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立场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废除寻衅滋事罪，将其适当地分解到其他犯罪中。有学者指出，寻衅滋事罪欠缺必要性和正当性，其构成要件不具有独特性，司法适用也缺乏可操作性。要消除这些矛盾须从立法上废止寻衅滋事罪。sup/sup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保留寻衅滋事罪，这也是学界的多数见解。有学者指出，刑法中寻衅滋事的规定具有明显的补充性质，其所补充的不是某一个罪，而是相关的多个罪。没有必要过分注重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而应善于运用想象竞合犯的原理，从一重罪处理即可。sup/sup
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还有一种保留但限制的折中立场。这种立场主要是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希望用流氓动机来限制寻衅滋事罪的适用，认为构成此罪必须事出无因，出于“精神空虚、内心无聊、好恶斗勇”的动机实施寻衅滋事行为。这种立场在客观上部分限制了寻衅滋事罪的扩张适用。
一点思考
寻衅滋事罪作为补充性罪名，可以最大效率地实现刑法的惩罚功能，但是由于其模糊性与罪刑法定原则存在冲突，需要避免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
口袋罪很容易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因为它与法治所追求的对公权力的约束有冲突。对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如果法律规定模糊不清，那么公权力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
人们很容易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加不着边际的价值，将自己幻化为正义的代表。但正如尼采所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所以法治从不对权力抱有良善的假设，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倾向于绝对腐败。相比于犯罪，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想一想
张三到西湖旅游，在景区刻有“杭州西湖”四个字的石碑上刻字留念，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徐汉亭：《关于流氓罪定性的几个问题》，《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