦；他有一种既想兴奋又想休息的矛盾愿望。妻子过于熟悉的面孔不能让他摆脱自身的烦恼；他感到，她想让他分担她的忧虑，她也等待着从他那里得到消遣和放松，可她在眼前压抑着他，却不能满足他，他在她身边找不到真正的休息。孩子们也不能带给他消遣和平静；吃饭时和晚上大家带着一种隐约的坏脾气度过；阅读，收听无线电广播，懒洋洋地交谈，在亲密的掩盖下，每个人却是孤独的。然而，妻子带着一种焦虑的希望—或者带着一种焦虑的恐惧—寻思，这一晚—终于又来了！—是否会发生一点事。她失望地、生气地或者感到欣慰地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她高兴地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由于女人更为可怜，工作更加超负荷，她们的命运也更艰难；当她们既有空闲又有消遣时，她们的命运就发出光彩了。但这幅图画：无聊、等待、失望，在很多情况下又会出现。
女人有一些逃避的方法，不过，实际上，这些方法不是人人都能采用的。尤其在外省，婚姻的枷锁很沉重，女人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承受她不能逃避的处境。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女人自视甚高，变成了暴虐的主妇、泼妇。另外一些女人热衷于牺牲品的角色，变成她们的丈夫和孩子的受苦奴隶，从中感到受虐的快乐。再有一些女人延续自恋的行为，我们谈到少女时已经描绘过这种行为了：她们对于不能做出任何事业也感到痛苦，而且由于让自己什么也不是，也因什么也不是而痛苦；她们由于得不到确定，感到自身是无限的，认为自己不被人理解；她们忧心忡忡地自我崇拜；她们逃避到梦想、做戏、生病、嗜癖和吵闹中；她们在自己周围制造悲剧，或者封闭在一个想象的世界里；阿米尔描绘的“笑盈盈的伯岱太太”属于这一类人。她封闭在单调的外省生活中，在傻瓜丈夫身边，既没有机会行动，也没有机会爱，受到空虚感和生活中无所作为的感觉折磨；她力图在浪漫的梦想中，在她周围的鲜花中，在她的打扮和自身中找到补偿，她的丈夫甚至打扰了这些游戏。她最后企图杀死他。女人逃避到象征性的行为中，这种行为可能带来反常，她的困扰可能导致犯罪。有的夫妇之间的罪行不是出于利益，而是出于纯粹的仇恨而犯下的。莫里亚克就是这样给我们表现苔蕾丝·德斯盖鲁的，她试图给丈夫下毒，就像不久前拉法尔日太太所做的那样。最近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在忍受一个可恶的丈夫达二十年之久后，有一天，在大儿子的帮助下，冷酷地把丈夫扼死了。她被宣判无罪。对她来说，没有别的方法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处境。
对一个想在清醒和本真中体验自身处境的女人来说，往往除了淡泊的骄傲，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她依附于一切和所有人，她只能经历完全是内心的，因此是抽象的自由；她拒绝现成的原则和价值，她下判断，她询问，由此摆脱了夫妇之间的奴役，但她高傲的保留，她对“忍耐与节制”这种箴言的赞同，只构成一种消极态度。她坚持遁世和玩世不恭，并不积极运用她的力量；只要她是热情的、活泼的，她就设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她帮助别人，起安慰、保护和奉献的作用，增加自己的事务，但她由于碰不到任何真正需要她的任务，由于她的主动性达不到任何目的而痛苦。她经常受到孤独和枯燥无味的生活折磨，最后自我否定和自我毁灭。这样的命运的一个出色例子，是由德·沙里埃尔夫人提供的。杰弗里·司各特在关于她的一本动人的书中，描绘她“热情的面容，冰冷的额角”。但不是她的理智在她身上熄灭了这生命之火，埃尔芒什对此说过，她会“使拉普人的心热起来”；正是婚姻慢慢地杀害了神采奕奕的贝勒·范·楚伊伦；对于忍让，她解释道：必须有英雄主义或者天才，才能创造出另一个出路。她高贵而罕见的品质不足以挽救她，这是历史上能遇到的对婚姻制度最出色的谴责之一。
范·楚伊伦小姐光彩夺目，有教养，聪明，热情，使欧洲惊讶；她令求婚者害怕；她拒绝了不止一打求婚者，其他也许更能被接受的求婚者都退避三舍了。唯一令她感兴趣的男人埃尔芒什，她并不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丈夫，她同他保持了十二年的通信，但这种友谊，她的学习，最后再也不能满足她。她说，“处女和殉道者”是同义叠用；生活中的约束对她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她想成为女人和获得自由。三十岁时她嫁给了德·沙里埃尔先生；她赞赏在他身上感到的“心灵正直”、“正义精神”，她一开始决定让他成为“得到世上最一往情深的爱情的丈夫”。后来，邦雅曼·贡斯当叙述，“她因想使他赶上自己的步伐，而令他非常痛苦”；她未能成功地战胜自己一贯的冷淡；德·沙里埃尔夫人关在科隆比埃，处于这个正直和阴郁的丈夫以及年老的公公、两个没有魅力的小姑子之间，开始感到无聊；她不喜欢纳沙泰尔那种外省社会的狭隘思想；她以洗涤家里的衣服，晚上玩“彗星”纸牌来消磨时光。一个年轻人短暂地经过她的生活，让她比以前更加孤独。“把无聊看做缪斯”，她写了四部关于纳沙泰尔的风俗的小说，她的朋友圈子更加缩小了。在她的一部作品中，她描绘了一个活泼敏感的女人与一个善良但冷淡迟钝的男人结婚后漫长的不幸，夫妇生活在她看来就像一系列误会、失望和细小的怨恨。很明显，她本人是不幸的；她病倒了，治愈后又回到她的生活与之相伴随的漫长的孤独中。她的传记作者写道：“显而易见，科隆比埃的生活惯例和她的丈夫消极的、顺从的温柔，挖掘出持久的空虚，这是任何活动都不能填满的。”正是在这时，邦雅曼·贡斯当出现了，热情地关心了她八年。当她过于骄傲，不肯同德·斯达尔夫人争夺他时，她放弃了他，她的骄傲变得坚定起来。有一天她写信给他说：“我觉得住在科隆比埃很讨厌，我总是绝望地回到那里。我再也不愿意离开，我让自己能够忍受那里。”她蛰居在那里，十五年未曾走出她的花园；她这样执行主张坚忍的箴言：力图制服自己的心灵，而不是命运。她作为囚徒，只能通过选择自己的监狱找到自由。司各特说：“她同意德·沙里埃尔先生待在她身边，就像她接受阿尔卑斯山一样。”她太清醒，不会不明白这种忍让毕竟只是欺骗；她变得如此沉默寡言，如此痛苦，可以猜度出她是如此绝望，以致令人恐惧。她向涌到纳沙泰尔的移民开放自己的家，她保护他们，援助他们，给他们指导；她写作高雅的、看破一切的作品，德国哲学家胡贝尔在贫困时将这些作品译成德文；她向年轻女人的圈子提供大量建议，向她喜爱的昂丽艾特教授洛克的著作；她喜欢在周围的农民中扮演保护人角色；她越来越小心翼翼地回避纳沙泰尔的社会，高傲地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她“一味要创造惯例，并且加以承受。她无数的慈善举动包含着一点可怕的意味，做出这些举动的镇定是那样冷冰冰……她给周围的人留下一个步入空房间的幽灵的印象”。只有罕见的机会—例如一次拜访—生命之火才复燃。但是，“年复一年以枯燥乏味的方式过去。德·沙里埃尔夫妇一起衰老了，被整整一个世界隔开，不止一个来访者走出他们的家时，松了一口气，感到摆脱了一座封闭的坟墓……挂钟发出的滴答声，德·沙里埃尔先生在楼下致力于他的数学；从谷仓升上连枷有节奏的声音……生活在继续，虽然连枷去掉了它的内核……小事令人绝望地压缩到填补一天的细小裂隙，而生活充满了这些小事，这就是憎恨卑微狭獈的泽莉德所处的境地”。
也许有人会说，德·沙里埃尔先生的生活不比他的妻子更快活，可至少他选择了这种生活，似乎这适合他平庸的个性。如果能设想出一个具有贝勒·范·楚伊伦那样异乎寻常品质的男人，那么他肯定不会在科隆比埃的寂寞、乏味中消耗掉自己。他会在事业、奋斗、行动、生活的世界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按照司汤达的说法，有多少淹没在婚姻中的女人“为人类而牺牲了”！有人说，婚姻降低了男人，这往往是真实的，而婚姻几乎总是毁掉女人。婚姻的捍卫者马塞尔·普雷沃也承认这一点。
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多少次我看到一个少妇，我在她是少女时就认识她，我惊讶于她性格的平庸和生活的无意义。
在索菲娅·托尔斯泰婚后半年，从她笔下可以看到几乎同样的字句。
我的生活是这样平淡，这是一种死亡。而他有充实的生活，一种内心的生活，充满才能和不朽。（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几个月以前，她发出另一种抱怨：
一个女人怎么能满足于整天坐着，手里拿着一根针，满足于弹钢琴，独自一人，绝对独自一人，而且她想到丈夫不爱她，把她永远压制到奴役的地位呢？（一八六三年五月九日）
十一年以后，她写下如今许多女人都同意的这几句话（一八七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今天，明天，几个月，几年，总是、总是同样不变。早上我醒来，没有勇气起床。有谁会帮我振作起来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是的，我知道，厨子就要来了，然后，轮到尼娅尼娅来。再然后我静静地坐下，拿起我的英国刺绣活儿，然后我让孩子复习语法和音阶。夜幕降临时，当小姑妈和皮埃尔玩他们没完没了的拼板游戏时，我又拿起英国刺绣活儿……
蒲鲁东太太的抱怨准确地还原同样的说法。她对丈夫说：“你有自己的想法。而我呢，当你工作的时候，当孩子们上学的时候，我什么事也没有。”
在结婚的头几年，妻子常常抱着幻想，她力图无条件地赞赏丈夫，毫无保留地爱他，感到自己对他和孩子们是必不可少的；随后，他真正的感情暴露出来了；她发现，她的丈夫可以没有她，她的孩子们生来是要脱离她，他们多少总是忘恩负义的。家庭不再保护她对抗空洞的自由，她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和被抛弃的从属者，她找不到工作要亲自去做。爱和习惯可能仍然是巨大的帮助，但不是拯救。所有真诚的女作家都注意到驻留在“三十岁女人”心中的这种忧郁，这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多萝西·帕克、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主人公的一个共同特点。塞西尔·索瓦日在结婚和做母亲的初期如此快乐地歌唱，后来却表达了一种微妙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比一下单身女人和已婚女人自杀的人数，就可以发现后者在二十岁至三十岁（尤其是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能有效地抵御对生活的厌弃，而在其后的岁月则不行。阿尔布瓦克斯写道：“至于婚姻，它保护外省妇女，也保护巴黎妇女，尤其直到三十岁以前，但在随后的年龄则越来越少保护。”
婚姻的悲剧性，不在于它不向女人保障它许诺过的幸福—没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因为婚姻摧残她，使她注定要过重复和千篇一律的生活。女人生活的头二十年是极其丰富的，她要经历月经、性欲、结婚和怀孕的体验，她发现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在二十岁时，作为家庭主妇，永远和一个男人联结在一起，怀抱里有一个孩子，这就是她一成不变的生活。真正的活动，真正的工作，是属于她丈夫的特权，她只能做些使人疲乏不堪的、但永远不能令她满足的事。人们赞扬她舍得和忠诚，但她往往觉得投入到“照料两个人直到生命终了”是非常徒劳的事。忘我固然很美，但仍然需要知道是为谁，为了什么。最糟的是，她的忠诚本身显得很讨厌；在丈夫看来，它转变成一种专制，他避之唯恐不及；然而正是他把忠诚当做最高的和唯一的理由强加给妻子；在娶她的时候，他强迫她完全献身于他；他并不同意接受与赠与相应的义务。索菲娅·托尔斯泰的话：“我通过他、为了他而生活，我为自己要求同样的东西”，无疑是有反抗性的；但托尔斯泰实际上要求，她只为他和通过他而生活，这是唯有相互性才能为之辩护的态度。正是丈夫的双重要求注定妻子不幸，他却抱怨自己是不幸的受害者。如同他期望她在床上又热烈又冷淡，他要求她完全献身又不成为负担；他要求她使他在人间安定下来，又让他自由，保证每天单调的重复又不使他厌烦，始终在眼前又绝对不讨厌；他希望完全拥有她又不属于她，结成夫妇生活又仍然是独立的。这样，从他娶她那一刻起，他就欺骗她。她度过一生才能衡量这种背叛有多大。戴·赫·劳伦斯关于性爱所说的话，在普遍意义上是有道理的：两个人的结合，如果是一种为了互相补充而作出的努力，就注定要失败，这令人想起原来就有的残缺；婚姻必须是两个自主的存在的联合，而不是一个藏身之处，一种合并，一种逃遁，一种补救办法。当娜拉决定在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前，必须先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的。夫妇必须不自认为是一个共同体、一个封闭的单位，而应该让个体作为如此这般的一分子融合到社会中，在社会中无须援助便可以充分发展；这时，个体就可以和另外一个同样适应于群体的个体极为慷慨地结成联系，这些联系会建立在承认双方自由的基础之上。
这种达到平衡的夫妇不是一种乌托邦；它有时存在于婚姻的范围本身之中，而更往往是存在于婚姻之外；有些夫妇是通过强烈的性爱结合的，性爱使他们自由决定他们的友谊和事务；另外一些夫妇通过不妨碍他们性自由的友谊联结起来；更为罕见的是，有些夫妇既是情侣又是朋友，但不在彼此身上寻找他们唯一的生活理由。在男女关系中可能存在大量的细微差异，他们在友情、愉悦、信任、温情、合作、爱情中，彼此能成为提供给对方的快乐、财富、力量的最丰富源泉。承担婚姻失败责任的并不是个体，这是因为—与博纳尔、孔德、托尔斯泰所认为的相反—婚姻制度本身一开始就是反常的。不是互相选择的一男一女，无论如何b应该/b在他们的一生中同时互相满足，这是一种必然产生伪善、谎言、敌视、不幸的怪论。
婚姻的传统形式正在改变，可是，它仍然构成夫妇两人以不同方式感受到的一种压迫。如果只考虑他们享受到的抽象权利，今日他们几乎是平等的，他们比从前更自由地互相选择，他们分手更容易得多，尤其在美国，离婚是常事；夫妇之间年龄和文化差别比以往少；丈夫更乐意承认妻子所要求的自主；有时，他们平等地分担家务；他们的消遣是共同的：野营、骑自行车、游泳，等等。她不用一天到晚等待丈夫归来，她进行体育锻炼，加入某些社团、俱乐部，在外忙碌，她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职业，给她带来一点钱。许多年轻夫妇给人完全平等的印象。但只要男人继续负担夫妇经济的责任，这便是一个幻想。正是男人根据他的工作要求，确定夫妇的居住地：她b跟随/b他，从外省到巴黎，从巴黎到外省，到殖民地，到国外；生活水平根据他的收入来决定；每天、每周、每年的生活节奏按照他的事务来安排；交往和友谊往往由他的职业决定。他比妻子更加积极地融合到社会中，他在智力、政治和精神方面执掌夫妇的领导权。如果女人没有办法自己谋生，对她来说，离婚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如果说在美国b赡养费/b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那么在法国，被抛弃却只有很少生活费的女人或母亲的命运则是可怜的。极端的不平等来自男人在工作或者行动中具体地自我实现，而对妻子来说，这样的自由只有消极的一面，其中，美国的年轻女人的处境令人想起衰落时期解放了的罗马女人的处境。我们已经看到，她们可以在两类行为中作出选择：一类是延续她们的祖母的生活方式和品德；另一类是在空忙中虚度她们的光阴；同样，大量美国女人仍然是适应传统模式的“贤内助”；其他女人中大部分只是在耗费她们的精力和时间。在法国，即使丈夫极其真诚，一旦年轻的妻子成为母亲，家庭负担仍然像以前一样压得她难以忍受。
宣称在现代家庭中，尤其在美国，女人把男人压制到奴役状态，这是一种陈词滥调。这种说法并不新鲜。自从古希腊人以来，男性就抱怨克桑蒂普的专制，事实是，女人涉足从前对她列为禁区的领域；例如，我认识一些大学生的妻子，她们以狂热的激情促成丈夫的成功；她们安排他的时间表、他的饮食制度，她们监督他的工作；她们剥夺他的一切娱乐，她们几乎把他锁起来。男人面对这种专制和从前相比显得有点无能为力，这倒也是真的，他承认女人的抽象权利，他明白，她只有通过他才能使这些权利具体化，他要付出代价来弥补女人被迫接受的无能为力和一无所成；为了在他们的结合中实现表面的平等，由于他拥有的更多，付出更多的必须是他。如果她接受、获取和要求，正是因为她最贫穷。主人和奴隶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得到了最具体的应用：通过压迫变成被压迫者。男性正是因为他们的至高无上，受到了束缚；这是因为只有他们挣钱，妻子才要求开支票，又因为只有他们在从事一门职业，妻子才硬要他们获得成功，而且因为只有他们体现了超越性，妻子才想通过把他们的计划和成功变成自己的，剥夺他们的超越性。反过来，妻子施行的专制总是表现出附属性，她知道，夫妇的成功、未来、幸福、存在的理由，都落在另一个人手上；如果她顽强地企图要他服从她的意愿，这是因为她已在他身上异化。她以自己的软弱制造成一种武器；然而事实是她是弱者。对丈夫来说，夫妇的奴役状况更经常，更令他不快；而对妻子来说，它更根深蒂固；妻子把丈夫留在身边几个小时，因为感到无聊，就会刁难他，压抑他；但说到底，他没有她比她没有他会容易些；如果他离开她，她的生活会毁掉。重大的不同在于，附属性在女人身上已经内化了，即使当她以表面上的自由行动时，她其实b是/b奴隶；而男人本质上是自主的，他只是从外边被缚住。如果他感到他是受害者，是因为他承受的负担更为明显：女人像一个寄生者那样靠他供养；而一个寄生者不是一个获胜的主人。事实上，同生物学上雄性和雌性从来不是彼此的受害者一样，夫妇也一起忍受着不是他们创造的婚姻制度的压迫。如果有人说，b男人/b压迫b女人/b，丈夫会感到愤怒；感到受压迫的是他，确实如此；事实是，男人的法规，男性从他们的利益出发制定的社会，以这样一种形式确定了女性的处境：这种形式如今对两性来说是痛苦的源泉。
正是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必须改变这种处境，不让婚姻成为女人的一种“职业”。借口“女人这样已经够令人厌恶的了”和宣称反对女性主义的男人，其议论是没有多少逻辑的，正是因为婚姻把她们变成“螳螂”、“蚂蟥”、“毒药”，才必须改变婚姻，因此改变一般的女性状况。女人这样沉重地压在男人身上，是因为人们不允许她自立，男人在解放她的同时—也就是说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有事可b做/b时—才能解放自身。
有的年轻女人已经尝试获得这种积极的自由，可是，长期坚持研究或者从事职业的女人是不多的，她们往往知道，她们对工作的兴趣要牺牲给她们丈夫的职业；她们只给家庭带来补充工资；她们只是胆怯地进入一个企业，这个企业不能让她们摆脱婚姻的奴役。甚至那些有严肃职业的女人也得不到与男人一样的社会权利，比如，律师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后有一笔抚恤金；人们拒绝对称地在女律师死亡时给她们的配偶一笔抚恤金。就是说，人们认为工作的女人不能与男人同等地维持夫妻关系。有些女人在她们的职业中感到真正的独立，但对许多女人来说，“在外”工作只代表在婚姻生活中追加疲劳。况且，一个孩子的出生往往迫使她们满足于主妇的角色；当今，将工作和生儿育女协调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根据传统，正是孩子应当保障女人具体的自主，免除女人致力于任何其他目的。如果作为妻子，她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作为母亲，她就能成为这样的人：孩子是她的快乐和生存理由。正是通过孩子，她在性方面和社会方面完成自我实现；因此，正是通过孩子，婚姻制度具有它的意义，达到它的目的。所以，让我们考察一下女人发展的这个最高阶段。
参阅卷1第二部第五章。—原注
参阅卷1第二部。—原注
这个演变断断续续地进行。它在埃及、罗马和现代文明中一再出现，参阅卷1第二部。—原注
年轻寡妇在色情文学中的特殊性由此而来。—原注
bocchoris，生卒年月不详，埃及第二十四王朝的创建者和唯一法老（前725—前720）。
英文，b赡养费/b。
拉丁文，b作为女儿/b。
参阅卷1。可以在圣保罗、教父、卢梭、蒲鲁东、奥古斯特·孔德、戴·赫·劳伦斯等的作品中找到这个论点。—原注
拿破仑的遗骸在1840年运回法国，葬入巴黎的荣军院。
见《克罗蒂娜的家》。—原注
见克莱尔·勒普拉《订婚》。—原注
参阅克莱尔·勒普拉《订婚》。—原注
当然，“一个洞总是一个洞”的格言具有粗俗的幽默意味，男人追求的不是粗俗的快感，然而，某些“廉价香巢”的兴盛足以证明，男人能够跟随便哪个女人得到满足。—原注
比如，有的人认为，分娩的痛苦对于母性本能的显现是必要的，在麻醉状态中生仔的母鹿会离开小鹿。提出的这种事实的真实性大可怀疑，无论如何，女人不是母鹿。事实是，有些男人对女性的负担减轻感到愤怒。—原注
今日，女人对快感的要求仍然引起男人的愤怒；在这一点上有一个惊人的文件，就是格雷米荣医生的小册子《女人性高潮的真相》。序言告诉我们，作者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拯救了五十四个德国俘虏的生命，是一个道德极为高尚的人。他激烈地攻击施特克尔的著作《性欲冷淡的女人》，例如宣称：“b正常的女人，生育多的女人，没有性欲高潮/b。从来没有感到过美妙的痉挛的母亲（而且是最优秀的母亲）非常多……往往是潜在状态的性敏感区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有人以获得它而自豪，但这是衰弱的痕迹……你对获得快乐的男人去说这些，他不会重视的。他希望他的性伙伴有性欲高潮，而且她会有的。如果没有，就让它产生。现代女人希望男人让她激动异常。我们回答她：太太，我们没有时间，卫生禁止我们这样做！……创造性敏感区的人是在反对自身，他制造了不可餍足的女人。吸血女鬼可以毫不疲倦地吸尽无数丈夫的血……‘拥有性敏感区的女人’变成另一个女人，具有新的精神状态，有时这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会发展到犯罪……如果人们深信，‘做爱’是一个与吃饭、撒尿、大便、睡觉一样无所谓的行为，那就不会有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了……”—原注
拉丁文，生育和繁殖。
见《酒中真相》。—原注
见《漫谈婚姻》。—原注
paulhervieu（1857—1915），法国剧作家，擅长描写夫妻关系和女人的遭遇，著有《支柱》、《人类的法律》、《火炬接力跑》等。
marcelprévost（1862—1941），法国小说家，研究妇女心灵和女性问题，著有《一个情人的忏悔》、《半处女》、《狂热的处女》等。
henribernstein（1876—1953），法国剧作家，通过爱情描写揭露对金钱的贪婪，著有《狂风》、《参孙》等。
参阅卷1第三部《神话》。—原注
金西的报告说：“今日，在美国的某些地区，第一代移民仍然把有血迹的布寄给留在欧洲的家人，作为完婚的证据。”—原注
见《克罗蒂娜的家》。—原注
julietteadam（1836—1936），法国女作家，创办《新杂志》，在《回忆录》中叙述第三共和国的作家和政治家到她的沙龙的情况。
见《忧郁的神经官能症状态》。—原注
henrimichaux（1899—1984），比利时裔法国诗人，擅长散文诗，著有《一个野蛮人在亚洲》、《黑夜在骚动》、《普吕姆》、《骚动中的无限》等。
salpêtrière，巴黎一所由火药工厂改建的医院，在路易十四时期是给穷人看病的医院，一七九六年治疗精神病人，十九世纪初变成面向老年妇女的医院。
参阅上一章所引用的施特克尔的观察。—原注
见《女性心理学》。—原注
我们根据施特克尔把这个观察概括为b性欲冷淡的女人/b。—原注
见《论女人》。—原注
léonblum（1872—1950），法国作家、政治家，与饶勒斯一起创办《人道报》，二战后组建社会党政府，著有《歌德与艾克曼的新谈话》、《婚姻》等。
见《流浪女伶》。—原注
marceljouhandeau（1888—1979），法国中短篇小说家，擅长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描绘不协调的夫妻关系，著有《潘桑格兰》、《普吕当丝·奥特肖姆》、《沙米纳杜》、《丈夫纪事》、《夫妻生活场景》等。
拉丁文，b维持现状/b。
epicurus（前341—前270），古希腊哲学家，创立伊壁鸠鲁学派，留存作品有《要义》，包括四十余条格言和三封信（分别论物理学、论气象学、论伦理学和神学）。
zeno（约前335—前264），古希腊哲学家，创立斯多葛主义，只在编纂者的作品中留下片言只语。
henribordeaux（1870—1963），法国作家，以传统观念描写家庭悲剧，著有《罗克维亚一家》、《呢料连衣裙》、《生活的恐惧》、《一生的故事》等。
拉丁文，b女主人/b。
rainermariarilke（1875—1926），奥地利象征派诗人，曾当过罗丹的秘书，著有《新诗集》、《杜伊诺哀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等。
augusterodin（1840—1917），法国雕塑家，作品有《青铜时代》、《思想者》、《加莱义民》、《巴尔扎克》等。
见《海浪》。—原注
见巴什拉《大地和休息之梦》。—原注
francisponge（1899—1988），法国诗人，擅长散文诗，著有《诗歌汇集》等。
参阅《一束诗·洗衣桶》。—原注
参阅阿吉《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原注
见《未赛先输》。—原注
1933年2月，法国勒芒地区一户人家的两位女主人被女仆克里斯蒂娜·帕潘和雷亚·帕潘残忍杀害，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
见茹昂多《丈夫纪事》。—原注
jacqueschardonne（1884—1968），法国小说家，擅长描写夫妻关系，著有《祝婚诗》、《情感的命运》、《窗户里的天空》等。
见《饥饿的女人》。—原注
kabylie，阿尔及利亚山区，濒临地中海。
camembert，法国下诺曼底的小镇，以产干酪闻名。
巴什拉《大地和意志之梦》。—原注
同上。—原注
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世纪末的文学喜欢将失去处女贞操的场景安排在卧铺车厢里，这是把她置于“什么地方也不是”。—原注
列夫是托尔斯泰的名，尼古拉耶维奇是父称，后文中的列沃奇卡和列瓦是昵称。
见《克罗蒂娜之家》。—原注
salvatorrosa（1615—1673），意大利画家、诗人、音乐家，浪漫派风景画的先驱。
napoléon3（1808—1873），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的侄子，通过政变当上皇帝，1870年在普法战争的色当战役中惨败于普鲁士军队，投降后被废黜。
patricedemac-mahon（1808—1893），法国元帅，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1864—1870），参与镇压巴黎公社，后任总统（1873—1879）。
见《困扰和精神衰弱症》。—原注
edith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后移居法国，描绘上层社会家庭和商界，著有《欢笑之家》、《纯真年代》等。
参阅莫里亚克《苔蕾丝·德斯盖鲁》。—原注
adèlehugo（1803—1868），法国作家雨果的妻子。
参阅《夏娃》。—原注
“当我在爸爸家的时候，他告诉我各种各样他的看法，于是我有同样的看法；如果我有别的看法，我就隐藏起来；因为他会不喜欢这样……我从爸爸手里转到你手里……你按你的兴趣拥有一切，我的兴趣同你的一样，或者我假装有同样的兴趣；我不太知道；我认为有两个人；有时是这一个，有时是另一个。你和爸爸，你们大大伤害了我。如果我什么用处也没有，那是你们的错。”—原注
海尔茂对娜拉说：“你以为因为你不知道用你自己的头脑行动，你对我就不那么宝贵吗？不，不，你只需要依靠我；我会给你建议；我会指导你。如果这种女性的无能在我看来不是反而恰好双倍地有吸引力，我算什么堂堂的男子汉……你好好休息吧，太平点，我有宽阔的双翼保护你……对一个男人来说，原谅他的妻子，内心会感到难以形容的温馨和满足……可以说她同时变成他的妻子和孩子。对我来说，今后你正是这样，狂乱的、张皇失措的小家伙。什么事也不要担心，娜拉；不过要开诚布公地告诉我，我既是你的意志，也是你的良心。”—原注
参阅劳伦斯《无意识的幻想》：“你应该斗争，让你的妻子把你看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真正的先驱。如果你的妻子不把你看做先驱，你就不是什么男人……你应该进行艰苦的战斗，让你的妻子将她的目的服从你的目的……那么，生活多么美好啊！晚上回到她身边，看到她正在不安地等待你时，那是多么快乐啊！回到自己家里，坐在她身边，那是多么温馨啊！……在回家途中，身上带着白天全部的劳动成果，沉甸甸的，感到很富有……你对爱你的、信任你的事务的妻子感到无限感激。”—原注
jeanbarois，法国作家马丹·杜伽尔（rogermartindugard，1881—1958）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ludovichalévy（1834—1908），法国作家，著有《康斯唐坦神父》等，还与人合写歌剧。
见《丈夫纪事》和《丈夫纪事新编》。—原注
bernardpalissy（1509—1590），法国制陶师、学者，写过几部关于陶瓷和自然历史的著述。
anatoledemonzie（1876—1947），法国政治家，担任过公共工程、财政、教育部长，从1935年起主持《百科全书》的出版，并写过几部历史著作。
拉丁文，b必要/b。
在婚姻中可能有爱情，但这时人们指的并不是“夫妇之爱”；说这几个字的时候，是因为缺乏爱情；同样，谈到一个男人，说他“非常共产主义”，指的是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非常体面的人”是一个不属于普通种类的体面人，如此等等。—原注
参阅茹昂多《丈夫纪事》。—原注
bernardgrasset（1881—1955），法国出版商，1907年创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曾写过一些随笔。
有时男女之间有b真正的/b合作，两人是同样独立的，例如就像居里夫妇的关系。但这时，同丈夫一样有能耐的妻子摆脱了妻子的角色，他们的关系不再是夫妻方面的了。也有些女人利用男人达到个人目的，她们摆脱了已婚女人的处境。—原注
参阅第七章。—原注
henrifrédéricamiel（1821—1881），瑞士作家，用法文写作，著有《私人日记》等。
见《泽莉德的肖像》。—原注
lapp，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北部及俄罗斯科拉半岛北部的土著居民。
john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代表作有《人类理智论》。
见杰·司各特的书。—原注
法文fléau既有连枷也有灾难之意。
cécilesauvage（1883—1927），法国女作家，被誉为“歌颂母性的诗人”。
见《自杀原因》第195至239页。所引的见解可用于法国和瑞士，但不能用于匈牙利和奥尔登堡。—原注
见易卜生《玩偶之家》。—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