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很习惯与西蒙娜·德·波伏娃那种亲密的写作合作关系，但现在，波伏娃却首先站出来，认为莱维对萨特施加了过多影响。雷蒙·阿隆也说，《现在的希望》中的那些思想，合理到了连他都可以认同的地步——他是在暗示，这个迹象可以确凿无疑地表明，它们不是萨特真正的想法。
萨特生活的最后阶段，至今仍然谜团重重。他表达的似乎都是一些明智和动人的观点，不是赞美和睦的关系，就是在颂扬非暴力——然而，这个普通的新萨特身上，似乎缺了些什么。《现在的希望》可以被解读为某种提醒，让我们想起他早期作品中那些令人振奋（和令人震惊）的东西——错误、彻底的漠然、好斗的态度、书写狂及其他一切。不过，也许我正在做的恰恰就是他和波伏娃对加缪做的事：哀悼旧版本的他，而把更新版的他贬斥为了错误。或许，他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衰微，所以才开始用更温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认为，人类的生活就是一出有关自由和偶然性的戏剧，无法言明、模棱两可。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证明她这种看法中所蕴含的真理，那就是萨特的晚年。我们回溯他的衰弱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感情炽热、喋喋不休的人是如何慢慢变成了他昔日的影子，他的全部视力和一些听力、他的烟斗、他的写作、他对世界的参与，全被剥夺了——到最后，如沃尔海姆所说，连他的现象学也被剥夺了。所有这一切都由不得他掌控。然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固化为一尊雕像：他一直在改变着他的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0年3月19日晚上，有好几个小时，他都独自一个人待着——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结果在这期间，他开始呼吸困难，最终昏了过去。被送往医院后，他在那里又挺了将近一个月。不过，即使在他弥留之际，记者和摄影师也不放过他，有的记者还冒充护士，进入了他的房间，有的摄影师跑到对楼的屋顶上，用变焦镜头隔着窗户拍到了他。4月14日晚，他因肾脏衰竭和坏疽陷入昏迷后，于第二天最终逝世。
波伏娃痛不欲生，但她思想上的正直，禁止她改变自己的终身信念：死亡就是结束，是入侵的和可憎的事物，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超越的可能。她写道：“他的死亡确实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不会让我们再相逢。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和谐地一起生活这么久，本身就已经美好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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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萨特在离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前，和阿隆约定，后死的那个人要在学校的校友杂志上为先死的那个人写一篇讣告。阿隆比萨特活得更久，但他没有写那篇讣告，而是在《快报》（l'express）发表了一篇有关萨特的文章，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不再遵守他们的约定：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他认为，承诺已经失效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他又评论道，尽管在加缪和梅洛-庞蒂去世的时候，萨特都为他们写了“感人的文章”，但他很怀疑，如果他要是比萨特早死，萨特会为他写讣告。他为什么这么想，我们无从得知。确实，由于迥异的政治观点，二人的关系比其他那些都恶化得更厉害。但我想，不管怎样，萨特一向不吝辞章，他总应该能找到些好话，在讣告中表达一下对阿隆的赞赏。
事实上，阿隆差一点儿就比萨特早死了：1977年时，他曾发作过一次心脏病。虽然逃过一劫，但此后他都一直感觉身体再未完全康复。1983年10月17日，他的心脏病第二次发作了。当时，他刚为朋友伯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dejouvenel）在法庭上做完证——茹弗内尔被一名记者指控在战争期间包庇纳粹同情者。阿隆上庭为他做证，主张指控不仅不实，而且罔顾历史，未将法国人的生活在被占领期间的道德复杂性考虑在内——从法院大楼走出来后，他突然倒在地上，当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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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去世后，西蒙娜·德·波伏娃活了整整六年，几乎一小时都不差。
在这些年间，她继续担任着《摩登时代》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开会地点就在她的家里。她不但继续阅读手稿、书写信件，还帮助了很多年轻作家，尤其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其中之一是美国人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她每年都会去波伏娃的巴黎公寓拜访，根据她的描述，这间公寓里，摆满了书和朋友们的照片（“萨特、热内、加缪和其他人”），以及“一些模样可笑的沙发，50年代的那种风格，上面摆着天鹅绒的垫子，在她买来和装饰的那一年，这些很可能是爆款吧”。米利特评论道，波伏娃的卓越之处，在于她不折不扣的正直，在于她“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特质，一种道德威信”。
和萨特领养阿莱特·埃凯姆-萨特一样，波伏娃也收养了她的伴侣和继承人、与克劳德·朗兹曼和其他朋友一起照顾她的西尔葳·勒庞·波伏娃（sylvielebonbeauvoir）。波伏娃饱受肝硬化的折磨，这与多年的重度饮酒不无关系。1986年3月20日，她因相关的并发症住进了医院，但在术后的恢复过程中，肺部又出现了瘀血，经过几个星期的抗争，她最后陷入昏迷，于1986年4月14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被葬在了蒙帕纳斯墓地的萨特旁边。而且和萨特一样，为方便日后的火化，她的遗体也被安放在了大棺材里的小棺材中。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注视着她的灵车驶过，而一如当初萨特的灵车那样，上面也高高地堆满了花束。这场葬礼或许不如萨特的盛大，但仍有大量的哀悼者聚集在公墓入口处，造成了交通堵塞。守卫担心太多人挤进来，不得不关上了大门，但一些人还是从栅栏和围墙上翻了过去。在墓边，朗兹曼朗读了她自传的第三卷《时势的力量》（forceofcircumstance）中一段反思死亡、生命和失去的文字。她是这样写的：
我悲伤地想到了所有我读过的书，所有我看过的地方，所有我积累的知识，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所有的音乐，所有的绘画，所有的文化，那么多的地方：突然间便烟消云散了。这些东西，它们不能酿出蜂蜜来，也不能给任何人提供营养。如果我的书还有人读，读者顶多会想：她见识过的还真不少啊！但是，这些事物的独特总和，我的人生经历及其全部的有序与无序——京剧、韦尔瓦竞技场、巴伊亚的坎东伯雷舞、瓦德的沙丘、瓦班西亚大道、普罗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罗对着五十万古巴人讲话、云海上硫磺色的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港上空的橙月亮、沙漠里升起的红太阳、托切罗岛、罗马、我谈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没说的那些事情——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它们重生了。
写这个总结那会儿——书最终完稿于1963年3月——她仍然有23年的活头。但波伏娃老容易过早地去思虑这些告别之词。这类思考构成了她写于1970年的研究性作品《老年》（oldage），以及1972年那部果真成了最后一卷的自传《归根到底》。
然而，这些书虽然有着更浓重的忧郁色彩，但也展示了她在“对生活惊奇”方面具有的卓越天分。在《老年》中，她写到了一张摄于1929年的老照片，看着照片中那个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戴着钟形帽、穿着翻领上衣”的自己，她惊讶地感到，曾经一些似乎自然而然的东西，现在再看时却是那样陌生。在《归根到底》中，她描述了午睡醒来后，感到一种“孩童般的惊讶——为什么我是我自己？”每个人的每一个细节都似乎难以置信——为什么那个特定的精子遇上了那颗特定的卵子？为什么她生来就是女性？有太多的事情本可以大相径庭：“我本有可能没遇到萨特；什么事情都本可能发生。”
她又继续说，一个人的真实人生中，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有难以历数的经历，与这种丰富多彩的混乱相比，传记作者在研究这个人时发掘出的任何一条信息，都只是九牛一毛。此外，取决于视角的不同，这些要素中的每一条都可能有不同的意涵：一句简单的陈述，比如“我出生在巴黎”，就对每个巴黎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他或她的背景和确切的处境。在这个复杂的视角网络中，一种共享的现实被编织了出来。但永远不会有人理解这种神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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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主要出场人物中，最长寿的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他去世于1995年12月25日，距离他的90岁生日还有不到三个星期。从1928年第一次发现胡塞尔，到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晚期，列维纳斯在一生中基本上见证了现代现象学的大部分故事。不过，他在晚期时把哲学带入了一片异常晦涩的领地，在继续研究伦理学和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同时，对传统的犹太学术研究和《圣经》的文本释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搞得连他的拥护者也觉得他十分费解。
列维纳斯的思想对班尼·莱维有所影响，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希望》中有很多思想听起来有列维纳斯的味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可以算是列维纳斯和萨特之间又一次有趣的间接接触了。他们几乎不认识对方，想法也常常有着云泥之别，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在一些重要节点上交会过。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在煤气灯酒吧聊完杏子鸡尾酒后，萨特在巴黎买了一本列维纳斯的书。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曾就恶心和存在写下过极其相似的著述。现在——或许在他们谁都不曾承认或反思过这个事实的情况下——通过莱维，他们的思想又再次被拉近了，而且近得甚至有些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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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新存在主义者”科林·威尔逊，一直活到了2013年12月5日，也一直愤怒到了最后，但在世界各地，他依然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被他的书激励或启迪着。一个人能留给世界这样的遗产，已经很不错了。
另外两位伟大的传播者比他先去世：翻译过萨特的黑兹尔·巴恩斯（2008年3月18日去世），以及最先让英语读者品尝了存在主义的艾丽丝·默多克。
默多克去世于1999年2月8日。在此之前的几年中，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杰克逊的困境》（jackson'sdilemma），就展示了这种疾病出现的端倪。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她决定放弃一本已耗费六年心血的哲学著作《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求》（heidegger：thepursuitofbeing）。遗留下来的打字稿和手稿版本，基本上是一堆毫无关联的章节，在她死后，只有一部分最终被出版。
对很多人来说，海德格尔似乎是一个谜，对她来说，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海德格尔这个人让她很感兴趣，比如在她的小说中，很多主角就都是那种魅力四射、时而还很危险的大师型人物。不过更重要的是，她对萨特失去兴趣很久之后，她的注意力还一直被他的哲学吸引着。海德格尔将心灵比作林中空地的意象尤其让她着迷，她觉得这很美（我也是）。
在《杰克逊的困境》中，她笔下的角色贝内特（benet）也在写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而且和默多克一样，他进行得也很吃力。他猜测，这种艰难是不是源于他无法确定自己对海德格尔的真实看法。他的有些方面很吸引他，但另一些方面又让他厌恶：比如纳粹主义，对荷尔德林的盗用，以及无情地“将哲学诗意化，丢弃了真理、善良、自由、爱、个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哲学家应该去解释和捍卫的”。他怀疑，是不是海德格尔身上危险的某一面吸引了他，而他贝内特的灵魂中事实上也深深地掩藏着这一面，所以他才无法审视甚或除掉它。当他思考海德格尔时，他是在思考什么？后来，他再次翻阅了他的海德格尔笔记，并说道：“我很渺小，我无法理解。”
作为一辈子的默多克迷，我曾故意选择不去读《杰克逊的困境》，因为我觉得书中流露出的疾病征兆，会让我很难过。但现在读来，我却惊讶地在其中发现了这样一段熟悉到离奇的描写，这说的不正是我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感受吗？确实，我发现整本书都很动人，也发人深省。在这最后一部小说中，默多克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正在失去其一致性和联结性的心灵（或此在），却依然拥有——竭尽人力之所能——去将它的经验转化为文字的能力和这么做的强烈渴望。这是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及本书中的每个人，甚至包括海德格尔，都共有的现象学渴望。
在《杰克逊的困境》的最后一幕中，书名中的角色，也就是贝内特的仆人杰克逊，坐在桥边河岸的草地上，看着一只蜘蛛在草叶之间结网。他仿佛与贝内特融为了一体，也突然产生了那种一切都在悄然溜走的感觉。他说，有时候他会感觉到某种转变，或者是呼吸和记忆的丧失。难道他只是误解了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个梦？“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我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已无路可走的地方。”
他站了起来，但起身时，他感觉到了什么：是那只蜘蛛在他的手上爬。他把蜘蛛放回到它的网上，向河走去，然后过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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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bn，568。“从别处”：beauvoir，averyeasydeath，91–2。人不能与死亡发生关系，oldage，492。
“它把现象学从我们身上夺走了”：richardwollheim，thethreadoflife（cambridge，ma：yaleuniversitypress，1999），269。加缪的车祸和手稿：lottman，albertcamus，5。
波伏娃和加缪之死：foc，496–7。萨特和加缪之死：sartre，‘albertcamus’，出自situations[iv]，107–12。最初刊于france-observateur（1960年1月7日）。加缪是一个伦理思想家：‘simonedebeauvoirtellsstudsterkelhowshebecameanintellectualandfeminist’（1960），音频采访，在线：http：/2014/11/simone-de-beauvoir-talks-with-studs-terkel-。赖特的死和怀疑：rowley，richardwright，524–5。铋盐：504。赖特的俳句：有一部分包括在ellenwright和michelfabre编辑的richardwrightreader（newyork：harper＆row，1978），251–4。其他的在线：http：u/english/haiku。梅洛-庞蒂之死：ronaldbonan，apprendreàphilosopheravecmerleau-ponty（paris：ellipses，2010），12；gandillac，lesiècletraversé，372；emmanuellegarcia，‘mauricemerleau-ponty：vieetœuvre’，出自merleau-ponty，Œuvres，27–99，这在93页。
萨特关于梅洛-庞蒂之死的说法：sartre，‘merleau-ponty’，出自situations[iv]，225–326，这在320页。最初以“merleau-pontyvivant”为题发表，出自lestempsmodernes，17eannée，184–5（1961年10月），304–76。雅斯贝尔斯和英年早逝的警告：gens，karljaspers，50（格特鲁德写给阿伦特，1966年1月10日）。海德格尔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的电报：ibid．，206（海德格尔写给格特鲁德，1969年3月2日；格特鲁德写给海德格尔，1969年3月2日）。
雅斯贝尔斯论诺德奈岛：jaspers，‘self-portrait’，3。阿伦特帮助海德格尔夫妇：woessner，heideggerinamerica，109–11。
阿伦特论海德格尔：arendt，‘martinheideggerateighty’，出自murray编辑的heideggerandmodernphilosophy，293–303，这在301页。最初刊于newyorkreviewofbooks（1971年10月）。海德格尔明白大家在期待什么：petzet，encountersanddialogues，91。书店的橱窗：gerhartbaumann，erinnerungenanpaulcelan（frankfurtammain：suhrkamp，1992），58–82，这在66页；jamesk．lyon，paulcelanandmartinheidegger：anunresolvedconversation，1951–1970（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6），168。
诗：paulcelan，‘todtnauberg’，出自poemsofpaulcelan，michaelhamburger译（london：anvilpress，1988），292–5（德文、英文版）。“沙漠般”：heidegger，sojourns，37。“不看到希腊”：safranski，martinheidegger，401（海德格尔写给凯斯特纳，1960年2月21日）。“酒店”和“释放”：heidegger，sojourns，12，19。雅典：ibid．，36，39–42。
“单一姿态”和“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ibid．，43–4。相机：ibid．，54。埃克塞基亚斯的杯子：ibid．，57，和70n20。它在慕尼黑文物博物馆。
“哪里写着？”和“根据”：heidegger，‘“onlyagodcansaveus”：derspiegel'sinterviewwithmartinheidegger’，出自wolin，theheideggercontroversy，91–116，这在106页。这次采访在他去世后刊于derspiegel（19976年5月31日）。由mariap．alter和johnd．caputo翻译的文本，最初刊于philosophytodayxx（4/4）（1976），267–85。与魏尔特的对话：safranski，martinheidegger，432，引自welte，‘erinnerunganeinspätesgespräch’，251。关于海德格尔和返回家园这个主题，亦参见robertmugerauer，heideggerandhomecoming：theleitmotifinthelaterwritings（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2008），和brendano'donoghue，apoeticsofhomecoming：heidegger，homelessnessandthehomecomingventure（newcastleupontyne：cambridgescholars，2011）。弗里茨·海德格尔和“愚人周”的演说：raymondgeuss，‘heideggerandhisbrother’，出自politicsandimagination（princeton＆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142–50，这在142–3页。笼统地关于弗里茨·海德格尔，参见zimmermann，martinundfritzheidegger；safranski，martinheidegger，8–9，引自andreasmüller，derscheinwerfer：anekdotenundgeschichtenumfritzheidegger（messkirch：armingmeiner，1989），9–11；和（尤其是‘此-此-此在’和‘月亮上的超市’）luziabraun，‘da-da-dasein．fritzheidegger：holzwegezursprache’，出自diezeit（1989年9月22日）。
“它从人身上收回了”：heidegger，parmenides，85，引自polt，heidegger，174。提出修正建议：safranski，martinheidegger，8；raymondgeuss，‘heideggerandhisbrother’，出自politicsandimagination（princeton＆oxford：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0），142–50，这在149页。“好些年以来”：sartre，‘j'écrispourdirequejen'écrispas’（未注明日期的笔记），出自lesmots，1,266–7。
《萨特自述》，拍摄于1972年2——3月，1976年5月27日在戛纳首映。关于在一起看：beauvoir‘afarewelltosartre’，adieux，85。关于看电视（尽管几乎失明）：todd，unlsrebelle，20。拒绝伤心：sartre，‘self-portraitatseventy’，出自sartreintheseventies（situationsx），3–92，这在4页。中风、记忆障碍、牙齿问题：hayman，writingagainst，416–17。“虚无”：beauvoir，‘afarewelltosartre’，adieux，65。“萨特，小伙伴”：todd，unlsrebelle，30。反犹主义著作，暴力：sartre和lévy，hopenow，63–4，92，100–103。这些访谈最初刊于lenouvelobservateur（1980年3月10日、17日、24日）。
更不坏些，“思想被创造”：ibid．，73。波伏娃的看法：ronaldaronson，‘introduction’，ibid．，3–40，这在7页。阿隆的看法：ibid．，8，引自aron，‘sartreà“apostrophes”’，liberation/sartre（1980），49。其他人都表达了关切；edwardsaid写下了1979年和萨特、波伏娃在巴黎的会面，令人震惊的是，莱维在午餐时代表萨特发言。当said要求听萨特自己的发言之时，莱维犹豫了一下，说他会在第二天这么做。他这么做了，但依据一份准备好的文本，而said怀疑是由莱维所写。edwardsaid，‘diary：anencounterwithsartre’，londonreviewofbooks（2000年6月1日）。关于这次采访和萨特与莱维的合作的更广阔背景，参见j．-p．boulé，sartremédiatique（paris：minard，1992），205–15。
摄影师：hayman，writingagainst，437，尤其指的是在《比赛》中用长焦镜头拍摄的一张清晰照片。“他的死亡确实把我们分开了”：beauvoir，‘afarewelltosartre’，出自adieux，127。阿隆和萨特的约定：aron，memoirs，450。“感人的文章”：aron，thecommittedobserver，146。
阿隆之死：stanleyhoman的文章“raymondaron（1905–1983）”，引自newyorkreviewofbooks（1983年12月8日）。波伏娃最后几年的工作：bair，simonedebeauvoir，611–12；asad，69。“一些模样可笑……”和“令人难以想象的特质”：forster和sutton编辑的daughtersofdebeauvoir，19，17（katemillett采访）。肝硬化：bair，simonedebeauvoir，612–13。死亡、葬礼和阅读：ibid．，615–16。
“我悲伤地想到……”：foc，674。“戴着钟形帽”：beauvoir，oldage，406。“孩童般的惊讶”：asad，9。
“我出生在巴黎”：asad，10。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求》：默多克的海德格尔手稿（打印版，手写订正）在金斯顿大学的默多克档案中，kuas6/5/1/4；一个文稿版本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ofiowa）。部分已经基于justinbroackes编辑的两个文本出版：murdoch，‘seinundzeit：pursuitofbeing’，出自broackes编辑的irismurdoch，philosopher，93–114。林中空地：murdoch，‘seinundzeit：pursuitofbeing’，出自broackes编辑的irismurdoch，philosopher，97。贝内特的困惑：murdoch，jackson'sdilemma，13–14。“我很渺小”：ibid．，47。
杰克逊最后的想法：ibid．，2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