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喜欢把女同性恋者想象成头戴毡帽，留着短发，系着领带；她的男性外貌像是表明荷尔蒙失衡的反常。没有什么比将女同性恋者和有男子气的女人混淆起来更错误的了。在古代土耳其皇帝后宫的女奴、妓女、最“女性化”的女人中，有很多同性恋者；相反，大量“男性化”的女人是异性恋者。性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确认从日常观察得出的观点：绝大多数“要下地狱的女人”在身体结构上与其他女人完全相同。任何“生理命运”都不决定她们的性欲。
无疑，有些案例说明生理条件产生特殊的境况。两性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生物学区分；相同的体质被基因型确定了发展方向的荷尔蒙作用力所改变，但有可能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发生偏离；结果出现介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个体。有些男人具有女性外貌，因为他们的男性器官成熟迟缓，人们偶尔看到一些女孩子—特别是女运动员—变成男孩子。海伦妮·多伊奇叙述过一个少女的故事，她热烈追求一个已婚女人，想把她劫走，同她生活在一起，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男人，能娶自己的意中人，和她生几个孩子。但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凡是女同性恋者都是在假象下的“隐蔽的男人”。两性人具有两种生殖系统的雏形，常常有女性性欲，我见过一个两性人被纳粹逐出维也纳，她对自己不能吸引异性恋男人、也不能吸引同性恋女人感到难受，而她只喜欢男人。在雄性荷尔蒙的影响下，“男性化的”女人呈现出男性的第二性征；在发育不全的女人身上，雌性荷尔蒙欠缺，她们的发育没有完成。这些特点可能多少直接导致同性恋倾向。一个精力旺盛的、有攻击性的、充满活力的女人，期望主动地消耗精力，通常拒绝被动性；一个相貌丑陋、发育不良的女人，可能想以获得男性气质来补偿她的劣势；如果她的性敏感尚未形成，她就不愿意接受男性的抚摸。但是，身体结构和荷尔蒙只确定一种处境，并没有设定这一处境被超越的对象。海伦妮·多伊奇还举出一个外籍军团的波兰籍受伤士兵的案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照料过他，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鲜明男性化特征的少女；她作为女护士随军而行，随后成功地穿上军装；她爱上一个士兵—后来她嫁给了他—这使人把她看做同性恋者。她的男性行为并不违背女性的性欲。男人本身也不一定非要渴求女人；男同性恋者可以拥有男性机体这一事实，意味着一个女人的男子气概不一定注定她是同性恋。
有时人们企图在生理完全正常的女人身上区分出“阴蒂的女人”和“阴道的女人”，前者注定是同性恋者，但我们已经看到，在所有女人身上，童年的性欲是阴蒂方面的；不管是固定在这个阶段，还是发生改变，都不取决于任何人体结构条件；像常常有人认为的那样，童年时的手淫解释了阴蒂系统日后的特殊作用，那也是错误的，今日的性学承认，孩子手淫是一个绝对正常的、一般说来相当普遍的现象。女性性欲的形成—我们已经看到—是一个心理发展过程，这其中也包含了生理因素，但这个过程取决于主体对生存的总体态度。马拉尼翁认为，性欲是“单一方向的”，它在男人身上达到完成的形式，而在女人身上，它仍然处在“半路上”；只有女同性恋者具有与男性一样丰富的里比多，因此，她可能是“高级的”女性类型。事实上，女性性欲有一种独特的结构，要将男女里比多划分等级的想法是荒谬的；性对象的选择绝不取决于女人具有的能量多寡。
精神分析学家的巨大功绩，在于从同性恋中看到这是一种心理的而不是机体的现象，然而，在他们看来，同性恋仍然显得像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而且他们很少研究它。据弗洛伊德看来，女性性欲的成熟要求从阴蒂阶段过渡到阴道阶段，这与小姑娘先从对母亲的爱转变为对父亲的爱的过渡是对称的，有各种理由可以阻止这种发展；女人忍受不了阉割，她隐藏自己缺乏阴茎的事实，她执著于在母亲身上寻求替身。对阿德勒来说，对这种发展的遏止不是一个被动承受的事件，它是主体所希望的，主体出于强烈意志，故意否认自己的残缺，寻求与男人等同，拒绝他的支配。女同性恋不论是作为童年的固恋，还是作为对男性的抗议，无论如何显得像发展未完成。事实上，女同性恋者不是一个“发育不健全的”女人，也不是一个“高级的”女人。个体的历史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进程，在每一个活动中，过去都被新的选择重新把握，选择的“正常”并不给予它任何特殊价值，必须根据它的本真性来评判它。对女人来说，同性恋可能是一种逃避自身处境的方式，或者是承受它的方式。精神分析学家的重大错误，在于迎合道德观念，只把它看成一种非本真的态度。
女人是一个人们要求她成为客体的生存者，作为主体的她具有攻击性的肉欲，却不能在男性身上获得满足，由此产生她的性欲必须克服的冲突。人们认为这种制度是正常的：它把她作为猎物献给男人，将一个孩子放到她的怀里，以此恢复她的权威。但这种“自然状态”是由多少被明确理解的社会利益所制约的。甚至连异性恋也允许有其他解决办法。女同性恋是众多尝试中的一种，为的是将她的自主性与她肉体的被动性调和起来。如果提出自然，那么可以说，凡是女人自然而然都是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实际上都以拒绝男性和对女人肉体感兴趣为其特点，但任何少女都害怕插入和男性的支配，她对男人身体感到某种厌恶；相反，对她来说，同对男人来说一样，女人身体是欲望的对象。我已经说过：男人把自己设立为主体，同时把自己分离出来；把他者看成一个要夺取的物，就是冲击了在他者身上，连带在自己身上的男性理想；相反，自认为是客体的女人，把自己的同类和自己看成一个猎物。男同性恋者之所以引起男女异性恋者的敌意，是因为异性恋者要求男人是一个支配的主体；相反，两性都自发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女同性恋者。冯·蒂利伯爵说：“我承认，这是一种绝不令我生气的竞争；相反，这令我感到有趣。我不看重道德，对它一笑了之。”柯莱特让勒诺面对克罗蒂娜与雷齐结成一对表示同样开怀的无所谓。男人对一个主动的、独立的异性恋女人，比对一个没有攻击性的同性恋女人更感气恼；只有前者否认男性的特权；女同性恋远远没有违背性别区分的传统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女同性恋是一种对女性身份的假定，而不是对它的拒绝。我们已经看到，女同性恋往往在少女身上表现为一种b替代/b，她还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勇气去体验异性恋而已，这是一个阶段，一个见习期，以巨大热情投入其中的少女，明天可能成为最热烈的妻子、情人、母亲。在女同性恋者身上必须解释的，并非她的选择的积极方面，而是它的消极方面，它不是以对女人的兴趣，而是以这种兴趣的排他性为其特征。
人们常常区分出—在琼斯和埃纳尔之后—两种类型的女同性恋者：一种是“男性的”，她们“想模仿男人”，另一种是“女性的”，她们“害怕男人”。人们大致在女同性恋现象中看到两种倾向倒是真的；有些女人拒绝被动性，而另外一些女人选择女人的怀抱，被动地投入其中；但这些态度相互影响；与被选择客体的关系，以及与被拒绝客体的关系，可以相互解释。我们在下文会看到，出于大量原因，上面指出的区分在我们看来相当武断。
通过想“模仿男人”的意愿把女同性恋者定义为“男性的”，这是把她置于非本真。我已经说过，精神分析学家像当今社会所定义的那样接受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类同性恋，会引起误解。事实上，今日男人代表积极的人和中性的人，也就是说男性和人类，而女人只是消极的人，即女性。每当她作为人去行动时，人们就宣称，她与男人等同。她在运动、政治、智力方面的活动，她对其他女人的欲望，被解释为“男性化的抗议”；人们拒绝考虑她要趋向超越的价值，这就明显导致认为她以主体态度做出非本真的选择。这种解释体系所依据的重大误会，就是承认，对女人来说，把自身当成b女性化/b的女人是b自然的/b，做一个异性恋的人，甚至做一个母亲，并不足以实现这个理想；“真正的女人”是文明创造出来的人为产物，正如以前产生阉人一样；她所谓卖弄风情和温顺的“本能”，是被灌输的，正如男人对生殖器的骄傲是被灌输的那样；男人并不总是接受他的男性使命；女人有充分的理由不那么温顺地接受给她限定的使命。“自卑情结”、“男性化情结”的概念，使我想起德尼·德·鲁日蒙在《魔鬼的份额》中叙述的逸事：一位太太想象，当她在乡下散步时，鸟儿袭击她，经过好几个月的精神分析治疗，仍然治不好她的困扰，陪伴她来到诊所花园的医生发现，b鸟儿的确在攻击她/b。女人感到自己被贬低，因为事实上对女性的禁令把她贬低了。她自然而然选择做一个完整的个体、一个主体、一个世界和未来在她面前展开的自由的人，如果这个选择和男性的选择相一致，那是因为女性今日意味着残缺不全。在哈夫洛克·蔼理士和施特克尔搜集的女同性恋者的自白中—第一个病例是精神恋爱，第二个病例是已公开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女性的b规范/b使两者都感到愤怒。其中一个说：
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女孩，我感到自己处在不断的困扰中。将近五六岁时，我想，不管别人的看法如何，即使我不是一个男孩，无论如何我不是一个女孩……我把自己的身体构造看成神秘的偶然的结果……我刚刚能走路时，我就对锤子和钉子感兴趣，我想骑在马背上。将近七岁时，我觉得我喜欢的一切对一个女孩都是不好的。我根本不幸福，时常哭泣和发脾气，听到关于男孩和女孩的谈话我是多么愤怒啊……每个星期天，我和我兄弟学校里的男孩子一起出去……将近十一岁时……为惩罚我的表现，家里把我送进寄宿学校……将近十五岁时，不管我的思绪朝向哪个方向发展，我的看法总是男孩子的看法……我感到自己对女人产生怜悯……我让自己成为她们的保护人和助手。
至于施特克尔笔下那个女同性恋者，是这样的：
她直到六岁，不管周围的人的说法，自认为是一个男孩，穿着像女孩是因为一些她不知道的理由……六岁时，她心想：“我将会成为中尉，如果天主让我长寿，我会是元帅。”她经常梦想骑上马，带领一支军队离开城市。她很聪明，但不幸从师范学校转到一所中学，她害怕变成女性。
这种反抗绝不导致同性恋的命运；大多数小女孩一旦知道她们的身体偶然形成的构造不允许实现她们的兴趣和愿望，经历同样的愤慨和同样的失望；柯莱特·奥德里在十二岁时愤怒地发现，她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水手；未来的女人自然而然对她的性别给她强加的限制感到愤怒。要问她为什么拒绝这些限制，那是提错了问题，还不如要了解为什么她接受下来。她的因循守旧来自她的顺从和胆怯，但是，如果社会给予的补偿被认为不够，这种忍让很容易转成反抗。在少女认为作为女人自己长得难看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这种事，尤其是这样一来，人体的结构具有重要性；女人长得丑，体态难看，或者以为是这样，会使她拒绝女性命运，她觉得自己不应有这种命运；但是，要说采取男性态度是为了补偿女性的缺失，那会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作为要少女牺牲的男性优越地位的补偿，给予她的机会却显得太微弱。所有的小女孩都羡慕男孩简便的衣服；她们在镜中的映像，她们从中揣测的前程，逐渐使她们感到华丽装饰的宝贵；如果镜子乏味地映出一张平常的脸，如果它什么也不能预示，那么花边和丝带就是令人难堪的、甚至是可笑的服饰，“假小子”仍然执著地要做男孩。
尽管身材苗条，长得俏丽，投身于特殊的计划或者要求一般意义的自由的女人，会拒绝退让而利于他人；她在自己的行为中而不是在她内在的在场中认出自己，使她压缩到身体限制范围之内的男性欲望，令她不快，正如令年轻小伙子不快一样；她对她顺从的女伴感受到有阳刚气的男人对被动的男同性恋者一样的厌恶。部分是为了抛弃与女伴们的一切相似关系，她才采取男性化的态度；她身着男装，采取男性的姿态，采用男性的语言，她和一个女友结成一对，她在其中扮演男人，这样演戏实际上是一种“男性化的抗议”；但这是次要现象；出于本能的是，想到要变成肉欲的猎物，作为征服者和支配者的主体感到愤怒。大量的女运动员是同性恋者；她们不把这肌肉强健的、喜爱活动的、有弹力的、有冲力的身体看做被动的肉体；这肉体不会有魔力地召唤抚摸，它有办法左右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个物，在自为的身体和为他的身体之间存在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可以看到行动的女人和“有头脑的”女人的抗拒是相似的，在她们身上，服从，即使是肉体形式的服从，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性别平等具体实现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障碍会自动消除，但男人仍然满脑子优越感，如果女人不能分享这种优越，就会被冒犯。但必须指出，最有意志的、最有支配欲的女人，不惮与男性对峙，所谓“有男子气的”女人往往是一个坦率的异性恋者。她不愿意否定做人的要求，可是她也不想弃绝自己的女性气质，她选择进入男性世界，甚至兼并它。她强有力的肉欲不畏惧男性的粗鲁；为了在男人身体中找到快乐，她比胆小的处女需要克服较少的抗拒。拥有十分粗鲁和野性十足的气质，就不会感到性交的屈辱；一个精神上无所畏惧的女知识分子会质疑这种屈辱；自信心强、性情好斗的女人，会愉快地参加到一场她确信必胜的决斗中去。乔治·桑对年轻男人、“有女性气质的”男人有偏爱，但德·斯达尔夫人很晚才在她的情人中寻找青春与美，她以自己强有力的精神去支配男人，骄傲地接受他们的赞赏，在他们的怀抱里不会感到自己是猎物。像俄国的叶卡捷琳娜那样的女皇，甚至可能允许自己接受受虐的陶醉，她在这种游戏中仍然是唯一的主人。伊莎贝尔·埃布拉特身穿男装，骑马穿越撒哈拉沙漠，当她委身于某个强壮的土著步兵时，丝毫也不认为自己降低了身份。不愿意成为男人附庸的女人，远不是总要回避男人，更确切地说，她试图让他成为自己寻乐的工具。在有利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取决于她的伴侣—竞争的想法本身会自动消失，她会乐于充分体验女人的状况，就像男人体验他的男人的状况那样。
但她这种主动的个性和被动的女性角色的协调，无论如何对她比对男人要困难得多；有许多女人宁愿放弃尝试这种协调，也不肯在这种努力中消耗精力。在女艺术家和女作家中，有很多女同性恋者。并非她们的性欲的不同寻常成为创造力的源泉，或者表现出存在这种高级的创造力；宁可说她们沉浸在严肃的工作中，不想在扮演女人的角色中，也不想在同男人的搏斗中浪费时间。她们不承认男性的优越，既不愿意假装承认它，也不愿意疲于质疑它；她们在快感中寻找放松、平静、消遣，她们尽量要离开以对手面目出现的性伙伴；她们以此摆脱女性身份带来的障碍。当然，往往是异性恋的体验的性质，促使“男性化的”女人去选择她的性别假定或者放弃她的性别。男性的蔑视证实了丑女人对外貌的不自信，情人的狂妄会伤害骄傲的女人。我们考察过性冷淡的所有原因：怨恨、气恼、害怕怀孕、流产引起的剧烈精神震动，等等，在这里汇聚在一起。由于女人带着更多的怀疑去接近男人，这些原因就具有更大的分量。
然而，对一个有支配欲的女人来说，同性恋并不总是显得像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既然她寻求肯定自己，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女性能耐令她不满；对她来说，异性恋关系同时是一种贬低和一种充实；在拒绝接受她的性别带来的限制时，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她以另一种方式限制自己。同性欲冷淡的女人既拒绝快感又期望快感一样，女同性恋者在不想做一个正常而完整的女人的同时，又时常希望做这样的女人。这种犹豫在施特克尔研究的女扮男装的例子中很明显。
读者已经看到，她只同男孩子在一起才愉快，不想“女性化”。十六岁时，她同少女建立最初的关系；她对她们深深地蔑视，这马上给她的性欲一种虐待狂的性质；她热烈地、却是柏拉图式地追求自己所尊敬的一个女同学，对于她能掌握的女孩子，她感到厌恶。她狂热地投身到高难度的学业中。由于在第一次同性恋中感到失望，她狂热地投身到纯粹肉欲的体验中，并开始喝酒。十七岁时，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男人，嫁给了他，但是，她认为他是她的妻子；她穿男装，继续喝酒和学习。她先是有阴道痉挛，性交从来不能引起性欲高潮。她感到她的地位是“屈辱的”；她总是扮演攻击性的主动角色。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同时又“疯狂地爱他”，她重续跟女人的关系。她认识了一个艺术家，献身给他，但同样没有性欲高潮。她的生活分成不同的几个阶段；有一段时间她写作、创造，感到自己完全是男性；她断断续续地、虐待狂似的同女人睡觉。随后，她有一个女性时期。她接受心理分析，因为她希望达到性欲高潮。
女同性恋者会很容易接受丧失女性气质，如果她由此获得自豪的男性气质的话。但是不行。她仍然显而易见缺乏男性器官；她可以用手或者利用人造阴茎去模仿占有，让她的女友失去处女贞操；她仍然是一个被去势的人。她会为此深感痛苦。作为女人，她没有达到完成阶段，作为男人，她是性无能，她的苦恼有时表现为精神病。有个女病人对达尔比耶说：“如果我有东西能插入，事情就会好多了。”另外一个女病人希望她的胸部是硬挺的。女同性恋者常常试图通过狂妄和裸露去补偿缺乏男性特点，其实表现了一种内心失衡。有时她也成功地与其他女人创造某种类型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女性化的”男人或者尚未定型的少男同女人保持的关系完全一样。这样的遭遇最鲜明的例子之一，就是克拉夫特—埃宾提供的“桑多尔”的案例。她通过这种迂回的方法，达到完美的平衡，而只有社会干预才会摧毁这种平衡。
萨洛塔出生于匈牙利一个以怪癖闻名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把她当做男孩子来培养：她骑马，打猎，等等。这种影响延续到十三岁，家里才把她送到寄宿学校，当时她爱上了一个英国小女孩，认为自己是个男孩，把她劫走了。她回到母亲家，但不久，她身穿男装，以“桑多尔”的名字与她的父亲一起出游，她投身于男性的体育运动，喝酒和逛妓院。她感到自己特别受到女演员或单身女人的吸引，而且她们大都不是豆蔻年华；她确实喜欢她们是“女性化的”。她说：“我喜欢在诗意面纱下的女性激情。凡是来自女人的厚颜无耻都使我产生厌恶……我对女人服装、一般说对凡是女人的东西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厌恶，但仅仅是对我和在我身上的东西而言，因为相反，我对女性怀有热情。”她和女人有许多联系，为她们花费许多钱。她为首都的两家大报撰稿。她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女人同居了三年，她好不容易才让她接受分手。她唤起强烈的激情。她爱上一个年轻的小学女教师，通过一次假结婚和她结合；她的未婚妻和她全家把她当做一个男人；她的岳父以为在他未来的女婿身上看到勃起的肢体（可能是阴茎）；她照样让人刮胡子，但女仆曾经在她的内裤上发现月经的血迹，并且偷窥锁孔发现桑多尔是女人。她被揭发以后，被关进监狱，但获得释放。她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玛丽分手感到巨大的悲伤，她在狱中给玛丽写了一些热情洋溢的信。她的身体结构不完全是女性的：骨盆很窄，没有腰身。乳房发达，生殖器官完全是女性的，但发育不完全。桑多尔直到十七岁才来月经，她对此感到深深的厌恶；和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想法令她厌恶；她的羞怯感只针对女人，以致她更喜欢同男人共床，而不是同女人共床。当人们把她当做女人对待时，她感到很难受，当她不得不重新穿上女装时，她苦恼极了。她感到自己“像被磁力吸向二十四岁至三十岁的女人”。只有在抚摸她的女友时，她感到性的满足，她从来不让人抚摸。有机会时，她用塞满废麻的袜子当做阴茎。她憎恶男人。她对别人的道德评价十分敏感，拥有很高的文学才能，知识广博，记忆力惊人。
桑多尔没有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但从对事实的简单陈述中，可以推导出几个重点。看来，她没有“男性化的抗议”，她以最本能的方式，依仗所受的教育和身体构造，始终自认为是一个男人；她的父亲与她一起出游，把她与他的生活结合的方式，明显有决定性影响；她的男性气质非常确定，以致她对女人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矛盾：她像男人一样爱她们，并不感到受她们牵连而影响名誉，她以纯粹支配和主动的方式去爱她们，不接受存在相互性。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憎恶男人”，特别喜欢年龄大的女人。这就暗示桑多尔对她的母亲有b男性的/b恋母情结；她延续着幼年时的儿童心理，小姑娘和她的母亲结成一对，怀着保护母亲和有朝一日支配母亲的希望。当孩子被剥夺母爱温情时，往往对这种温情的需要会在她成年的生活中缠绕她，桑多尔由父亲抚养长大，也许梦想有一个慈爱温馨的母亲，于是她在其他女人身上寻找这个母亲；这就解释了她对其他男人深深的嫉妒，又加上她对年长的单身女人的尊敬和“诗意的”爱，在她看来，她们具有神圣的性质。她的态度正好是卢梭对德·华伦夫人、年轻的邦雅曼·贡斯当对德·沙里埃尔夫人的态度，“女性化”的、敏感的少男也会转向有母爱的情人。这种类型的女同性恋者常常会受到指责，她从来不与母亲等同—因为她赞赏母亲，或者过于憎恨母亲—她拒绝成为女人，却期待在她周围有女性保护的温馨；她从温热的子宫中，带着男孩的大胆出现于世界上；她像男子一样行动，但作为男人，她有脆弱的一面，这种脆弱使她期望得到更年长的情人的爱；这样的一对重现了传统异性恋的情人：年长的妇人与少年。
精神分析学家指出了女同性恋者与母亲早年保持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两种情况下，少女很难摆脱母亲的影响：如果她受到焦虑的母亲的热烈关怀，或者她受到“坏母亲”的虐待，母亲灌输给她一种深深的犯罪感，在第一种情况下，她们的关系往往卷进同性恋，她们睡在一起，相互抚摸，或者相互拥吻乳房；少女后来在别人的怀里寻找这同样的愉悦。在第二种情况下，她会感到强烈需要一个“好母亲”，保护她抗拒第一个母亲，回避她感到落在自己头上的诅咒。哈夫洛克·蔼理士的一个病人叙述自己的故事，她在整个童年时期憎恶她的母亲，她这样描绘十六岁时对一个年长女人的爱：
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孤女，突然寻找到一个母亲，我开始感到对成年人不那么敌对了，对他们产生了尊敬……我对她的爱完全是纯洁的，我像想到母亲一样去想她……我喜欢她触摸我，有时她把我抱在怀里，或者让我坐在她的膝上……我睡觉时，她过来对我说晚安，吻我的嘴。
如果年长的女人愿意的话，少女会愉快地投入更热烈的拥抱中。她通常担当被动的角色，因为她愿意像一个孩子那样受到支配、保护、摇晃和抚摸。不管这种关系是柏拉图式的还是肉欲的，往往有真正的爱情的性质。但由于这在少女的发育过程中显得像是一个典型阶段，所以不足以解释同性恋的果断选择。少女在其中同时追求解放和安全，这是她在男性的怀抱里也可以找到的。经过热烈爱情的阶段以后，妹妹时常对姐姐感到一种以前对母亲有过的矛盾情感；她忍受她的控制，同时期望摆脱她；如果对方坚持要留住她，她会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对方的“俘虏”；但经过激烈争吵，或者经过协商，她以逃走了结；在摆脱了青春期之后，她感到成熟了，可以面对正常女人的生活。要让她的同性恋爱好确定下来，要么必须—像桑多尔那样—让她拒绝她的女性气质，要么让她的女性气质在女人的怀里顺利地充分发展。就是说，对母亲的固恋不足以解释同性恋。它可能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女人可以通过完全的体验或初步体验发现或者预感到，在异性恋关系中无法获得快感，只有另一个女人才能满足她，特别是对崇拜女性气质的女人来说，同性恋的拥抱显然是最大的满足。
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并非总是拒绝成为客体导致女人走向同性恋，大部分女同性恋者相反寻求占有她们女性气质的宝库。接受变成被动的物，并不是放弃一切主体的要求，女人由此希望在自在的形式下实现自我，但这时，她要力图在他性中重新把握自己。她在孤独中不能真正成功地分身；即使她抚摸自己的胸部，她也不知道她的乳房给一只外人的手的触感如何，也不知道在外人的手中，它们会有怎样的体验；一个男人可以让她发现她的肉体b自为/b的存在，而并非是b为他/b而存在的。只有当他的手指揉捏她的身体，而她的手指揉捏他的身体时，镜子的奇迹才得以完成。在男女之间，爱是一种行动；任何一方脱离自我，然后变成他者，使做爱的女人惊奇的是，她的肉体的被动倦怠反映在男性狂热的面目下，但在这勃起的性器官中，自恋的女人只是十分模糊地看到自身的诱惑力。在女人之间，爱是静观；抚摸的目的不在于把他者据为己有，而更在于通过她慢慢地重新创造自己；分离消除了，既没有搏斗，也没有胜利和失败；在严格的相互性中每一方同时是主体和客体，主子和奴隶；二元性变成合作关系。柯莱特说：“紧密相似甚至保证了快感。女友满足于抚摸一个她了解其秘密的身体，她自己的身体也指明它的偏爱。”蕾内·维维安的诗：
我们的心在我们女人的怀中十分相像
亲爱的！我们的身体构造一样
同样沉重的命运压在我们的心灵上
我阐释在你的脸上的阴影和你的笑容
我的温柔等同于你深沉的温柔
甚至有时我们觉得属于同一种人
在你身上我爱我的孩子、妹妹和女友。
这种分身可以具有母亲的面貌。在女儿身上认出自己和异化了的母亲，往往对女儿有一种性的依恋，这种保护和摇晃怀里的柔软肉体的兴趣，与女同性恋者是一样的。柯莱特在《葡萄卷须》中所写的强调这种相似：
你会给我快感，俯向我，眼睛里充满母爱的忧虑，你在你多情的女友身上，寻找你不曾有过的孩子。
蕾内·维维安表达同样的情感：
来吧，我要把你像个病孩一样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