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大部分女人今日仍然是已婚的、结过婚的、准备结婚或者因没有结婚而苦恼。独身女人的定义由婚姻而来，不论她是受挫折的、反抗过的，甚或对这种制度毫不在乎。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对婚姻的分析，继续进行这项研究。
女性状况在经济上的演变，正在动摇婚姻制度，婚姻变成通过两个自主的个体自由赞同的结合；配偶的缔约是个人的，也是相互的；对双方来说，通奸是对婚姻的违约，离婚可以由双方在同等条件下达成。女人不再受到生育职能的限制，这种职能失去了大部分自然奴役的性质，它呈现为一种自愿承受的负担；而且它与生产劳动同化了，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怀孕所要求的休息时间里，国家或雇主必须给母亲支付薪金。在苏联，有几年结婚曾被看做建立在夫妇唯一自由基础上的个体之间的契约；现在它看来是国家强加给他们双方的义务。在明天的世界中，这种或那种倾向会占据优势，这取决于社会的一般结构，但无论如何，男性的监护正在消失。然而，我们生活的时代，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看来，仍然是一个过渡时期。只有一部分妇女参加生产，甚至她们也属于古老的结构、古老的价值依然残存的社会。现代婚姻只能根据它延续的过去来理解。
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向来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两性彼此必不可少，但这种需要从未曾在他们之间产生相互性；女人从来不构成一个与男性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换和订立契约的等级。在社会上，男人是一个自主的完整的个体；他首先被看做生产者，他生存的正当性通过他给群体提供的劳动来证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受制于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不能给她保证同等的地位的原因。当然，男性需要她；在某些原始民族中，单身男人往往不能独自保证自己的生计，成为一种贱民；在农业共同体中，一个女合作者对于农民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说，将某些苦活推给妻子是有利的；男人希望有稳定的性生活，希望有后代，而且社会也要求他为延续它作出贡献。男人并非直接向女人提出呼吁，是男人的社会允许它的每一个成员作为丈夫和父亲自我实现；女人作为奴隶或者仆从被纳入父亲和兄弟支配的家庭群体中，通常由一些男人将她婚配给另一些男人。在原始社会，部落和父系氏族拥有她，几乎把她当做物，她属于两个群体彼此同意交换的实物；当婚姻在演变过程中具有契约形式时，她的处境并没有发生深刻变化；女人拥有嫁妆或拿到遗产时，被看做有公民地位的人；但嫁妆和遗产仍然让她忍受家庭奴役；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婚约是在岳父和女婿之间而不是在妻子和丈夫之间签订的；只有寡妇才享受到经济自主。少女的选择自由一向是十分有限的；而独身—除了它具有神圣性质的特殊情况—使她降低到寄生者和贱民的地位；结婚是她唯一的谋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婚姻被以双重名义强加给她：她应该为共同体生孩子；像在斯巴达和纳粹政权下的少数情况—国家直接监护她，只要求她做一个母亲—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甚至还不知道父亲的生殖作用的文明，也要求她处在丈夫的保护之下；她也有满足一个男人的性需要和料理家庭的职能。社会强加给她的负担，被看做对丈夫的b服务/b，他也要给她送礼，或者给她留下遗产，他要保证供养她；正是通过他，共同体履行了对奉献给它的那个女人的责任。妻子在完成职责时获得的权利，表现为男性要承担的义务。他不能随意破坏婚姻关系；遗弃和离婚只有通过公共权力裁决才能进行，有时丈夫应该做出金钱补偿，在波克霍利斯时期的埃及，甚至已变得很流行，正如在今日的美国以alimony的形式出现。一夫多妻制一向多少受到公开的容忍，男人可以让女奴、姘妇、小妾、情妇、妓女上他的床，但他不得不尊重他的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权。如果她感到自己受虐待，或者受伤害，她可以—多少受到保证—回到娘家，从她那方面获得分居或离婚。因此，对双方来说，婚姻同时是负担和利益，但他们的处境并不对称；对少女来说，结婚是融入群体的唯一办法，如果她们“仍然是待字闺中”，在社会上她们就是废物。因此，母亲们总是顽强地寻求把她们嫁出去。在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中，人们几乎不咨询她们，而是在事先安排的“见面”中，把她们提供给可能的求婚者。左拉在《家常琐事》中描绘了这种习俗。
“完了，完了，”约瑟朗太太倒在椅子上说道。约瑟朗先生只简单说了声：“啊！”
“可是，你不明白，”约瑟朗太太用尖厉的声音又说，“我告诉你，又一桩婚事泡汤了，这是第四桩失败的婚事了！”
“你明白，”约瑟朗太太走向她的女儿，继续说，“你是怎样又把这桩婚事搞糟的？”
贝尔特明白轮到她受责备了。
“我不知道，妈妈。”她支支吾吾地说。
“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她的母亲又说，“不到三十岁，前途似锦。每个月都把他的薪水交给你，稳稳当当，只有这个最重要……你又像前几次一样做了蠢事？”
“我向你保证没有，妈妈。”
“你同他跳舞时到过小客厅吗？”
贝尔特局促不安：“是的，妈妈……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想动手动脚，他这样抓住我，抱吻我。于是我害怕了，我推了他一把，他撞到家具上！”
她的母亲打断了她，被愤怒攫住了：“他被推到家具上！啊！真是不知好歹，把他推到家具上！”
“可是，妈妈，他搂住了我。”
“然后呢？他搂住了你……真干的好事！把这些傻瓜送到寄宿学校去吧！他们教给你一些什么呀，说呀！……在门后接吻！你会把这种事老老实实告诉我们，告诉你的父母吗？你把人家推到家具上，你让婚事都泡汤了！”
她摆出一副教训人的神态，继续说：
“完了，我绝望了，你真蠢，我的女儿……既然你没有财产，你就要明白，你应该用别的办法抓住男人。要可爱，眼神要温柔，忘掉他的手，允许幼稚的举动，就像没注意到，最后就能钓到一个丈夫……令我生气的是，她想做的时候做得并不差。”约瑟朗太太接着说，“得了，擦干你的眼泪，看着我，就像我是一位先生，正在追求你。你看，你让你的扇子掉在地上，让这位先生去捡扇子时碰到你的手指……不要死板，要灵活一些。男人不喜欢板得像块木头。尤其是，如果他们走得太远，你不要愣头愣脑的。一个走得太远的男人要输得精光，我的宝贝。”
客厅的挂钟敲响两点，这位母亲经过昨夜长时间的激动，强烈地希望马上缔结婚姻，她不知不觉自言自语起来，把她的女儿当做纸糊的娃娃翻来覆去折腾一番。她女儿软弱无力，百依百顺，任人摆布，但她心里很难受，恐惧和羞耻束紧她的喉咙……
少女就是这样显得绝对被动，她b出嫁/b，在婚姻中被父母b献出去/b。男孩子则是b结婚，娶妻/b。他们在婚姻中寻找自己生存的扩大和确认，而不是寻找生存的权利本身，这是他们自由承担的一项义务。因此，他们能够权衡利弊，像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讽刺作家所做的那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命运。他们可以选择独身的寂寞，有些男人很晚结婚或者不结婚。
女人在结婚时获得世界的一部分“封地”，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的支配，但她变成他的仆从。在经济上，这个共同体的首脑是他，因此，在社会看来，体现这个共同体的是他。她用他的姓；她与他的信仰结合在一起，融合到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属于他的家族，变成他的“一半”。凡是他的工作召唤他的地方，她便跟随着他前往，基本上是根据他从事职业的地方确定夫妇的住所；她多少断然地与她的过去决裂，合并到丈夫的天地中；她把自己整个人献给了他，她把自己的贞操和忠贞不贰给了他。她失去了法律给予独身女子的部分权利。罗马法将女人locofiliœ置于丈夫手中；十九世纪初，博纳尔宣称，妻子之于丈夫，正如孩子之于母亲；直到一九四二年法国颁布的法律，仍然要求她服从丈夫；法律和风俗给予丈夫很大的权威，她的自身处境，也暗示了在夫妻中情况也如此。既然他是生产者，是他超越家庭的利益，面向社会利益，在参与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为家庭利益敞开未来，他体现了超越性。女人注定要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也就是说注定属于内在性。实际上，一切生存都同时是超越性与内在性；为了自我超越，它要求延续，为了通向未来，它必须融合过去，与他人交往的同时，它要自我确认。这两个时刻包含在一切生命的活动中，婚姻正是允许b男人/b将这两者成功地综合在一起；他在自己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变化和进步，感到自己在时间和世界中扩展；当他厌倦了这种漫游时，他便建立一个家庭，固定下来，停泊在世界上；晚上，他在家里休整，妻子在家中照料家务和孩子，回想她保存的过去。她没有别的任务，只是纯粹千篇一律在延续生命和抚养子女；她要使物种持久地延续，保证每天一样的节奏和家庭的持久，把门锁好；人们不让她直接控制未来和世界；她只通过丈夫向群体超越。
今日，婚姻保留了大部分的传统面貌。首先，它更严格地强加于少女，而不是年轻男人。女人在大部分社会阶层中仍然没有任何前景；在农民中，独身女人是贱民；她是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和她的姐夫、妹夫的女仆；移居到城里对她来说几乎不可能；让她受男人奴役的婚姻，使她变成家庭主妇。在某些资产阶级圈子中，仍然让少女不能谋生；她只能在父亲家里过寄生生活，或者在另一家族中接受低等地位。即使在她获得更多解放的情况下，男性掌握的经济特权促使她宁可选择结婚而不是就业，她会寻找一个地位高于自己的丈夫，或者她希望他能更快地“往上爬”，比她更有发展前途。今日人们仍然像从前一样，认为从女人方面说，性交是她对男人的一项b服务/b；他b获得/b快感，他应该用补偿来交换。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出售的物品；对她而言，它代表一笔资本，她被允许利用这笔资本。有时她带给丈夫一份陪嫁；她往往提供一定的家务劳动：她要持家，抚养孩子。无论如何，她有权受到赡养，甚至传统道德鼓励她这样做。由于女人的职业时常是无报酬或工资微薄，她自然受到这种方便的吸引；结婚比其他许多职业更有利可图。风俗使独身女人的性解放更困难；在法国，妻子通奸至今仍然是犯罪，可任何法律都不禁止女人自由恋爱；然而，如果她想找一个情人，首先必须结婚。许多家教严格的资产阶级年轻女子，至今仍然“为了获得自由”而结婚。相当多的美国女人获得了性自由，但是她们的体验和马林诺夫斯基描绘的原始部落的年轻女人相似，她们在“独身者之家”中享受到没有麻烦的乐趣；人们期待她们结婚，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充分地把她们看做成年人。在美国更甚于在法国，一个单身女人是一个在社会意义上不完整的人，即使她在谋生；她的手指上必须有一只结婚戒指，才能获得一个人的完整尊严和充分权利。特别是，怀孕只有在已婚女人身上才受到尊敬；未婚母亲仍然是丑闻的对象，孩子对她来说是沉重的障碍。出于各种理由，欧美的许多少女被问到她们的未来计划时，今日的回答与过去并无区别：“我想结婚。”然而任何年轻男人不把结婚看做他的主要计划。能给他成年人尊严的是经济上获得成功，它能带来婚姻—尤其对农民来说—但它也能排除婚姻。现代生活的状况—比过去更不稳定，更加变化无常—使得结婚对年轻人来说负担格外沉重；相反，好处已减少，因为他很容易维持生计，一般可以获得性满足。无疑，婚姻包括物质方便—（“在家里比在餐馆里吃得好。”）—和性交方便—（“像这样等于家里有妓院。”）—它让个体摆脱孤独，给他一个家和孩子，就把他固定在空间和时间中；这是他的生存的最终实现。尽管如此，在总体上男性的需求低于女性的供应。与其说父亲将女儿奉献出去，不如说他想摆脱她；寻找丈夫的少女不是回应男性的吁求，她挑动这个吁求。
父母安排的婚姻并没有消失，全部有正统观念的资产者都在延续这种婚姻。在拿破仑陵墓周围，在歌剧院，在舞会上，在海滩上，在茶会上，渴望婚姻的女子头发刚刚梳得平整，穿上新连衣裙，胆怯地显示自己肉体的妩媚和谦逊的谈话；她的父母纠缠着她：“为你准备会面已经花费了我不少钱，快拿定主意。下一次就轮到你妹妹了。”不幸的候选人知道，随着她逐渐超过结婚年龄，她的机会减少了；求婚者不多，她比起用一群羊来交换的贝督因姑娘选择的自由也多不了多少。正如柯莱特所说的：“一个没有财产和没有职业的少女，是她兄弟们的负担，她只有沉默，接受她的机会和感谢天主！”
上流社会的生活以不那么露骨的方式允许年轻人在母亲的监视下相会。少女更自由一些，经常出门，到学校里去，从事有机会与男人接触的职业。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克莱尔·勒普拉太太在比利时的资产者中进行了一项关于择偶问题的调查。这位作者以访问的方式进行，我举出几例她所提的问题和得到的回答。
问：父母安排的婚姻常见吗？
答：父母安排的婚姻已经不再有了（51%）。
父母安排的婚姻很少，最多1%（16%）。
1%至3%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28%）。
5%至10%的婚姻是父母安排的（5%）。
被调查的人指出，父母安排的婚姻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很多，如今已近乎消失。然而，“利害关系、缺乏联系、胆小、年龄关系、期待实现美满结合，是有些父母安排婚姻的原因”。这些婚姻往往由教士促成，有时少女也以通信方式交友结婚。“她们通过书面形式亲自描绘自己的肖像，肖像印在特殊的印刷品上，每页编上号码。这份印刷品寄给每一个描绘过自己的少女。比如，它包括两百个婚姻候选少女，数目几乎与男候选人相等。他们也描绘自己的肖像。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一个通信者，他们通过印刷品作为中介给通信人写信。”
问：近十年中，在什么情况下，年轻人能订上婚？
答：上流社会的聚会（48%）。
在一起学习和做事（22%）。
亲密的聚会，小住（30%）。
大家都一致同意这个事实：“青梅竹马的婚姻很少。爱情是意外产生的。”
问：金钱在婚嫁选择中起到头等作用吗？
答：30%的婚姻只讲金钱（48%）。
50%的婚姻只讲金钱（35%）。
70%的婚姻只讲金钱（17%）。
问：父母非常想嫁女儿吗？
答：父母非常想嫁女儿（58%）。
父母想嫁女儿（24%）。
父母想把女儿留在家里（18%）。
问：少女非常想结婚吗？
答：少女非常想结婚（36%）。
少女想结婚（38%）。
少女与其婚结得不好，还不如不结婚（26%）。
“少女向年轻男子发动进攻。少女为了结婚会嫁给随便什么人。她们都希望结婚，她们煞费苦心要达到目的。对一个少女来说，没有人追求是一种耻辱，为了逃避这种耻辱，她往往同第一个求婚者结婚。少女是为结婚而结婚。少女是为了嫁出去而结婚。少女之所以匆匆忙忙结婚，是因为婚姻会保证她们得到更多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的见证都相当一致。
问：少女在追求婚姻中比年轻男子更主动吗？
答：少女向年轻男子表白感情，要求他们娶自己（43%）。
少女追求婚姻比年轻男子更主动（43%）。
少女态度谨慎（14%）。
这里意见仍然几乎一致：通常在婚姻中采取主动的是少女。“少女意识到，她们没有获得在生活中摆脱困境的办法；她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工作获得生存所需，她们在婚姻中寻找最后的希望。少女表白自己，扑向年轻男子。她们是可怕的！少女千方百计要结婚……是女人寻找男人，等等。”
法国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在法国和比利时，资产阶级的状况是相同的，无疑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父母安排的”婚姻在法国向来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著名的“绿滚条俱乐部”的成员在晚会上相聚，为了促成两性之间接近，至今这个俱乐部还很兴盛；征婚启事在许多报纸上占据长长的栏目。
在法国，就像在美国，母亲、年长的妇女、妇女周刊，玩世不恭地教少女“抓到”丈夫的艺术，如同捕蝇纸逮住苍蝇一样；这是一种“钓鱼术”，一种“狩猎术”，要求很多技巧：目标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不要浪漫，而要现实；要将卖弄风情和端庄混合在一起；既不要要求太多，也不要要求太少……年轻人不信任“想出嫁”的女人。一个年轻的比利时人宣称：“对一个男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感到自己受到追逐，意识到有个女人要抓住他更令人不快的了。”他们致力于挫败她们的诡计。少女的选择往往十分有限。只有当她认为自己有不结婚的自由，才会是真正的自由。在她的决定中，通常有盘算、厌恶、忍让，而不是热情。“如果想要她的年轻男人差不多合适（身份地位、健康、职业），她不爱他也会接受他。即令有‘但’字的保留，她还是接受他，保持冷静的头脑。”
可是，少女渴望婚姻的同时，常常害怕结婚。婚姻对她比对男人代表更大的利益，因此，她更热烈地希望结婚，但婚姻也要求她做出更大的牺牲，特别是，它带来激烈得多的与过去的决裂。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少女一想到离开父亲家，便感到焦虑，当婚期临近时，这种焦虑便加剧了。正是在这时，会出现大量的神经官能症；在年轻男人中也有这类情况，他们害怕要承担新的责任，不过，在少女身上这种症状普遍得多，原因我们已经讲过，在这一发病时刻，这些原因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要援引从施特克尔那里借用来的例子。他曾经治疗过一个上等家庭的少女，她呈现好几种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在施特克尔认识她的时候，她忍受着呕吐的痛苦，每天晚上服用吗啡，经常大发脾气，拒绝洗澡，在床上吃饭，关在自己房间里。她订了婚，自认为热烈地爱自己的未婚夫。她向施特克尔承认，她已献身给他……后来，她说，她不曾有过任何快感，她甚至一想到接吻就反感，这是她呕吐的根源。人们发现，事实上，她为了惩罚母亲而献身，她感到自己没有得到母亲足够的爱；孩子的时候，夜里她窥视双亲，因为她担心他们给她一个弟弟或者一个妹妹；她很爱她的母亲。“现在她应该结婚，离开父亲家，放弃父母的卧房吗？这不可能。”她让自己发胖，抓伤自己的手，变得昏头昏脑，得了病，企图用各种方法侮辱她的未婚夫。医生给她治疗，但她哀求母亲放弃让她结婚的想法：“她希望待在家里，永远是个孩子。”她的母亲坚持让她结婚。在结婚之前一个星期，人们发现她死在床上，她开枪自杀了。
在其他例子中，少女长期生病；她感到绝望，因为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嫁给“她热爱的”男人；实际上，她让自己得病，为的是不嫁给他，她只在解除婚约的情况下才重新找到平衡。有时，对结婚的恐惧来自少女以前有过性体验，这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尤其担心失去处女贞操会被发现。但往往是对她的父亲、母亲、妹妹的强烈感情，或者是一般而言对家庭的眷恋，使她不能忍受屈从于一个陌生男人的想法。有许多少女之所以决定结婚，是因为必须结婚，是因为受到压力，是因为她们知道，这是唯一理智的出路，她们想过妻子和母亲的正常生活，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隐秘而执著的抗拒，使她们夫妻生活的开头变得困难，甚至会阻碍她们从中找到幸福的平衡。
一般说来，婚姻并不是通过爱情决定的。弗洛伊德说过：“可以说丈夫永远只是一个被爱男人的替身，而不是这个男人本人。”这种分离绝非偶然。它是由婚姻制度的性质本身带来的。问题是要让男女的经济和性的结合朝集体利益发展，而不是保证他们的个体幸福。在父权制下，往往—今日在某些穆斯林中仍是这样—由父母选择的未婚夫在结婚之前甚至没有见过她们的面。从社会角度看，把终身大事建立在感情或性的任性之上，是行不通的。蒙田说：
在这种明智的交易中，欲望不是那么放纵；它们是不明朗的，更加迟钝。爱情厌恶人们不是如实地看待它，并卑劣地混杂于以别的名义安排和维持的交往，像结婚就是这样，婚嫁、财力与魅力、美貌自然同等重要，或者更重要。不管怎么说，结婚不是为自己；结婚同样或者更是为了后代和家庭。（第三卷第五章）
由于是男人“娶”女人—尤其有许多女人供挑选时—所以他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但既然性行为被看做强加给女人的一项b服务/b，人们让与她的好处就建立在这上面，那么，不顾她的特殊偏爱也就是符合逻辑的了。婚姻在于保护她去抵制男人的自由，不过，由于在自由之外既没有爱情也没有个体性，为了保证她终身受到一个男人保护，她只能放弃特殊个体的爱情。我听到过一个尽职的母亲教导她的几个女儿说：“爱情是留给男人的粗俗感情，正经女人不了解爱情。”这是以朴实的形式重现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二卷第二十五页）中的理论：
母亲和妻子的关系部分是以属于快感的自然事物为其特殊性，部分是以仅仅在此关系中凝视自我消失的否定事物为其特殊性；正因如此，某种程度上也使这种特殊性成为某种偶然性的事物，它总是可能被另一种特殊性所代替。在性统治的家庭中，关键不在于这个丈夫，而在于一般而言的丈夫，在于一般而言的孩子。女人的这些关系并不是建立在感性上，而是建立在普遍性上。女人与男人的伦理生活的区别，正是在于女人在由特殊性决定的区别中和在她的快感中直接成为普遍性的东西，外在于欲望的特殊性。相反，在男人身上，这两个方面彼此分开，因为男人作为公民具有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和普遍性，他这样给自己购回欲望的权利，同时对这种欲望保持自己的自由。因此，如果特殊性与女人的这种关系混合在一起，其伦理性质是不纯的，但由于这种伦理性质是如此这般的，特殊性就是无关紧要的，女人缺乏对自我的认识，就像这自我在他人的身上。
这就是说，对女人而言，绝不是在她们的特殊性中建立同选定丈夫的关系，而是在她们的一般性中证实她的女性职能的正当性；她只应该在特定的而不是个体化的形式下经历快感；关于她的性的命运，由此得出两个基本结论：首先，她在婚姻之外没有权利进行任何性活动；对于一对夫妇来说，性交变成一种制度，欲望和快感趋向社会利益超越；但男人作为劳动者和公民朝一般性超越，在结婚之前和夫妻生活之外可以享受偶然的快感，无论如何，他通过其他途径能找到性交的办法；而在女人本质上被定义为在女性的世界中，她必须作为女性才能得到完全的辩护。此外，我们已经看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从生物学上说，在男性与女性身上是不同的：前者在完成丈夫与生殖者的特殊任务时，肯定得到快感；相反，在女人身上生殖职能与情欲往往会分离。正因此，表面上婚姻力图给予女人的性生活以伦理尊严，事实上却企图取消它。
女人这种性挫折被男人经过三思后接受了；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依据乐观的自然哲学，很容易忍受她的苦难，这是她的命运；《圣经》的诅咒让他们更坚信这种简便的观点。怀孕的痛苦—这种强加给女人的沉重代价，换取的是短暂的不确定的快感—甚至成为许多玩笑的话柄。“五分钟的快感：九个月的苦难……进去容易出来难。”这个对比往往使他们快活。男人接受这种虐待狂的哲学：许多男人对女人的痛苦感到高兴，对缓解它的想法很反感。因此，可以理解，男人拒绝给予他们的妻子以性的幸福，对此没有任何顾忌；他们甚至觉得不给她欲望的诱惑和自主的快感是有利的。
蒙田以一种可爱的犬儒主义这样表达：
因此，让受尊敬的和神圣的联姻沉溺于淫乐，是一种乱伦；亚里士多德说，必须“谨慎和严厉地对待妻子，只怕过于淫荡地触摸她，快感会让她脱离理性的制约……”我看，没有比建立在美貌和爱欲之上的婚姻更快地失败和引起麻烦的了，必须有更扎实和更持久的基础，还要保持戒备；这种华而不实的快乐毫无用处……如果有好婚姻，它要拒绝爱情的陪伴和条件（第三卷第五章）。
他还说（第一卷第三十章）：
如果没有节制，他们和妻子结合得到的快感本身就要受到指责；就像在不合法者身上那样，在放纵和放荡中支持不住。热烈的爱情的第一次结合后不能克制，不仅是不适宜的，而且要损害我们的妻子。她们至少要用另一种方式了解什么是厚颜无耻。她们总是被我们的需要唤醒……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因此，从中获得的快感应该是有限制的、严肃的、带有某种庄严的快感；这应该是谨慎的和受意识掌握的一种情欲。
事实上，如果丈夫唤醒了女性的肉欲，那是在一般性中唤醒它，因为他不是特别被选中的；他使自己的妻子可以在别人的怀抱里寻找快感；蒙田还说，过分地抚摸一个女人，就像“在篮子里拉屎，然后扣在自己头上”。另外，他真诚地同意，男性的谨慎使女人处于非常不愉快的处境。
女人拒绝被引入社会的生活规范根本没有错；男人未征求她们意见就这样制订了。在她们和我们之间，自然有诡计和嘲弄。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尊重她们，在我们知道了她们超过我们，更能领会更热烈地追求爱情的效果以后……我们会同她们一起节欲，而且会忍受极度的难受……我们希望她们健康、有活力、丰满、吃得好、贞洁，就是说，既热烈又冷淡；因为我们认为要阻止她们在婚姻中热情奔放，根据我们的习俗，这婚姻只给她们带来很少的愉悦。
蒲鲁东顾忌较少，在他看来，把爱情从婚姻中排除出去符合“正义”：
爱情应当淹没在正义中……凡是恋爱的对话，即使在未婚夫妻之间，即使在夫妇之间，也是对家庭的尊重、对工作的热爱和对社会责任的履行不适宜和有损害的……（一旦完成了爱情仪式）我们就应该回避它，就像牧羊人使乳凝结起来以后使之分离出来……
但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的观点有点改变了；它千方百计捍卫和维持婚姻；另外，个人主义的发展使人们不能简单地压制女性的要求；圣西门、傅立叶、乔治·桑和所有的浪漫派都激烈地要求爱情的权利。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将迄今为止被心安理得地排除出去的个体情感与婚姻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时创造出“夫妇之爱”的模糊概念，这是传统的门当户对婚姻结出的神奇果实。巴尔扎克前后不一地表达了保守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他承认，原则上婚姻和爱情没有什么一致之处，但是他反对将受到尊重的体制与将女人看做物的普通市场交易相提并论，由此他得到《婚姻生理学》令人困惑的、支离破碎的结论：
婚姻可以在政治上、民事上和伦理上看做是一种法律、一种契约、一种规章制度……因此，婚姻应该受到普遍尊重。社会只能重视这个对它而言是凌驾于夫妇问题之上的最高问题。
大部分人通过他们的婚姻只考虑到生育和孩子的归属，但无论生育、财产还是孩子都不构成幸福。cresciteetmultiplicamini并不带来爱情。以法律、国王和司法的名义要求一个姑娘在能做爱的十五天中做爱十四次，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荒谬的事。
这跟黑格尔的理论一样清晰。但巴尔扎克毫无过渡地继续说：
爱情是需要和情感两者的结合，婚姻的幸福来自夫妇之间心灵的完美和谐。由此得出，要得到幸福，一个男人不得不强制自己遵守某些荣誉和礼节的规则。他利用了使需要神圣化的社会法律的好处之后，不得不服从使感情开花结果的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果他要得到被爱的幸福，他就必须真诚地去爱，什么也不能抵挡真正的爱情。但被爱总是要期望。能不能总是期望得到妻子呢？
—能。
然后，巴尔扎克陈述婚姻这门科学。但他很快发现，对丈夫来说，问题不在于被爱，而在于不受骗，丈夫迟疑不决是否将使人消沉的制度强加于他的妻子，是否拒绝给她文化，让她变得粗鲁，唯一的目的是拯救他的荣誉。这还是爱情吗？如果想在这些含糊的、不连贯的思想中找到意义，看来是男人有权选择一个女人，他在她身上能够满足一般性的需要，这一般性是她忠实的保证，然后，他要运用某些方法，唤起他妻子的爱情。不过，如果他结婚是为了财产和后代，他确实是在b恋爱/b吗？如果不是的话，他的激情怎样才能不可抗拒，引起相互的激情呢？巴尔扎克确实不知道，单方面的爱情远远不能不可遏止地吸引对方，相反，令人讨厌和反感吗？在《两个新嫁娘的回忆》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自欺，这是一部书信体的主题小说。路易丝·德·肖利厄力图将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由于过度的激情，她杀死了第一个丈夫；由于她对第二个丈夫感到强烈的嫉妒，她死去了。蕾内·德·莱斯托拉德为了理智而牺牲感情，但做母亲的快乐足够弥补她，她建立了稳定的幸福。读者首先纳闷，是什么诅咒—如果不是作者本人的决定—禁止多情的路易丝如其所愿成为母亲呢？爱情绝不妨碍怀孕；另外，读者会想，为了快乐地接受丈夫的拥抱，蕾内必须表现出司汤达憎恶的“正经女人”身上的那种“虚伪”。巴尔扎克这样描绘新婚之夜：
根据你的说法，我们把丈夫称为野兽，这头野兽消失了，蕾内对她的女友写信说。在一个我难以述说的温馨之夜，我看到了一个情人，他的话直达我的心灵，我怀着难以形容的快乐倚在他的臂弯里……好奇心在我的心里升起来……要知道，无论是最细腻的爱情所需要的，还是有时候这一刻的荣誉所意料不到的东西，什么都不缺乏，我们的想象要求他显出神秘的优雅，作为借口的冲动，获得的同意，盼望已久得到的理想快感，这种快感在我们任凭自己回到现实之前便征服了我们的心灵，所有这些诱惑以其迷人的形式汇聚在一起。
这美好的奇迹并不经常重现，因为在后来的几封信中，我们看到蕾内泪流满面：“从前我是一个人，如今我是一个物”；她阅读博纳尔的书，聊以自慰，不再为“夫妇之爱”的那些夜晚感到痛苦。可是，读者想知道，在女性初试性交最困难的时刻，丈夫是通过什么方法变成一个迷人的男子的；巴尔扎克在《婚姻生理学》中提供的方法很简略。“决不要以强制的行为开始婚姻”，或者模棱两可：“巧妙地抓住快感的微妙之处，加以发展，给以新的式样，崭新的表现构成丈夫的才能”。另外他马上补充说：“在不相爱的两个人之间，这种才能属于淫荡。”然而，蕾内恰好不爱路易，他所描绘的这种“才能”来自何处？事实上，巴尔扎克狡猾地回避了问题。他不了解没有中性的情感，缺乏爱、强制、无聊，只能产生怨恨、不耐烦、敌意，而不能产生温柔的爱情。他在《幽谷百合》中表现得更真诚些，不幸的德·莫尔索夫夫人的命运显得不那么说教。
将婚姻和爱情协调起来不是易事，没有神灵干预很难成功，克尔恺郭尔经过复杂的迂回手法才得出解决方法。他喜欢揭示婚姻的悖论：
婚姻是多么古怪的创造啊！使它更加古怪的是，它被看做一种自发行为。然而，任何行为都没有起这样决定性的作用……像这样有决定性的行为就必须自发地去做。
困难是这样的：爱情和爱慕是完全自发的，结婚是一个决定；然而，爱慕应该由结婚或想结婚的决定激发起来的；这意味着，最自发的东西应该同时是最自由的决定，而自发性是这样不可解释，以致要归于神灵，应该同时根据思考和竭尽全力的思考，从中产生决定。此外，一件事不应紧随着另一件，决定不应蹑手蹑脚跟随在后面到达，一切应该同时产生，两样东西应该在结局那一刻汇合在一起。
这就是说，爱不是嫁娶，很难理解爱情怎样才能变成责任。但这个悖论吓不倒克尔恺郭尔，他所有关于婚姻的随笔，是为了澄清这个谜而写成的。他承认，这样理解是不错的：
“思考是自发性的毁灭天使……如果思考后不得已而选择爱慕，也许就永远没有婚姻了。”但是，“决定是一种通过思考获得、以纯粹理想的方式感受到的新的自发性，这是恰好与爱慕的自发性相连的自发性。决定是建立在伦理条件之上的严谨生活观念，可以说应该给爱慕开辟道路，保证它抵御一切内外危险”。因此，“一个丈夫，一个真正的丈夫，自身是一个奇迹！……当生存在他及意中人身上汇聚了严肃的全部力量时，要能够保持爱情的快乐！”
至于女人，理智不是她的命运，她没有“思考”，因此，“她从爱情的直接性过渡到宗教的直接性”。这种理论用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意味着一个恋爱的男人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决定结婚，上帝应该保证他感情和承诺一致；还意味着女人一旦恋爱便希望嫁人。我认识一个信天主教的老妇人，她更天真地相信“神坛前的一见钟情”；她断定，一对夫妇在祭坛脚下宣称决定性的“我愿意”时，他们会感到彼此的心十分激动。克尔恺郭尔承认，应该先有“爱慕”，但保证爱慕要持续一生仍然是奇迹。
但在法国，世纪末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不怎么相信圣事的效力，力图通过更有人情味的方法保证夫妇幸福；他们比巴尔扎克更加大胆，考虑将肉欲和合法爱情相结合的可能性。波托—里什在《恋妇》中断定性爱和家庭生活不可调和，对妻子的热情感到厌倦的丈夫在一个较温和的情妇身边寻找平静。可是，在保罗·埃尔维厄的挑动下，人们在法律中写上，“爱情”在夫妇之间是一个责任。马塞尔·普雷沃向年轻的丈夫宣扬，必须把妻子当做情妇来对待，他用有节制而淫荡的语言描绘夫妇的情欲。伯恩斯坦是描写合法爱情的剧作家：丈夫在不讲道德的、爱说谎的、淫荡的、手脚不干净的、凶恶的妻子身边，表现得像一个明智而宽容的人；也可以在他身上看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很有手腕的情人。为对描写通奸的小说做出反驳，出现了大量为婚姻辩护的小说。甚至柯莱特也对这股道德化的浪潮让步，在《天真的荡妇》中，她描写了一个被笨拙地夺去处女贞操的新嫁娘玩世不恭的体验，然后决定让她在丈夫的怀抱里经历快感。同样，马丁·莫里斯先生在一本引发了点反响的作品中，描写年轻的妻子短暂地待在一个灵活的情人的床上，然后被引回她丈夫的床上，让他利用她的经验。今日的美国人同时尊重夫妻婚姻制和个人主义，出于其他理由，以另外的方式加强将性欲与婚姻相结合的努力。每年都出现大量用于教育两夫妻彼此适应，特别是教导男人怎样与女人创造幸福和谐的夫妻生活的入门著作。精神分析学家和医生起到“婚姻顾问”的作用；女人有权获得快感，而男人也应该了解能够让她获得快感的技巧。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性生活的成功不仅是技术上的事。年轻男人即使背得出二十种指南，诸如《丈夫须知》、《夫妇幸福揭秘》、《放心的爱情》，仍无法确定是否能让新婚妻子爱他。她面对整个心理处境做出反应。传统婚姻远不能创造最有利于唤起女性性欲，并使之充分发展的条件。
从前，在母权制的共同体中，不对新嫁娘提出处女贞操的要求，甚至出于神秘的原因，她一般应该在婚礼前失去处女贞操。在有些法国农村地区，还能观察到这些古老的许可的残余；人们不要求少女婚前守贞操；“失足过”的姑娘和未婚母亲甚至有时比其他少女更容易找到丈夫。另外，在接受妇女解放的环境中，人们承认少女和男孩子一样有性自由。但维护父权的伦理专横地要求，未婚妻交到丈夫手上时必须是处女；他要确定，她不能怀上他人的种子；他要属于自己的这个肉体全部和唯一的所有权；处女贞操具有道德的、宗教的和神秘的价值，这种价值今日仍然获得普遍的承认。在法国，有些地区，丈夫的朋友们待在洞房的门后，又笑又唱，直到新郎得意洋洋地将染有血迹的床单展示给他们看；或者他的父母在早上展示给邻居看。“新婚之夜”的习俗以不那么粗俗的形式延续，仍然非常广泛。它促使色情文学产生，并不偶然，社会性和动物性的分离，必然产生淫邪。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一切活生生的体验都要有人性意义，它要享有自由；在真正道德的性生活中，有着欲望与快感的自由假设，或者至少有在性欲中重新获得自由的感人斗争，但只有在爱情中或欲望中承认他者是b特殊的/b，这才有可能。当性欲不再需要得到个体的拯救，而是天主或社会力图为它辩护时，两个性伙伴的关系就只能是一种动物关系。人们理解，有正统思想的主妇厌恶地谈起肉体的艳遇，她们贬之为淫秽之事。也因此，人们在婚宴上听到那么多的浪笑。将华丽的仪式叠加在粗俗实在的动物功能之上，其中有着淫秽的悖论。婚姻呈现出普遍和抽象的意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按照象征的仪式在众人的注视下结合在一起，但是，在婚床的秘密中，这是具体的、特殊的个体在对抗，大家的目光见不到他们的拥抱。柯莱特在十三岁时参加过一次农民婚礼，当一个女友带她去看婚房时，她感到可怕的不安：
新婚夫妇的婚房……在土耳其红棉布的帐幔下，是窄而高的床，塞满羽绒、堆放着鹅绒枕头的床，度过充满汗味、香气、牲口呼吸和烹调气味的一天后到达的床……待会儿年轻的新婚夫妇要来到这里。我以前没有想过这种事。他们要沉浸在这深深的羽绒中……他们之间会有这种难以理解的争斗，我母亲的大胆直言和牲畜的生活告诉我的既太多又太少了。然后呢？我害怕这个房间和这张我没有想过的床。
小女孩在孩子的不安中，感到在家庭节日的奢华和封闭的大床动物性的神秘之间的鲜明对比。婚姻滑稽和猥亵的一面，不大显现在不将女人个体化的文明中，在东方、希腊和罗马，动物功能像社会礼仪一样普遍地出现，但今日在西方，男女都被把握为个体，婚礼的宾客在浪笑，因为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要在极其特殊的体验中，完成在礼仪、讲话和花朵掩饰之下的行为。当然，在盛大葬礼的豪华和坟墓的腐烂之间，也存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对比。可是把死人埋进土里以后，死人不会醒过来；而当新嫁娘发现区长的三色绶带和教堂的管风琴允诺她的b真正/b体验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时，她会感到极度的惊讶。人们不仅在轻松喜剧中看到年轻女人在新婚之夜泪水涟涟地回到娘家，精神病学的著作有大量这样的叙述；有人直接告诉过我好几个例子，这是一些家教过好的少女，她们没有受过任何性教育，突然发现性这件事使她们惊慌失措。在上一世纪，亚当夫人设想，嫁给一个吻过她的男人是她的责任，因为她以为这就是性结合的最终形式。最近，施特克尔叙述一个新嫁娘的经历：“在蜜月旅行时，她的丈夫破坏了她的处女膜，她把他看做疯子，却不敢说出来，生怕与一个疯子打交道。”甚至有时少女相当天真，嫁给一个女同性恋者，同她的假丈夫长期生活，没想到不是在跟一个男人打交道。
如果你举行婚礼那天回到家，夜里把你的妻子浸到一口井中，她会大吃一惊。她徒劳地产生了朦胧不安……
啊，她心里想，结婚就是这样啊。怪不得做起来这样神秘。我被拖进这种事里了。
但即便恼火，她仍然一声不吭。因此你可以长时间和多次把她浸在井里，而不会在邻居中引起任何丑闻。
米肖的诗《新婚之夜》的这个片断，相当准确地描述了这种处境。今日，许多少女更加内行，但她们的赞同仍然是抽象的，她们失去处女贞操，保留了被强暴的性质。哈夫洛克·蔼理士说：“在婚姻中肯定比婚姻外犯下更多的强暴。”诺伊格鲍尔在他的著作《产科学月刊》（一八八九年第九卷）中汇集了一百五十多例性交时阴茎插入对女人造成伤害的病例；原因在于粗暴、喝醉酒、位置不当、器官不相称。哈夫洛克·蔼理士的报告说，在英国，有位太太询问六个聪明的中产阶层的已婚女人，她们在新婚之夜的反应，所有人的性交都像打击一样突然而至；她们中间有两位一无所知；其他人以为了解，但心理上仍然受到伤害。阿德勒也强调失去处女贞操对心理影响的重要性。
男人获得他的所有权利的最初一刻，往往决定整个一生。没有经验和过分激动的丈夫，这时会播下女性性冷淡的种子，而且由于他持续的笨拙和粗暴，把她变成持久麻木。
在上一章中，读者已经看到许多初次性交的不幸例子。以下是施特克尔引用的又一个案例：
h.n.太太被培养得非常害臊，一想到新婚之夜便瑟瑟发抖。她的丈夫几乎是用暴力把她衣服脱光，不让她睡觉。他脱掉自己的衣服，要求她看赤身裸体的他，欣赏他的阴茎。她用双手掩住脸。于是他喊起来：“你干吗不待在家里，蠢货！”然后，他把她扔到床上，粗暴地让她失去处女贞操。她自然而然变得永远性冷淡。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处女为了完成她的性的命运，必须克服的所有抗拒，她的启蒙，要求一整套既是生理又是心理的“磨炼”。企图在一夜之间来完成是愚蠢和野蛮的，把初次性交如此困难的过程变成一个责任是荒谬的。女人由于她屈从的古怪过程是神圣的，而且社会、宗教、家庭、朋友都庄严地把她给予丈夫，就像给予一个主人那样，她就更感到恐惧；由于这个行动在她看来要约束她整个未来，婚姻就有一种最终的性质。正是在这时，她真正感到自己显现在绝对之中，她注定与之永远相连的这个男人，在她看来代表了全部b男人/b；他又以陌生的面目向她显现，他极为重要，因为他是她一辈子的伴侣。然而，男人本身却被压在他身上的规定弄得焦虑；他有自己的困难，自己的情结，使他变得胆小和笨拙，或者相反，变得粗暴；有许多男人由于结婚的庄严在新婚之夜变得性无能。雅内在《困扰和精神衰弱症》中写道：
那些结婚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十分羞愧，他们不能最终完成夫妇间的行为，对此受到羞愧和失望的困扰，有谁不了解他们呢？去年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悲喜剧场面，当时那个气愤的岳父把他谦卑而忍让的女婿拖到萨尔佩特里埃尔医院，这个岳父要求得到一份病历证明，让他能提出离婚。可怜的小伙子解释说，以前他的性能力没有问题，结婚后困扰和羞耻感使得他变成完全性无能。
过分狂暴会吓坏处女，过分尊重又会侮辱她；女人永远憎恨以她们痛苦为代价自私地得到快感的男人；而她们对蔑视她们的男人也感到永久的怨恨，也往往怨恨在新婚之夜不想使她们失去处女贞操或者是性无能的男人。海伦妮·多伊奇指出，有些丈夫要么胆小，要么笨拙，要求医生通过外科手术让他们的妻子失去处女贞操，说是妻子的构造有问题，一般说这个动机是不成立的。她认为，女人对不能正常地插入她们体内的丈夫会永远藐视和怨恨。弗洛伊德的一个观察表明，丈夫的性无能会在妻子身上造成创伤：
一个女病人习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有一张桌子。她以某种方式铺桌布，打铃叫女仆过来，女仆不得不走近桌子，然后她又把女仆赶走……当她想解释这种困扰时，她想起这块桌布有一个污迹，每一次她都铺得让女仆一眼就能看到污迹……这一切是新婚之夜的再现，丈夫在那一夜表现得性无能。他多少次从自己的房间跑到她的房间，重新尝试一下。他羞于让铺床的女仆知道真相，把红墨水倒在床单上，让她相信上面有血。
“新婚之夜”把性体验变成一次考验，双方都焦虑地不知道如何克服这考验，由于自己的问题而过分不安，以致没有空闲去慷慨地想到对方；这新婚之夜给她庄严感，这庄严感使她变得可怕；往往它使女人变得永远性冷淡，这并不令人奇怪。对丈夫提出的难题在这里：如果他“过分淫荡地挑逗妻子”，她可能感到气愤和侮辱，例如，看来这种担心就使美国的丈夫们束手无策，据金西的报告指出，尤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妇中更是如此，因为女人更加意识到自身，更深地受到抑制。如果他“尊重”她，他就挑不起她的肉欲。这种左右为难是由于女性态度的模糊性引起的：年轻女人既向往又拒绝快感；她想克制，却又因此难受。除非极少的侥幸情况，丈夫必然会显得像浪荡子，或者显得笨拙。因此，“夫妇的义务”对女人来说往往只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徭役，这并不奇怪。狄德罗说：
屈从于一个不讨她喜欢的主人，对她来说是一种酷刑。我见过一个体面的女人在接近她的丈夫时便恐惧得瑟瑟发抖；我看到她浸在浴缸里，以为自己永远也洗不净服从责任沾上的污秽。这种厌恶是我们几乎不了解的。我们的器官更加宽容。好些女人一生都未曾感受过极度的情欲。我很容易看做是暂时的癫痫的这种感觉，对她们而言是罕见的，当我们召唤这种感觉时，它是必然会来的。当她们在所爱的男人的怀抱中时，至高无上的幸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在一个不讨我们喜欢的随和的女人身边却能找到这种幸福。她们不如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感官，补偿不那么迅速，不那么确定。她们的等待会上百次受到欺骗。
事实上，许多女人没有经历过快感，甚至也没有经历过骚动，就做了母亲和外祖母；她们以医嘱，或者以其他借口，力图避免“责任的玷污”。金西的报告指出，在美国，大量的妻子“宣称她们性交十分频繁，希望她们的丈夫不要这样频繁地发生关系。很少的女人期望更经常性交”。我们已经看到，女人的性能力几乎是难以确定的。这种矛盾清楚地表明，企图规范女性性欲的婚姻，反而戕害了它。
在《苔蕾丝·德斯盖鲁》中，莫里亚克描绘了一个“理智地结婚”的少妇对一般的婚姻，特别是对夫妇责任的反应：
也许她不是想在婚姻中寻找支配、占有，而是寻找栖身地？使她投向婚姻的难道不是一种惊惶吗？她在小姑娘时就讲实际，在孩子时就要做主妇，她匆匆地获得自己的地位，找到自己最终的位置；她想放下心来，而不用冒什么风险。她从来没像在订婚期间那样理智，她蛰居在家庭的圈子中，“她成家了”，她进入社会秩序中。她逃脱了。婚礼那闷人的一天，在狭小的圣克莱尔教堂里，太太们不合时宜的唠叨，覆盖了呼哧呼哧响的风琴声，她们的香水味压倒了烟火香，正是在这一天，苔蕾丝感到自己完蛋了。她梦游似的走进笼子，听到大门关上的沉重吱嘎声，可怜的孩子突然清醒过来。什么也没有改变，但她有今后不再会一个人迷路的感觉。她要隐藏在一个家的最深处，宛若在树枝底下隐蔽的灯光……
……在这场半农家半资产阶级家庭的婚礼的晚上，姑娘们的连衣裙争奇斗艳，人群迫使新婚夫妇的婚车放慢速度，人们向他们欢呼……苔蕾丝想到随后来临的夜晚，喃喃地说：“真可怕。”然后振作起来：“不，没有那么可怕。”在这次到意大利湖区的旅行中，她感到非常难受吗？不，不，她在玩这种游戏：不要出卖自己……苔蕾丝懂得约束自己去装假，她在其中尝到苦涩的快乐。这个男人强迫她进入的陌生的感觉世界，她的想象力帮助她去设想，也许对她来说，那里也会有可能的幸福，但是什么样的幸福呢？仿佛面对淹没在雨中的风景，我们设想阳光下的景色是怎样的，这样，苔蕾丝发现了情欲。贝尔纳，这个眼神失焦的小伙子……多么容易欺骗啊！他封闭在自己的快乐中，仿佛这些可爱的小猪，当它们在食槽前面快乐地嗷嗷叫，透过栅栏看着它们很好玩。“食槽就是我。”苔蕾丝想道……他在哪里学会把一切有关肉体的东西分门别类，把正直男人的温存与色鬼的抚摸区别开来呢？从来没有迟疑……
……可怜的贝尔纳，不比别人更坏！但欲望把接近我们的人变成一个同他不相像的魔鬼。“我装死，好似我稍动一下，这个疯子，这个麻木的人，就可能扼死我。”
下面是一个更露骨的证明。这是施特克尔搜集的一个忏悔，我引用的一段关系到夫妇生活。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她在一个讲究的、有文化的环境中长大。
我曾是一个幸福的未婚妻；我终于感到有了归宿，突然，我成了个受人注意的人。我被宠坏了，我的未婚夫欣赏我，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新鲜的……接吻（我的未婚夫从来不尝试别的温存）使我热血沸腾，以致我等不到结婚那天……结婚那天早上，我是这样的激动，我的衬衫马上被汗水浸湿了。这仅仅是想到我终于要经历我翘首盼望的那件事。我幼稚地想象，男人要在女人的阴道里小便……在我们的卧房里，当我的丈夫问我，他是否要离开时，我已经产生一点失望。我请他这样做，因为我在他面前当真很腼腆。脱衣服的场面在我的想象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我上床时，他非常尴尬地走了回来。后来，他向我承认我的模样使他害怕：我是容光焕发、引颈盼望的青春化身。他一脱掉衣服，便熄灭了灯。他刚拥抱我，便马上想占有我。我非常害怕，请他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希望远离他。没有预先温存，我害怕这样做。我感到他很粗野，后来经常这样责备他：这不是粗野，而是极其笨拙，缺乏细腻感。这一夜，他所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我开始感到很不幸，我对自己的愚蠢感到羞耻，我以为自己有缺陷，身材不好……最后，我只满足于他的接吻。十天以后，他终于使我失去处女贞操，性交只持续了几秒钟，除了轻微的疼痛，我什么也没有感到。我极度失望！随后，在性交中我感到一点快乐，但很难性交成功，我的丈夫要达到目的还要更艰难……在布拉格，在我丈夫弟弟的单身汉小公寓里，我得知自己睡在他的床上时，设想他的感受。正是在那里，我有了第一次性欲高潮，使我非常幸福。我的丈夫在开始几个星期天天和我做爱。我又达到性欲高潮，但我并不能感到满足，因为时间很短，我激动得哭泣……生过两次孩子以后，性交变得越来越不能带来满足了。它很少带来性欲高潮，我的丈夫总是在我之前达到性欲高潮；我不安地注意每一次性交。（它要持续多长时间？）如果他自己满足了却让我半满足，我便憎恨他。有时，我在性交时设想这是我的表弟，或者是给我助产的医生。我的丈夫试图用手指刺激我……我非常激动，但与此同时，我感到这个方法令人羞耻和不正常，得不到任何享受……在我们整个婚姻期间，他从来没有抚摸过我的任何一处。有一天，他对我说，他不敢对我这样做……他从来没有见过我赤身裸体，因为我们穿着睡衣，他只在黑夜里性交。
这个女人事实上性欲很强，她后来在一个情人的怀里感到非常幸福。
订婚正是用来让少女逐渐入门，但风俗往往要未婚夫妇极其圣洁。在处女“了解”她未来丈夫的情况下，这期间她的处境与新嫁娘的处境没有很大不同；由于她觉得她的婚约已经像结婚一样最终确定了，所以她作让步，第一次性交保留考验的性质；一旦她献身—即使她没有怀孕，怀了孕则会完全约束她—她一般不敢食言。
如果爱情或者欲望使两个性伙伴感到完全满意，最初几次体验的困难就很容易克服；一对情人在他们自由的相互意识中，互相给予快乐并获得快乐，肉体的爱就会得到力量和尊严；于是他们的任何实践都不是可耻的，因为对任何一方来说，它都不是被迫的，而是慷慨地自愿的。但婚姻的原则是淫秽的，因为它把应该建立在自发冲动基础上的交换变成权利和责任；它让身体注定在一般性中互相把握的同时，给予身体一种工具的、因而是可耻的性质；丈夫往往想到要完成责任而变得冰冷，而妻子羞于感到自己被献给一个对她施行权利的人。当然，有可能在夫妇生活的开端这些关系个体化；性入门有时是逐步进行的；从第一夜开始，夫妇之间就可以互相发现肉体的吸引力。结婚有助于女人通过消灭仍然归于肉体的原罪概念而舍弃自身；有规律的经常同居，产生一种肉体的亲密有利于性成熟，在结婚的开头几年，有些妻子已得到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对丈夫保持感激，导致她们以后原谅他可能犯的所有错误。施特克尔说：“不能摆脱不幸婚姻的女人，总是曾经得到丈夫的满足。”少女一辈子只同一个她在性方面并不了解的男人睡觉，是在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她的性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她的性伙伴的个性，莱昂·布鲁姆在他的著作《婚姻》中正确地揭示了这个悖论。
认为建立在门当户对基础上的结合有很多机会产生爱情，这是虚伪的；要求出于实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利益而结合的夫妇一辈子都避开情欲，这是荒谬绝伦的。理智婚姻的拥护者指出这一点倒是有理有据的：爱情婚姻并不能保证夫妇幸福。首先，理想的爱情往往是少女经历的爱情，通常不能给她带来性爱的体验；她的柏拉图式的爱恋，她的梦想，她将孩子的或青春的困扰投入其中的激情，不能经受日常生活的考验，也不能持久。即使在她和未婚夫之间存在真诚的和强烈的肉欲吸引，这也不是建立终身大事的坚实基础。柯莱特写道：
情欲在爱情的无边荒漠中占有极小的一块炽热之地，它是这样的炽热，以致人们首先只看到它。在这个不牢固的家周围，是未知数，是危险。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甚至从漫长的一夜中重新站起来时，必须开始一起生活，为对方生活。
此外，即使在婚前或者在结婚初期已经存在肉体的爱，它也很少持续漫长的岁月。当然，由于相爱的一对情侣的欲望包容了他们的特殊性，所以忠诚对于性爱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不让这种特殊性受到外来的体验的质疑，他们希望彼此是不可替代的；但这种忠诚只有是自发的才有意义；肉欲的魔力很快就自发地消失了。不可思议的是，它对每个情人即时地以肉体的在场提供一个存在，这个存在的生存是一个不确定的超越性，b占有/b这个人也许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一种特殊的、令人心碎的方式触及这个人。但是由于在个体之间存在敌意、厌恶、冷漠，他们不再希望互相接触，肉欲的魅力就消失了；它几乎也肯定在尊重和友谊中消亡；因为在他们的超越性的运动本身中通过世界和他们的共同事业汇合的两个人，不再需要在肉体上结合；甚至由于这种结合失去了它的意义，他们对此会有反感。蒙田所说的b乱伦/b这个词，含义深刻。肉欲是对b他者/b的一个行动，这是它的本质；但在一对夫妇中，彼此变成b同一个人/b；他们之间任何交换不再可能，任何赠与和任何征服也不再可能。因此，如果他们仍然是情侣，往往要感到羞耻，他们感到，性行为不再是主体间性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每个人都超越自己，是一种共同的手淫。他们彼此认做满足自身需要所必需的工具，这是夫妇之间的礼貌掩盖了的一个事实，而这种礼貌一被拒绝，就会明白无误地凸显出来，比如在拉加什医生的著作《嫉妒的性质和形式》中提出的观察结果就是这样；女人把阴茎看做某种属于她的快感的储备，她表现得非常吝啬，就像对待藏在壁橱里的罐头，如果男人把这些罐头给了女邻居，对她来说什么也不再剩下；她仔细检查他的内裤，看看他是否浪费了宝贵的精液。茹昂多在《丈夫纪事》中指出这种“合法妻子每天进行的检查，她窥伺你的衬衫和你的睡眠，想抓住丑行的痕迹”。男人则无须征求她的意见，便可在她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种对需要的粗暴满足，并不足以满足人的性欲。因此，在这种被视为最合法的拥抱中，往往有一种恶习的余味。女人时常求助于肉欲的幻想。施特克尔举出一个二十五岁女人的例子，“她同丈夫做爱时，设想一个强壮的、年纪更大的男人不征求她的同意，让她无法抵抗，便占有她，她便感受到轻微性欲高潮”。她设想别人强奸她，打她，她的丈夫不是他本人，而是b另一个人/b。他也抱有同样的幻想：他在妻子身上拥有在杂耍歌舞剧场见过的一个舞女的大腿，他欣赏过的照片上的半裸体美女的乳房，一个回忆，一个形象；或者他想象自己的妻子被人渴望、占有、强奸，这是一种恢复他性的方法。施特克尔说：“婚姻创造出滑稽的换位、倒错、讲究的演员、在两个性伙伴之间演出的喜剧，这喜剧要消除表面与现实之间的一切界限。”在最坏的情况下，会爆发出固定的恶习。丈夫变成窥淫癖者，他需要看他的妻子或者知道妻子跟一个情人睡觉，才重新找到她的一点魅力；或者他像虐待狂那样，竭力让她萌生出拒绝，使她的意识和自由最终向他显示出来，表明他占有的确实是一个人。反过来，在妻子身上出现受虐狂行为，她力图让男人变成主人、暴君，其实他不是；我认识一位太太，她在修道院长大，非常虔诚，白天专横跋扈，晚上热烈地恳求丈夫鞭打她，他满怀恐惧地照做。甚至恶习在婚姻中也具有安排好的、冷漠的、严肃的面目，使婚姻变成最愁惨的权宜之计。
事实是，肉体的爱既不会被看做绝对目的，也不会被看做简单手段；它不会为生存辩护，但是，它不能接受任何外来的辩护。就是说，它应该在整个人生中扮演插曲和自主的角色。就是说，它首先应当是自由的。
因此，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向新嫁娘应允的不是爱情，人们在她眼前炫耀的理想，是幸福的理想，也就是在内在性和重复之中安然的平衡的理想。在某些太平盛世，这曾是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地主的理想；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未来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过去，statuquo。一种没有雄心也没有激情的金光闪闪的平庸，漫无目的、无限地周而复始的日子，缓缓地滑向死亡、不寻思原因的生活，这就是诸如《幸福的十四行诗》的作者所宣扬的；这种小部分来源于伊壁鸠鲁和芝诺的伪学问如今已失去信誉，原封不动地保存和重复世界，看来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男性的天赋是行动；他需要生产、战斗、创造、进步、向整个宇宙和未来无限超越；但传统婚姻并不激励女人同男人一起超越；它把她禁锢在内在性中。因此她不能提出其他目标，只能建立平衡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延续过去的现在摆脱了明天的威胁，就是说，正是要建立幸福。如果没有爱情，她会对丈夫感到一种被称为夫妇之爱的温柔和敬重的感情；她要将世界封闭在她要负责管理的家庭四壁之内；她要通过未来延续人这一物种。然而，任何生存者都决不会放弃他的超越性，哪怕他执著地要否认它。从前的资产者认为，在保存既定秩序，通过自身的繁荣表明其德行的同时，他在为天主、他的国家、制度、文明效劳，生活幸福就是履行男人的职能。对女人来说，也必须让家庭和谐的生活向目的超越，在女人的个体性和世界之间充当代言人的是男人，是他要赋予她的偶然的人为性以人的价值。在妻子身边汲取做事、行动、斗争的力量的同时，是他为她作辩护，她只有将自己的生存交到他手中，他才能赋予这生存以意义。这意味着她那方面要谦卑地放弃权利；但她得到补偿，因为她受到男性力量的引导和保护，会摆脱原先的无依无靠；她会变成必然。如同蜂巢中的蜂后，内心平静地在她的领域里休憩，但女人被男人这一中介带往无垠的宇宙和时间，作为妻子、母亲、主妇，她在婚姻中同时感到生活的力量和她的生命意义。我们需要看看这个理想怎样转为现实。
幸福的理想一向以物质的形式体现在住宅上，不管是茅屋还是城堡；住宅体现了持久和分离。家正是在墙内构成一个孤立的单位，它通过一代代人的过渡，确定自己的身份；以家具和祖先肖像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往昔，预示着没有危险的未来；在园子里，四季在食用的蔬菜上写下了它们稳定的周而复始；每一年，以同样的鲜花装饰的同样的春天，准备迎接不变的夏天以及与年年相同的果实一起到来的秋天返回，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不会向无限逸去，它们规规矩矩地绕着圈子。在一切基于土地所有制的文明中，有大量文学作品歌唱家的诗意和价值；在亨利·波尔多恰好名为《家》的小说中，家概括了资产阶级的一切价值：对往昔的忠诚、耐心、节俭、有预见、对家庭和故土的爱，等等；家的颂扬者往往是女人，因为保证家人的幸福是她们的任务；她们的作用就像domina在中庭坐镇的时代，就是“家庭主妇”。今日，家庭失去了古朴的光辉；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它只是一个住地，不再充满对已故先辈的回忆，也不再容纳未来的世纪。但女人仍然竭力给她的“内部”以真正的家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在《罐头厂街》中，斯坦贝克描绘了一个流浪女，她执著地用地毯和窗帘去装饰废弃的旧锅炉，她和丈夫住在里面，他徒劳地反对说，没有窗户，窗帘也就没用。
这种关心特别是属于女人的。一个正常的男人把他周围的东西看做工具；他根据其用途来安排它们；“井井有条”—女人常常只看到乱七八糟—就是香烟、文件、工具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特别是，能通过一种材料再创造世界的艺术家—雕塑家和画家—对他们生活的范围完全不操心。里尔克在谈到罗丹时写道：
我第一次到罗丹那里，我明白，他的家只是可怜巴巴的必需品，他是无所谓的：一个御寒的地方，一个用来睡觉的屋檐下。他对它毫不在意，它对他的孤独和静思绝没有一点压抑。他是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个家：荫凉、藏身处和宁静。它变成他的天空、森林和大河，什么也阻挡不住它的奔流。
但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一个家，首先必须在作品和行动中实现自我。男人不大关注自己的内心，因为他接触整个宇宙，而且因为他可以在计划中自我确认。相反，女人禁闭在夫妇共同体中，对她来说，是要把这所监狱改变成一个王国。她对家的态度受到一般来说确定她的处境的同一辩证法的制约：她通过变成猎物来获取，她通过退让解放自己；她放弃了世界的同时，却想征服一个世界。
她在身后关上家门不是没有遗憾的；少女时，她把整片大地当做故乡；森林属于她。如今，她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大自然缩小到一只天竺葵花盆的范围；墙壁堵住了视野。伍尔夫的一个女主人公喃喃地说：
我不再通过荒原上的野草或欧石南的生长状况，而是通过玻璃上凝结的水汽或霜来辨别冬天和夏天。我从前在山毛榉树林里漫步，一面欣赏松鸦羽毛落下时呈现的蓝色，我会在路上遇到流浪汉和牧人……现在我手里拿着一根羽毛掸子，在房间里踱步。
但她即将致力于否认这种局限。她付出多少有点高昂的代价，将大地的动植物、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以往的时代都关闭在墙内；她把丈夫也关进去，对她来说，他概括了人类全体，她还把孩子关进去，孩子以便携形式给她整个未来。家变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是它唯一的真实；正如巴什拉正确地指出的，这是“一种反宇宙或者一个反对的宇宙”；它作为藏身处、隐居地、岩洞、肚子，为防御外界的危险而提供躲藏的地方，正是这种模糊的外在性变得不真实。尤其在晚上，当上好门板时，女人感到自己成了女王；正午普照的阳光使她难受；夜晚，她不再被剥夺了，因为她取消了她不占有的东西；她看到属于她的灯光和仅仅照亮住所的灯光在灯罩下闪烁，其他东西都不存在。伍尔夫的一段文字给我们指出了聚集在家中的实在，而外界的空间消失了。
现在黑夜被玻璃窗隔在一边，玻璃窗不但不给出外界准确的视野，反而以古怪的方式使它变形，以致秩序、固定的东西、坚实的土地好似进驻到室内；相反，在外面，只有一种反射，在其中变得流动的事物颤抖和消失了。
多亏她周围的天鹅绒、丝绸、瓷器，女人可以部分满足这种攫取的肉欲，那是她的性生活通常不能满足的；她也会在这个背景中找到她个性的表现；是她选择、制造、“好不容易觅到”家具和小摆设，按照一种审美观点摆放它们，对对称的操心一般在这种审美中占据重要位置；它们向社会表明她的生活水平，也反映了她特殊的形象。因此，她的家对她来说是她的世俗命运，是她的社会价值和最真实自我的表现。因为她b无所事事/b，她便贪婪地在自己b拥有/b的东西中寻找自我。
正是通过家务劳动，女人成功占有了自己的“巢”；因此，即便她“要人帮忙”，她仍坚持要亲自动手干活；至少，她监督、控制、批评，致力于将仆人们得到的结果据为己有。她从管理家庭中获得社会的辩护；她的任务也在于注意食物的供给、料理衣物，操心总体上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此，她也作为主动性自我实现。不过，下文可以看到，这种主动性没有让她摆脱内在性，也不允许她确定自己的特殊性。
人们高度赞扬家务劳动的诗意。确实，它们让女人和物质打交道，她和物品实现了一种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存在的揭示，因而也丰富了存在。在《追寻玛丽》中，玛德莱娜·布尔杜克斯描绘了女主人公将清洁剂倒在炉子上得到的快乐，她感到指端的自由和擦亮的生铁照出她闪光形象的魅力。
当她从地窖上来，她喜欢桶装满的重量，到达每一个楼梯平台，就越发显得沉重。她向来喜欢普通物质，它们有一种特别的气味、粗糙或者轮廓。由此她知道怎样使用它们。玛丽的双手毫不犹豫，毫不退缩，伸进熄灭的炉内或者肥皂水里，去掉铁锈，给铁上油，给地板上蜡，只消来回一下就将盖满桌子的壳扫掉。这是一种完美的默契，一种在手掌和她接触的物品之间的情谊。
大量的女作家深情地谈到刚熨烫过的衣物、肥皂水蓝幽幽的光辉、白桌布、闪光的铜器。当家庭主妇打扫和擦亮家具时，巴什拉说：“受孕的梦想支持着手耐心细致，通过上蜡给木头以美。”任务完成后，家庭主妇在欣赏中感到快乐。为了让宝贵的品质显现出来：桌子的光滑，烛台的锃亮，衣物浆过的上了光的白色，首先必须进行清除的行动；必须排除一切坏的原则。巴什拉写道，这正是家庭主妇投身的主要梦想所在，这是对主动的清洁的梦想，也就是排除不洁而获得清洁的梦想。他这样描绘：
因此，对获得清洁的斗争的想象，看来需要一种挑战。这种想象应该在狡黠的愤怒中激发起来。她带着恶狠狠的微笑用液体擦亮铜质水龙头。她在肮脏油腻的旧抹布上倒上糊状的硅藻土。在干活的人心中，充满苦涩和敌意。为什么干这种无谓的活儿？但使用干抹布的时刻来到了，于是又快乐又有恶意，这是激烈地讲个没完的恶意：水龙头，你会发光的；大锅，你会亮闪闪的！最后，铜闪闪发亮，带着小伙子的粗野笑嘻嘻的，一片宁静。家庭主妇欣赏着耀眼的胜利。
蓬热描述过在洗衣桶中污秽和纯净之间的斗争：
谁没有在冬天和一只洗衣桶打过交道，谁就不知道这种非常动人的质地和情感。
必须—尽管犹豫—将装满污秽织物的它，一使劲从地上搬起来，放在炉子上，必须用某种方式拖着它，把它正好放在炉子的圆洞上。
必须在它下面拨旺麦秸，逐渐使它沸腾；要常常抚摸它温热或发光的内壁；然后听一听里面深沉的响声，从这时起，要几次掀起盖子，看看喷射强度和洒水是否有规律。
最后，必须让它沸腾，重新把它捧起来，放在地上……
洗衣桶设计成能装满一大堆脏衣物，里面沸腾着，它感受到炽热的愤怒，沸水涌向桶的上层，又洒落在这堆脏衣物上，它感到恶心—这几乎是持续不断—一直到洗净衣物……
当然，洗衣桶接受衣物时，衣物已经粗粗地清洗过……
但它仍然感到一种桶内脏东西混杂在一起的念头或感觉，由于沸腾、搅动和使劲，它终于达到目的，使衣物去污，衣物在清水翻腾的冲洗下，会显得雪白异常。
这就是奇迹的发生：
上千面白旗突然展开—不是表示投降，而是表示胜利—也许不仅是当地居民身体洁净的标志……
这种辩证法可以给家务劳动一种游戏的魅力，小女孩愿意使银餐具变得闪亮，擦亮门把手，从而得到乐趣。但要让女人在其中找到积极的满足，就必须让她把工夫花在家里，对此感到骄傲，否则，她永远得不到欣赏的乐趣，而唯有这乐趣足以补偿她的努力。有个美国记者在美国南方的“贫穷白人”中生活了好几个月，他描绘了其中一个任劳任怨的女人的悲苦命运，她徒劳地干活，想让一所陋屋变得可以居住。她和丈夫、七个孩子一起生活在四壁布满油腻、爬满臭虫的木板屋里；她竭力“让家变得漂亮”；在主要的一个房间里，烟囱上盖着一层蓝幽幽的灰泥，一张桌子和挂在墙上的几幅画令人想起一种祭坛。但陋屋仍然是陋屋，g太太热泪盈眶地说：“啊！我多么憎恨这个家！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变得漂亮！”多少女人就这样在一场永远不会带来胜利的战斗中，忍受无休无止的疲倦，甚至在条件比较优越的情况下，也不能获得最终胜利。很少任务比家庭主妇的劳动更像西西弗的酷刑了；日复一日，必须洗盘子，给家具掸灰，缝补衣物，这些东西第二天又会重新弄脏，满是灰尘和裂缝了。家庭主妇在原地踏步中变得衰老；她什么都不做；她仅仅在延续现状；她没感到获得积极的b善/b，而是无休止地与b恶/b作斗争。这是一种每天重新开始的斗争。大家熟悉这个仆人的故事，他愁苦地不肯擦亮主人的靴子。“何必呢，”他说，“明天又要重新开始。”许多尚未学会逆来顺受的少女也是这样泄气。我记得一个十六岁的女中学生的作文，差不多是以这几句话开始的：“今天是大扫除的日子。我听到妈妈在大厅里移动吸尘器的声音。我想逃。我发誓等我长大了在我家永远不要有大扫除的日子。”孩子把未来看做不确定地向未知的高峰挺进。突然，在母亲洗盘子的厨房里，小女孩明白了，多年以来，每个下午，在同一时刻，这双手要浸到油腻的水里，用粗抹布擦瓷器。直到死，她们都要屈从这些仪式。吃饭、睡觉、打扫……岁月不再向天国攀登，它们在一张平展展的桌布上摊开，千篇一律，色调灰暗；每一天模仿前面一天；这是无用的、毫无希望的、永恒的现在。在《灰尘》这个短篇小说中，柯莱特·奥德里巧妙地描绘了令人悲哀的虚荣心如何与时间搏斗：
正是在第二天，她把长毛扫帚伸到沙发底下，掏出一样东西，她先是把它当成一团旧棉布或者一大团绒毛。但这只是一团灰尘，就像那些在忘记了打扫的、高高的大柜上形成的，或者是在家具后面，在墙壁和木头之间形成的。她面对这有趣的东西沉思起来。他们就这样生活在这些房间里有八到十星期，尽管朱丽叶很细心，但一团灰尘已经有时间形成了，逐渐增大，蹲在它的阴暗角落里，犹如她小时候使她害怕的那些灰色的野兽。一点纤尘表明了忽略，开始有点随便，这是呼吸到的空气、飘浮的衣屑、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触摸不到的寄存处，但这点纤尘已经代表灰尘的第二个状态，这是胜利的灰尘，正在成形增大，由寄存状态变成残屑。看起来几乎是漂亮的，透明，轻飘飘，好似荆棘的羽冠，不过更暗淡。
……灰尘飞快地获得世上所有吸附的力量。它占有了世界，吸尘器只是这样的一件东西，用来表明人类能够浪费劳动、物质和创造力，以便同不可抵御的龌龊斗争。它是变成工具的废料。
……他们的共同生活是这一切的原因，他们的简单饭餐留下皮与壳，到处有两团灰尘混杂在一起……每个家分泌出这些小小的垃圾，必须加以消灭，使之让位于新的垃圾……人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要能够穿上一件吸引行人注目的洁净的短袖衬衫出门，让你的丈夫，一个工程师体面地出现在生活中。各种说法掠过玛格丽特的脑海：注意看管好包裹……看好铜器，运用……她负责看管好两样不论什么东西，直到它们结束存在。
洗、熨烫、打扫、从大柜底下把絮状灰尘扫出来，这是阻挡死亡，也是拒绝生命，因为时间以同一动作创造和毁灭；家庭主妇仅仅把握消极方面。她的态度是善恶二元论。善恶二元论的特点不仅是承认有两个本原，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坏的，而且设定善是通过取消恶，而不是通过积极行动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尽管承认魔鬼的存在，却几乎不主张善恶二元论，因为人要奉献给天主，才能最好地与魔鬼作斗争，而不是关注魔鬼，以便战胜它。超越性与自由的任何理论都将恶的败北从属于向善的进步。但女人没有被召唤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家、房间、脏衣服、地板，是固定的事物，她只能不确定地排除渗入其中的坏的本原；她力求战胜灰尘、污点、泥巴、污垢；她同罪恶作斗争，她和撒旦搏斗。但这是一个可悲的命运，不是转向积极的目的，而是要不停息地击退敌人。家庭主妇常常在癫狂状态中忍受这个命运。对此，巴什拉说出“恶意”这个词，人们也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笔下找到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家庭主妇的嗜好是一种施虐受虐狂的形式；嗜好和恶习的特点，就是促使自由要它不想要的东西；因为有嗜好的家庭主妇憎恶以消极、肮脏、恶为命运，狂热地同灰尘作斗争，要求获得反叛灰尘的命运。因为一切活生生的扩张都在身后留下废物，她指责生活本身。一旦有个活的存在进入她的领域，她的眼睛就闪射出恶意的目光。“擦擦你的脚；不要弄乱一切，不要碰这个。”她想阻止她周围的人呼吸，一丝气息都是威胁。一切事件都带来无效工作的威胁，孩子摔个跟头，是一个要弥补的损伤。她在生活中只看到要出现解体腐烂，要求做出不确定的努力，失去了一切生之欢乐；她的目光严厉，表情忧心忡忡，严肃，时刻戒备；她以谨慎和吝啬自卫。她关上窗户，因为昆虫、细菌和灰尘会同阳光一起渗透进来；再说，阳光会毁坏丝绸帷幔，旧扶手椅藏在罩子下面，用樟脑丸熏过，阳光会使之泛白。她甚至并不乐于向客人展示这些宝贝，欣赏会弄污东西。这种不信任会转成尖酸刻薄，引起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敌意。人们时常谈起这些外省的资产阶级女子，她们戴上白手套，确保不在家具上留下看不见的灰尘，几年前帕潘姐妹杀死的就是这类女人；她们对肮脏的憎恶，同她们对仆人、世界和自身的憎恶没有区别。
很少有女人从青年时代起便选择这样消沉的恶习。那些宽容地热爱生活的女人，不会这样做。柯莱特这样和我们谈到茜多：
这是因为她很灵活好动，但她不是一个勤奋的主妇；她爱干净，爽快，挑剔，但她远不是有嗜好的爱孤独的人，她不会去数餐巾、糖块和装满的酒瓶。手里拿着法兰绒衣服，监视着女仆长时间擦拭玻璃，她同邻居嬉笑，发出神经质的、急不可待地召唤自由的笑声，她说：“当我长时间细心地擦拭中国茶杯时，我会感到自己变老。”她忠诚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她跨过我们家门口的两级台阶，来到园子里。她的阴郁的激动和怨恨立刻消失了。
性欲冷淡或受挫伤的女人，老姑娘，受骗的妻子，专断的丈夫使之过着孤独和空虚生活的女人，会落到这种神经质和怨恨中。例如，我认识一个老妇人，她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察看自己的几只大柜，重新开始整理一番；她在二十岁时是快乐的和爱打扮的；她被关在与别处隔绝的领地内，丈夫怠慢她，她只有一个孩子；她开始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就像别的人开始喝酒那样。在《丈夫纪事》中的艾丽丝身上，料理家务的兴趣来自想支配一个世界的过度欲望、过度活跃的精力和没有对象便空转的统治意志；这也是对时间、世界、生活、人和一切存在的东西作出的挑战。
晚饭后，从九点钟开始，她洗东西。到了午夜。我在打瞌睡，而她的勇气仿佛无视我的休息，并显示我的懒惰，这就冒犯了我。
艾丽丝说：“想要干净，就不要怕先弄脏自己的手。”
屋子不久就会干净得没人敢住。有的是用来休息的床，但人只能睡旁边，在地板上休息。垫子太鲜艳了。生怕使它们褪色或者将头和脚枕在上面使它们黯然失色，每当我踩在地毯上，有一只手便跟随着我，用一件工具或一块布擦去我的痕迹。
晚上：
“做完了。”
从她起床直到她睡下，对她来说，要干什么呢？要移动每样东西和每样家具，触摸家里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的每个角落。
眼下，是她身上的家庭主妇占据上风。她去掉壁橱的灰尘以后，给窗台上的天竺葵掸灰尘。
她的母亲说：“艾丽丝向来这样忙碌，她没有感到自己的存在。”
料理家务确实让女人无限地远离自身。沙多纳说得对：
这是一项细心的、凌乱的、没有阻碍和限制的任务。在家里，一个保证能取悦他人的女人很快便达到衰退点，达到消闲和使她消失的精神空虚状态……
在这种逃遁、这种施虐受虐狂中，女人竭力同时与物体和自身搏斗，它往往正好具有性的性质。维奥莱特·勒杜克说：“料理家务要求身体运动，这是女人可以进入的妓院。”令人注目的是，对干净的兴趣，在女人较冷淡的荷兰和在以秩序及纯净反对肉体快乐的清教徒文明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如果说地中海沿岸的南方人生活在快乐的肮脏的环境中，这不仅是因为那里缺乏水，对肉体和动物性的热爱使人们容忍人体的气味、污垢，甚至寄生虫。
准备饭餐是比打扫更加积极、往往更加快乐的工作。它首先意味着去市场的时刻到来了，这对许多家庭主妇来说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家庭的孤独压在女人身上，如果日常任务不能使她全神贯注的话。在南方城市里，当她能够一边坐在家门口缝补、洗东西、拣菜，一边闲聊时，她是幸福的；到河边去打水，对半幽居的穆斯林女人来说，是很大的冒险，我见过在卡比利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妇女抢着到蓄水池去打水，这是一个官员让人在广场上建造的；每天早上，她们一起下到山脚下的河边，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妇女们去采购，在排队时、在店铺里、在街角交谈，肯定她们“主妇的价值”，每个人都从中汲取自己的重要意义；她们感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个共同体—暂时—对抗男人的群体，就像本质与非本质的对立。尤其购买是一件乐事，是一个发现，近乎一个创造。纪德在他的《日记》中指出，不懂得赌博的穆斯林用发现隐藏的财富来代替赌博；这是商业文明的诗意和冒险。家庭主妇不知道赌博的无根据，但一棵包得很紧的卷心菜，一块精制的卡门贝干酪，是商人狡猾地隐藏起来而她必须偷到的财宝；在买卖者之间，建立的是斗争和玩弄诡计的关系，对买东西的主妇来说，赌注下在以最少的钱获得最好的商品上；极其重视最大限度的节俭，不能仅仅由操心难以做到的收支平衡来解释，而是必须赢得这一局。当家庭主妇怀疑地审察货摊时，她是女王；世界带着它的财富和陷阱摆在她的脚下，让她获取一个战利品。当她把购物袋掏空，倒在桌上时，她品尝着短暂的胜利。她把罐头、不易腐烂的食品放进壁橱，这能保证她对付未来；她满足地欣赏除去包装的蔬菜和肉，马上要施展能耐做菜。
煤气和电扼杀了火的魔力，但在乡下，许多女人还在体验从死气沉沉的木头中燃起烈焰的乐趣。火生起来以后，女人变成女巫。只消一个动作—当她打匀鸡蛋，揉好面团时—或者通过火的魔力，她使物质蜕变，原料变成食品。柯莱特也描绘过这些炼金术的魔力：
一切都是神秘、魔力、巫术，在火上放上炖锅、金属水壶、大锅和里面的东西，这一刻以及在充满柔和的不安、快乐的希望，你把冒热气的菜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刻之间所完成的一切……
特别是，她得意地描绘在热灰的奥秘中进行的变形。
炭灰有滋有味地煮熟放进去的东西。放进热灰中的苹果和梨取出来时变皱了，变黑了，但皮下是软的，就像鼹鼠的肚子，这样“皱巴巴的”苹果放在厨房的炉子上，它包裹在原来的皮下，充满美味，但远远没有变成果酱，只渗出—如果你知道怎样做的话—一点蜜汁……一口三只脚的大锅高高架起来，装着筛过的灰，里面决然看不到火。大锅装满排列整齐但互相之间留有空隙的土豆，支在黑色的脚架上，直接对着炭火，给我们生产出雪白、滚烫、有鳞片的小块茎。
女性作家特别赞美果酱的诗意，在铜盆里将固体的糖和柔软的果肉混在一起，是一项了不起的事；形成的东西起着泡沫，黏糊糊的，滚烫的，有点危险，家庭主妇驯服和骄傲地倾倒到罐子里的是沸腾的熔岩。当她给罐子套上羊皮纸，写上她取得胜利的日期时，她战胜的也是时间本身，她在糖的陷阱里获得时间，她在广口瓶中放进了生命。厨房进一步推进和显示物质的内涵。她把它们翻新，重新制作。在揉面团的活儿中，她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巴什拉说：“手同目光一样，具有梦想和诗意。”他还谈到这种“饱满的灵活，这种充满双手的灵活，而且无尽地将物质反映在手上，又从手上反映到物质中”。厨娘的手在揉面团时是一只“幸福的手”，烘烤使面团具有新价值。“因此，烘烤是一个重大的物质变化，一个从苍白到金黄，从面团到面包皮的变化。”女人在做好点心、千层酥中能够找到特殊的满足，因为并非谁都做得好，必须有天赋。米什莱写道：“没有什么比做面食的技巧更复杂的了。没有什么做起来更难，学起来更难的了。必须是天生的。一切都要有母亲那样的天赋。”
在这方面，人们明白，小姑娘热情地喜欢模仿女性长辈，她用白垩和草做代用品来玩；当她用真正的小炉子当玩具，或者她的母亲允许她待在厨房里，允许她在手掌里揉点心面团，或者允许她切热焦糖，她就欣喜若狂。但是，就像做家务那样，重复很快就会耗尽乐趣。在主要以玉米饼充饥的印第安人那里，女人去揉、烧熟、再加热、重新揉出每家都相同、每个世纪都相同的饼，她们几乎对炉子的魔力无动于衷了。不能每天把去市场变成觅宝，也不能一直迷醉于水龙头的闪光。那些抒情地赞美这种胜利的主要是男女作家，他们没有做过家务，或者很少做家务。这种活儿每天都干，会变得单调和机械；它充满了等待：必须等水开，必须烤得火候正好，必须等衣服烤干；即使把不同的活儿安排好，也要长时间空等和处于被动；在大部分时间里，活儿是在无聊中完成的；在眼前的生活和明天的生活之间，它们只是一个非本质的中介。如果做这些事的人本身是生产者、创造者，它们就像有机功能一样融入他的生存之中；因此，每天的徭役如果是男人做的，就似乎远远没有那么愁闷；对他们来说，它们只是一个消极的、偶然的、他们很快就脱身的时刻。使女人兼女仆的命运令人厌恶的是，劳动分工使她注定要整个儿成为一般和非本质的人；居住和食物对生命是必需的，但并不给它以意义，家庭主妇的直接目的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真正的结果，在其中只反映无特色的计划。人们明白，为了在工作中注入勇气，她力图加入自己的特殊性，使获得的结果具有绝对的价值；她有自己的仪式、自己的迷信，她坚持自己布置餐具、安排沙龙、织补、做菜的方法；她说服自己，没有人能够烤得这样好，或者擦得这样亮；如果丈夫或女儿想帮助她，或者想替她做事，她便从他们手里夺过针、扫帚。“你缝不了纽扣。”多萝西·帕克带着可怜和讽刺的语气描绘了一个少妇的不安，她深信该给家的装饰以个人的调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欧尼斯特·韦尔登太太在井井有条的单间公寓里踱步，一边为之稍微做一些女性的修饰。她在修饰艺术方面不是特别在行。她想把家里装扮得漂亮迷人。在结婚之前，她设想自己在新住所慢慢地踱步，这里放一株玫瑰，那里扶直一朵花，这样把一间屋子改变成一个“家”。甚至是现在，结婚七年以后，她还喜欢想象正在有滋有味地忙乎。但是，虽然每天晚上刚点亮有玫瑰色灯罩的灯，她就认真地尝试起来，她还是有点儿苦恼地寻思，该怎样做才能完成在一个家中显示出大千世界不同的小小奇迹……给一点女性的修饰，这是妻子的角色。韦尔登太太不是一个回避自己责任的女人。她带着可怜兮兮的、无把握的神态，在壁炉上摸索，将日本花瓶提起，站立在那里，手里拿着花瓶，以绝望的目光审视房间……然后往后退，观察她的新安排。这给房间带来的一点变化真是难以置信。
女人在追求新颖或有特殊性的完美中，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给予她的工作一种沙多纳所指出的“细心的、凌乱的、没有阻碍和限制的任务”的性质，它使得家务真正代表的负担非常难以评价。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由c·埃贝尔署名，一九四七年发表在《战斗报》上），已婚女人工作的日子要在家务劳动上花三小时四十五分钟（家务、采购食品等等），休息的日子要花八小时，每周一共三十小时，这相当于一个女工或一个女职员一周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三；如果这项任务再加上一门职业的话，那就很沉重；如果女人没有其他事要做（女工和女职员在交通中要失去不等的时间），那就不沉重。如果孩子很多，那么照顾孩子会大大加重女人的疲劳，一个贫穷家庭的母亲，经过过度劳动的一天，用尽了力气。相反，有仆人代劳的资产阶级女子，几乎是无所事事。闲暇的代价是百无聊赖。因为她们感到无聊，许多人就让自己的职责复杂化和无限增加，使之超过正式工作。有个得过抑郁症的女友告诉我，她身体好的时候，几乎机械地持家，她有时间做艰难得多的事；当神经衰弱妨碍她投身其他工作的时候，做家务使她耗尽了精力，她要花掉整天时间，要做完很艰难。
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劳动创造的作品甚至不能长久保存。女人很想—如果她投入更多的精力—把她的工作本身看做有一种目的。在欣赏出炉的蛋糕时，她感叹说：吃掉它真是遗憾！丈夫和孩子们在打蜡的地板上拖着他们粘上泥巴的脚，真是遗憾。东西一用过，便被弄脏或者毁掉，我们已经看到，她想不使用它们；这一位保存果酱，直到发霉；那一位锁上客厅。但是人不能阻止时间流逝，食物吸引老鼠，里面会生虫。毯子、窗帘、衣服会有蛀虫，世界不是一个宝石的梦，它是由受到腐烂威胁的可疑物质构成的；可食用的东西也像达利笔下有血肉的魔鬼一样令人捉摸不透，它显得没有活力，是无机的，但隐藏的幼虫把它变成了尸体。在这些物中异化的家庭主妇，像物一样取决于整个世界：衣服烫焦了，肉烤糊了，瓷瓶打碎了；这是彻底的灾难，因为当这些东西毁掉时，是不可弥补地毁掉。不可能通过它们获得持久和安全。战争带来洗劫和炸弹，威胁着大柜和房屋。
因此，家务劳动的产品必须消耗掉；女人需要不断放弃，她的活动只有通过产品的毁坏才能完成。要让她毫无遗憾地同意这一点，至少必须让这些微小的牺牲多少激起快乐、愉悦。但由于家务劳动在b维持现状/b中消耗掉，丈夫回家时注意到凌乱和失职，而他觉得秩序和干净不言而喻是必要的。他对一顿美餐更感兴趣。下厨的女人凯旋的时刻就是她把一盘美食放在桌上的时候，丈夫和孩子们热烈地迎接她，不仅用言语来表示，而且愉快地吃完它。烹饪炼金术继续进行，食物变成了乳糜和血。维持身体有着比维护地板更具体、更必需的利害关系，下厨女人的努力以明显的方式向未来超越。然而，即使在物中异化比指望外来的自由更有效，这仍然是危险的。下厨女人的活儿只在客人的嘴里找到真情实况；她需要他们的赞同；她希望他们赞赏她的菜，还要再吃；如果他们吃饱了，她便生气，以致弄不清炸土豆是供给丈夫的，还是丈夫是为炸土豆准备的。这种含糊不清又存在于做家务的女人的总体态度里：她为丈夫持家，但她也要求他用挣到的所有的钱来购买家具或者冰箱。她希望让他幸福，可是她只赞成他的活动限制在她建造的幸福的范围内。
有时，这些愿望总体得到满足，这是在男人的理想也是这种幸福的时期，在他依恋家、家庭胜过其他一切，孩子们还只由父母、传统和过去定义的时期。这时，支配家庭和饭桌的女人，被看做是主宰者；她在某些地主家、某些富裕农民家仍然扮演那种光荣的角色，这些家庭时有时无地延续父权制的文明。但总体而言，今日婚姻是已不复存在的风俗的残余，妻子的处境比以往更令人不快，因为她仍然有同样的义务，它们却不再给她同样的权利；她有同样的任务，却从执行中得不到补偿和荣誉。今日，男人结婚是为了安居在内在性中，而不是为了被关闭在里面；他要一个家，但能自由逃离它；他定居下来，但往往他在心里仍然是一个流浪者；他不藐视幸福，但他不把幸福变成一个目的；重复使他厌倦；他寻找新鲜感、冒险、需要战胜的抵抗、友情、让他摆脱孤独的两人世界的友谊。孩子们比丈夫更加希望超越家庭界限，他们的生活在别处，在他们前面；孩子总是希望别的东西。女人试图建立一个持久和连续的天地，丈夫和孩子们想超越她创造的处境，对他们来说，这处境只是一个既定的环境。因此，当她不愿承认自己一生忠于的活动的不确定性时，她强迫他们接受她的服务，她从母亲和主妇变成继母和泼妇。
因此，女人在家庭内部所干的活并不给予她自主；家务劳动不是直接有用于集体，它不面向未来，它不生产什么。只有融合在生产或活动中向社会超越的生存时，家务劳动才具有意义和尊严，就是说，它远没有解放主妇，而是把她置于丈夫和孩子们的隶属中；她正是通过他们得到存在的理由，在他们的生活中，她只是一个非本质的中介。即令法律从她的义务中取消了“服从”，也丝毫改变不了她的处境；这个处境不是建立在丈夫的意愿上，而是建立在夫妻共同体的结构本身。不允许女人b做/b积极的事，因此她不被看做一个完整的人。不管她受到多少尊敬，她是附属的、次要的、寄生的。压在她身上的沉重诅咒在于，她的生存意义本身不掌握在她手里。因此，她的夫妻生活的成败对她比对男人来说重要得多：他是公民、生产者，然后才是丈夫；她首先、而且往往只是妻子；她的劳动不能让她摆脱她的处境。相反，她的劳动正是由于这种处境获得价值，或者没有价值。如果她在爱着，慷慨地忠诚，她会在快乐中完成她的任务；如果她是在怨恨中完成任务的，她会觉得这是乏味的苦差事。它们在她的命运中将只有非本质的作用；在夫妇生活的不幸中，它们帮不了忙。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基本上由床上“服务”和家务“服务”确定的状况是怎样被具体感受到的，在这种状况中，女人只有接受她的臣仆地位才能找到尊严。
少女从童年到青春期经历的是一个危机，而一个更为尖锐的危机把她抛到成人的生活中。在女人身上，性启蒙很容易引起紊乱，另外还要加上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过渡”的固有焦虑。尼采写道：
仿佛受到可怕的雷击，被抛到现实和对性的认识中，通过结婚，发现爱情和羞耻是矛盾的，由于上帝与禽兽意料不到的相近，在唯一的对象中必然感到狂喜、牺牲、义务、怜悯和恐惧……因此，心灵徒劳地寻找对等物时感到惶惑。
传统的“蜜月旅行”的激动，部分用来掩盖这种惶惑不安，年轻女人在几个星期中被抛到日常世界之外，一切与社会的联系暂时断裂了，不再处于空间、时间和现实中。但她迟早要重新回到其中，她回到新家不是没有不安的。她同娘家的联系要比同年轻丈夫的联系紧密得多。摆脱自己的家，这是最终的断奶，正是在这时，她经历了被抛弃引起的一切焦虑和自由带来的晕眩。根据情况不同，决裂多少是痛苦的；如果她已经粉碎了与父亲和兄弟姐妹，尤其与母亲的联系，她离开他们也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她仍然受到他们的支配，她就可能实际上处在他们的保护之下，她的境况改变将不那么明显；但是通常，即使她希望逃离娘家，当她和与之相连的小圈子分开，被切断与过去、童年的世界、确定的原则和被肯定的价值的联系时，她也感到困惑。只有热烈的、充实的性生活才能使她重新沉浸在内在性的宁静中；但是，通常她先是紊乱多于满足；不管这决裂多么成功，性启蒙只会增加她的不安。人们在新婚的第二天可以看到很多她对初潮的那种反应：她往往面对女性身份的高度显现感到厌恶，想到这种体验会重新来过感到恐惧。她也有所谓“狂欢次日”的苦恼失望；小姑娘一来月经，便忧虑地感到，她还不是一个成年人；失去了处女贞操，年轻女人就成年了，最后阶段被越过，现在又怎样呢？这种不安的失望既与失去处女贞操相连，也与结婚本身相关，一个已经与未婚夫或者与其他男人“有过性关系”，结婚表明其充分进入成年人生活的女人，往往会有同样的反应。开始一项事业是令人激动的，但没有什么比发现无法控制的命运更令人沮丧的了。正是在这最终的、不可变更的背景上，自由以最不可容忍的无用面目浮现出来。从前，受到双亲权威保护的少女，在反抗和希望中运用她的自由，她利用它来拒绝和超越她与此同时感到安全的境况；她正是从家庭温暖中向婚姻超越；既然她b结/b了婚，在她面前就再也没有b别的/b未来。家庭的大门对着她重新关上，这将是她在人间的全部命运。她准确地知道，留给她的是什么任务，就是她的母亲完成的同样任务。日复一日，要重复同样的仪式。少女时，她两手空空，她在希望和梦想中拥有一切。如今，她获得了一部分世界，她忧郁地想：只有这个，永远如此。永远是这个丈夫，这个家。她什么也不用等待，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期待。然而，她害怕自己的新责任。即使丈夫上了岁数，有权威，她和他有性关系的事实夺走了他的威信，他不会代替父亲，更不能代替母亲，他不会让她脱离他的自由意志。在新家的孤独中，与一个她多少觉得陌生的男人联结在一起，她不再是孩子，而是人妻，注定要轮到她成为母亲，她感到发憷；最终摆脱了母亲怀抱，迷失在前途茫茫的世界中，被弃于冷冰冰的现在，她发现无聊和纯粹矫揉造作的乏味。在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的日记中，以鲜明的方式表达的正是这种苦恼；她热烈地同意嫁给她赞赏的伟大作家；她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木头阳台上感受到狂热的拥抱之后，对肉体的爱情感到恶心，她远离亲人，与过去分隔开，在一星期以来成为其未婚妻的男人身边，他比她大十七岁，她完全不知道他的过去和兴趣；她觉得一切都是空无的、冰冷的；她的生活只是睡眠。有必要援引她对结婚开头的叙述和开头几年她的日记。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索菲娅结婚了，晚上离开了她的家：
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情感使我的喉咙收缩，紧紧抓住了我。于是我感到，这一时刻来到了：永远离开我的家，离开我深爱的和始终生活在一起的所有人……开始诀别，诀别是多么可怕……这是最后的几分钟。我有意将与母亲的诀别保留到最后……当我摆脱她的拥抱，没有回过身，走过去在马车里就座时，她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叫声，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秋雨不停地落下……我缩在角落里，万分疲倦和难受，泪水涟涟。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好像非常惊讶，甚至不满……当我们离开这城市时，我在黑暗中感到恐惧……黑暗压抑着我。一直到第一站比利乌莱夫（有错当查），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回忆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我非常温柔，照顾得无微不至。在比利乌莱夫，我们下榻的是沙皇住过的房间，开间很大，家具上铺着红色的棱纹平布，没有一点殷勤好客的味道。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炊。我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像一个犯人那样保持沉默。“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我说，“你先用吧。”我听从了，倒了茶。我很难为情，不能摆脱某种恐惧。我不敢用你称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避免叫他的名字。很久我仍然继续用您对他说话。
二十四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十月八日，索菲娅续写日记。她感到焦虑。她对丈夫的往事感到难以忍受。
从我记事起，我一向梦想成为一个完美的、鲜活的、纯粹的人，我多么希望这样……我很难放弃这些孩子的梦想。当他抱吻我的时候，我想，我不是第一个他这样抱吻的人。
第二天，她写道：
我感到很不自在。昨夜我做了噩梦，虽然我没有不断地去想它，但仍然心情沉重。妈妈在我梦中出现，这使我非常难过。仿佛我睡着后无法醒过来……有样东西压抑着我。我不断觉得我要死了。这很古怪，现在我有一个丈夫。我听到他睡着了，我独自一人感到害怕。他不让我进入他的内心，这使我难过。所有这些肉体关系令人恶心。
十月十一日：可怕！愁惨得可怕！我总是越来越自我封闭。我的丈夫生病了，脾气很坏，他不爱我。这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没想到这么可怕。谁关心我的幸福呢？毫无疑问，我既不会为他，也不会为我自己创造这幸福。在我忧郁的时刻，有时我寻思：当事情对我和对别人来说这样糟的时候，何必活着呢！这很古怪，但是这种想法困扰着我。他变得越来越冷淡，而我呢，相反，我越来越爱他……我回忆起我的亲人们。那时，生活多么轻松啊！而现在呢，天哪！我的心都撕裂了！没有人爱我……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塔尼娅，她们多么可爱啊！
我为什么离开了她们？多么悲哀，多么可怕啊！然而列沃奇卡是出色的……从前，我满腔热情地生活、工作、忙于料理家务。现在，这都结束了：我可以整天沉默寡言，抱着手臂，反复思考过去的岁月。我宁愿工作，但是我做不到……弹弹钢琴也许会让我开心点，但太不方便了……列沃奇卡向我提议，今天当他到尼科利斯科耶时我待在家里。我本该同意，让他摆脱我，但我没有力量……可怜的人！他到处寻找消遣和回避我的借口。我为什么活在世上？
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承认不会给自己找活儿干。列沃奇卡很幸福，因为他聪明和有才能，而我呢，我两者都没有。找到事情做并不难，活儿并不缺。但是必须对这些小事感兴趣，锻炼去热爱做这些事：照料家禽饲养场，擦干净钢琴，读乏味的书多过有趣的书，腌黄瓜……我仿佛开始熟睡，无论我们到莫斯科去旅行，还是等待一个孩子来临，都不能让我得到一点点激动和最微小的快乐，什么也不能。谁能给我指出苏醒过来，重新活跃的方法呢？这种孤独压抑着我。我习惯不了。在老家，是那么热闹，而在这里，他不在时一切都很阴郁。他很习惯孤独。他不像我那样从亲密的朋友那里获得乐趣，而是从自己的活动中……他在没有家庭的情况下长大。
十一月二十三日：当然，我不爱活动，但我本性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不知道做什么事。有时，我非常想摆脱他的影响……为什么他的影响对我是个负担？……我控制自己，可我不会变成他。我只会丧失我的个性。我已经不是我本人，这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四月一日：我不能在自身找到办法是个重大的缺点……列瓦埋头于工作和管理产业，而我呢，我没有任何挂心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没有天赋。我宁愿有更多的事要做，不过是真正的工作。以前，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感到做事的需要和愿望。上帝知道我梦想什么！今天，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再也感觉不到这种不知朝向什么的模糊而愚蠢的愿望，因为得到一切以后，我就什么也不要隐藏了。然而，我有时厌烦。
四月二十日：列瓦越来越远离我。肉体的爱情在他身上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在我身上却不起任何作用。
可以看到，少女在开头的六个月中和亲人分离、忍受孤独，她的命运最终确定，她十分痛苦；她憎恨同丈夫的肉体关系，她感到无聊。柯莱特的母亲在第一次由她的兄弟们逼着结婚以后，感受到的也是这种无聊，直至流泪：
她于是离开了比利时热闹的家，离开了散发出煤气、热烘烘的面包和咖啡香味的地下室厨房，离开了钢琴、小提琴、她父亲留下的杰出的萨尔瓦多·罗萨的作品、烟草罐和精致的长管泥烟斗……离开摊开的书籍和揉皱的报纸，新嫁娘走进门口铺着石阶的家，林区的严寒包围着这个家。她在底层找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金色和白色相间的大厅，但第二层仅仅粗粗涂了一层灰泥，像阁楼一样被弃之不顾……冰冷的卧室既不诉说爱情，也不诉说甜蜜的睡眠……茜多寻找朋友、无邪和快乐的社交，但她在自己的住处只找到仆人、花言巧语的佃农……她在大屋子摆上了花，叫人刷白幽暗的厨房，亲自监督佛兰德式菜肴，揉制放葡萄的蛋糕，盼望头生子来临。那个粗野的人在两次远足之间向她微笑，又走掉了……试过做美味食品的方法、独自玩牌和给地板上蜡以后，茜多因孤独而变瘦了，她哭泣起来……
马塞尔·普雷沃在《给已婚的弗朗索瓦丝的信》中描绘了年轻女人在蜜月旅行回来以后的苦恼：
她怀念娘家的公寓，还有拿破仑三世时代和麦克马洪时代的家具、玻璃长毛绒玩具、黑李木大柜，所有她认为这样过时和这样可笑的东西……在她的记忆中，这一切回想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庇护所、一个真正的窝，她在那里受到无私的温情的保护，避开一切恶劣天气和一切危险。这个公寓，还有新毯子的气味、没有装饰的窗户、乱七八糟的坐椅、临时安排和假装动身的样子，不，这不是一个窝。要建造的仅仅是窝的位置……她突然感到悲惨得可怕，像被人抛弃在沙漠里一样悲惨。
在少女身上，往往从这种苦恼开始，产生长久的忧伤和各种精神病。尤其是，她在不同的精神衰弱症的症状中，感到她的空泛自由的诱惑；例如，她展开关于妓女的幻想，我们已经在少女身上见到过了。皮埃尔·雅内举出一个新嫁娘的病例，她不能忍受独自待在她的公寓里，因为她感到很想站在窗前，向行人送秋波。有些人面对一个“不再像真的”世界，一个只充满幽灵和彩纸板背景的世界，患了意志缺失症。有的人竭力否认她们的成年人状态，执著地一生都否认它。雅内以字母qi指代的另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
qi，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受到这样的想法困扰：她是一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女孩；尤其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让自己跳呀、笑呀、舞呀，她弄乱自己的头发，让头发飘拂在肩上，至少剪短一部分头发。她想让自己完全沉浸在做一个孩子的梦想中：“不幸的是，她不能在大家面前玩捉迷藏和开玩笑……我希望别人感到我可爱，我担心自己是个丑八怪，我希望别人爱我，对我说话，爱抚我，所有时间都对我说，像爱小孩子那样爱我……人们爱一个孩子使诡计，使小心眼，娇柔，反过来，人们要求孩子什么呢？爱你，如此而已。这是好的，但我不能对丈夫说出这个，他不会理解我。啊，我多么想当一个小姑娘，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把我放在膝上抚摸我的头发……但不，我是一个太太、家庭主妇；必须主持家务，态度严肃，独自考虑问题，噢，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