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有人离去。
“向前，总是向前！”是存在主义者的呼喊，但海德格尔早已指出，没有人会永远向前。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把此在描述为在“向死而在”中寻找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对死亡和界限的肯定中寻找真实性。他还着意证明存在本身不会出现在一个永恒、无变化的层面上，而是经由时间和历史显现出来。因此，无论在宇宙层面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切都具有时间性和有限性。
萨特对这种认为存在或人类生存具有一种内在有效期限的观念从不满意。他在原则上可以接受，但他个性中的一切都在反抗着，不被任何东西限制住，更不用说死亡了。正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写的那样，死亡是一种暴行，从外向我攻来，摧毁了我的计划。我无法为死亡做准备，或者将其为我所有；我无法对死亡坚决果断，也无法将其纳入和驯服。它不是我的可能性之一，而是“对我来说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的那种可能性”。波伏娃曾在她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menaremortal）中指出不朽令人无法忍受，但她也同样将死亡视为一个外来入侵者。1964年，她在《一场毫不费力的死亡》中，通过记述她母亲的最后一场病，展示了死亡如何“从别处，陌生且非人地”走向她母亲。对于波伏娃来说，人不能与死亡发生关系，只能与生命发生关系。
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wollheim）则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写道，死亡是我们的大敌，不仅仅是因为它剥夺了我们将来可能做的所有事情和会经历的所有快乐，而是因为它永远地剥夺了我们经历任何事物的能力。它让我们无法再继续做海德格尔所谓的那块让事物显现于其中的林中空地。因此，沃尔海姆说：“它把现象学从我们身上夺走了，可一旦品尝过现象学之后，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无法放弃的渴望。”有过对世界的经验，有过意向性之后，我们想永远将其继续下去，因为对世界的经验就是我们的本质。
但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待遇。我们之所以可以品尝现象学，就是因为它有一天会从我们身边被带走。我们腾出我们的空间，而森林则再次将其收回。唯一的安慰是，我们曾透过树叶看见了光，我们竟然曾拥有过这种美好：有一点儿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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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我们故事里这个生气勃勃、叮叮当当、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中出现过的一些最可爱的人，也是最早离开的人。
1959年6月23日，鲍里斯·维昂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9岁。当时，他正在一家电影院出席一部电影的首映式，但他很不喜欢这部根据他的小说《我唾弃你的坟墓》改编而成的电影，便坐在座位上开始抗议，接着他便晕倒了，最终在去医院的路上逝世。
六个多月之后，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与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他开的车）在车祸中丧生。汽车撞向一棵树后，翻滚着撞到了另一棵树上，发动机被抛到了树的另一侧，而加缪则从后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远处的烂泥中，人们找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加缪的日记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thefirstman），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的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生活。
波伏娃从克劳德·朗兹曼那里得知了加缪的死讯。当时她正在萨特的公寓，颤抖着放下电话后，她告诉自己不要难过。好了，她自言自语道，你和加缪早就没那么亲近了。接着，她站在萨特家的窗口，望着夕阳徐徐落在了圣日耳曼德佩教堂后面，但她既无法好好地哭一场，也没能让自己好受一些。她认为，她哀悼的不是刚刚去世的46岁的加缪，而是战争年代那位年轻的自由斗士——一位他们早已失去的朋友。萨特也这么觉得：对他们俩而言，真正的加缪是抵抗组织和《局外人》时期的那个加缪，不是后来那个。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他们一直都没有原谅他，不过萨特倒是在《法兰西观察家》（france-observateur）上发表了一篇充满了溢美之词的讣告，将加缪归结为法国伟大的morolistes传统的继承人——这是一个不好翻译的词，意思既包含了英语中的道德主义者，也指人类行为和性格的好奇观察者。萨特说，他用身上那种“顽固的人道主义，那种严格又纯洁、朴素又感性的人道主义，向这个时代的事件发起了一场胜负未决的战斗”。同年，波伏娃在接受斯特兹·特克尔（studsterkel）为美国某电台所做的采访时，总结道，加缪是伦理思想家，不是政治思想家——但她也承认，年轻人从这两种途径中都能获益。
那一年，还有一个人也英年早逝了。1960年11月28日，在巴黎，理查德·赖特因心脏病发作，不治身亡，时年52岁。他的一些朋友以及他女儿，怀疑他有可能是被中央情报局暗杀的：因为他死前不久，有人曾看到一个神秘女人从他的房间走出来。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确实曾一直骚扰和阻挠他，但自从1957年因感染阿米巴痢疾而导致肝脏出问题之后，赖特的身体状况便一直很糟糕，而更于事无补的是，他还在一直服用铋盐——这本来是一种替代性疗法，没承想却导致了他金属中毒。
虽然赖特后来几乎已经不再写小说，但仍会写一些随笔和辩论性文字，并且喜欢上了日本的俳句。他的晚期作品中，有一系列曼妙的小诗，写的是桃树、蜗牛、春雨、暴风云、雪、被雨淋湿后看起来更小的鸡仔——还有一个黑人男孩的卷发中粘着的一颗小小的绿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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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1961年5月3日，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纤瘦、健康的梅洛-庞蒂，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53岁。当时，他正和朋友们在他位于圣米歇尔大道上的家里聊天，聊了一会儿之后，因为第二天要发表一篇有关笛卡儿的演讲，梅洛-庞蒂把他们丢在客厅，自己起身去了书房，想把一些笔记弄完。他再也没有回来。
萨特又一次为一个和他闹翻的朋友写了篇讣告，并刊登在了《摩登时代》的特刊上。这篇同样周到而大度的讣告，成了我们了解二人之间的友谊和分歧的基本来源。萨特提到，不久前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时，曾和梅洛-庞蒂见过一面。梅洛-庞蒂来听他的演讲，过后还说希望他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系，让萨特很是感动。但他的反应有些迟缓（据他说是因为患了流感，脑子昏昏沉沉的），让梅洛-庞蒂大吃一惊；“他没有说感到失望，但有一瞬间，我觉得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儿难过。”不过，萨特感到很乐观：“‘一切还跟以前一样，’我告诉自己，‘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几天后，他听说梅洛-庞蒂去世了。
梅洛-庞蒂长眠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家族墓地中，与他母亲以及妻子苏珊娜（2010年去世）葬在一起。这座公墓位于巴黎的另一端，与安葬着萨特和波伏娃的蒙帕纳斯公墓遥遥相望。现在，我们还可以在公墓最安静也最少有人经过的角落里，找到周围树木环绕的梅洛-庞蒂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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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哲学家曾被认为在年轻时便会死于心脏病，但并没有，这个人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结婚时，他警告格特鲁德说，他们不能期望长久地在一起，也许只有一年左右。但事实上，他活到了86岁，于1969年2月26日去世——这天正好是格特鲁德的生日。海德格尔随后给她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心怀敬意与同情，纪念早年的岁月。”她在同一天回复道：“对于早年岁月，亦有同感，我感谢您。”她活到了1974年。
也许纪念卡尔·雅斯贝尔斯离世的最好方式，是重温一下1966年到1967年的一个系列广播节目中，他谈论自己人生的一次讲话。他回忆了他在北海边上度过的童年，特别是与他父母到弗里西亚群岛上度假的情景。某天晚上，在诺德奈岛上，他的父亲牵着他的手，一起走到了海边。雅斯贝尔斯说：“潮退了，我们在新鲜、干净的沙子上散着步，对我来说，那真是不可思议，太难忘了，再走远一点，再走远一点，潮位非常低，我们走到海边后，那里躺着水母、海星——我着了魔。”从那时起，海便总会让他想到生命本身的尺度，没有任何稳固或整体的东西，一切都处在永恒的运动之中。“所有那些牢固的东西，所有那些井然有序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家，比如不受风雨侵袭：绝对必要！但是另一个东西的存在，海洋的无限性——这个事实解放了我们。”雅斯贝尔斯继续说，对他而言，这就是哲学的意义：要超越那些坚固和静止的东西，走向更浩瀚的大海中，那里的一切都在恒常运动着，“哪儿都没有陆地”。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哲学总是意味着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雅斯贝尔斯逝世四年多后，1973年10月8日，同样将人生视为一段不断超越熟悉事物之旅的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也去世了。对于他和雅斯贝尔斯来说，人类本质上都是流浪者。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任何东西，永远无法真正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即使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也一样。我们，正如他某部散文集的名字所说的那样，一直是homoviator——旅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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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她留下了一部厚度堪比萨特作品的遗稿，后经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编辑，最终以《精神生活·思维》（thelifeofthemind）为题出版。在海德格尔这个谜团上，阿伦特从未做出一个决断。有时候，她会谴责这位曾经的情人和导师；有时候，她又努力为他的声誉平反或者帮助人们了解他。去欧洲访问时，她曾见过他几次，并且试着帮他和埃尔芙丽德在美国出售《存在与时间》的手稿来筹钱（但失败了）。不过，他的一些思想要素，始终在她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1969年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两年以后以《八十岁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ateighty）为题发表在了《纽约书评》上。她在文中提醒新一代的读者，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在马堡那个“迷雾的洞穴”中对思考的呼唤，曾让人们兴奋不已。但她又问道，为什么他在1933年以及之后却没能适当地对他自己进行思考。不过，她没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用海德格尔是个“做梦的男孩”这个理由轻易将他放过一样，阿伦特也以一个过于宽容的评价结束了文章，说他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这位不谙世事的天才之所以掉到井中，是因为他太忙于看星星，没有注意到面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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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阿伦特大17岁，但海德格尔却比她多活了五个月。1976年5月26日，他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享年86岁。
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世界待他很不好。他的追随者希望他有一天能斩钉截铁地谴责纳粹主义，可他从来都无动于衷，就好像他一点儿都不清楚人们需要听到什么一样。不过，他的朋友比采特说，海德格尔完全明白大家在期待什么，但这只让他感觉自己被误会得更深了。
他没有让自己的怨气耽误他的研究工作，在晚年继续沿着他思想的山路上上下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托特瑙山上，接待朝圣者的来访，但有时也会接待一些更多持批评态度的访客。犹太诗人、集中营幸存者保罗·策兰（paulcelan）的来访就属于后者。1967年7月，他从所在的精神病诊所获准暂时离开，到弗莱堡做了一次朗读会，而会场正是海德格尔发表纳粹校长就职演说的那个礼堂。
海德格尔十分欣赏策兰的作品，所以竭力让策兰在弗莱堡有种宾至如归之感。他甚至还请一位书商朋友走访城里的所有书店，确保他们把策兰的书摆在橱窗前面，好让诗人在步行穿过城里时能看到。这是个动人的故事，而考虑到这是我找到的有关海德格尔做过友善之事的唯一有据可查的例子，就更感人至深了。他参加了朗读会，第二天还带策兰去了小木屋。诗人在宾客簿上签名留言，并针对这次拜访写了一首谨慎、费解的诗，名字就叫《托特瑙山》。
海德格尔喜欢接待旅行者，但他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旅者人”。他对大众旅游非常蔑视，认为这是现代“沙漠般”存在方式的症状。不过，在后来的人生中，他逐渐喜欢上了去普罗旺斯度假，并且曾焦灼地考虑过是否应该访问希腊的问题——考虑到他对神庙、裸露的岩石以及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索福克勒斯的长期痴迷，希腊是个显而易见的目的地，不过这也恰恰是他很紧张的原因：因为这关乎太多东西了。1955年时，他都准备要和朋友凯斯特纳（erhardkästner）一起去了，连火车票和船票都已经订好，但在最后一刻，他却打了退堂鼓。五年后，两个人又计划了一次希腊之旅，但海德格尔又退出了。他写信给凯斯特纳，说事情可能以后也还会是这个样子。“不看到希腊，我才有可能去思考这个国家的某些事情……只有待在家里，才最适合专注思考。”
不过最后，他还是去了。1962年，他乘船游览了爱琴海，同行的有埃尔芙丽德和一个名叫路德维希·赫尔姆肯（ludwighelmken）的朋友——这位律师兼立场中间偏右的政客，曾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因而有着至少和海德格尔一样尴尬的历史。他们的游览从威尼斯起航，沿亚得里亚海南下，去了奥林匹亚、迈锡尼、伊拉克利翁、罗得岛、得洛斯、雅典和德尔菲，最后返回意大利。
起初，海德格尔的恐惧得到证实：希腊没有一处让他满意。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奥林匹亚成了一大片“供美国游客住宿的酒店”，搞得这里的风景都无法“释放其土地、海洋和天空中的希腊元素”。克利特岛和罗得岛也没好到哪里去。因此，他不愿混在一群度假者中到处闲逛，而是更愿意待在船上读赫拉克利特。初见雅典时，他讨厌极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地方，不过倒是挺喜欢一大早被朋友开车送到雅典卫城上，因为那会儿游客们还没有抱着相机出现。
后来，吃完午饭、看完酒店的民间舞蹈表演后，他们去了苏尼翁岬角上的波塞冬神庙——海德格尔终于找到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希腊。泛着白光的遗迹坚定地耸立在岬角上；海角上光秃秃的岩石将神庙推向了天空。海德格尔注意到，“这片土地的这种单一姿态，暗示了神圣的无形切近”，然后又评论说，尽管希腊人是伟大的航海者，但他们却“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定居和划界，来提防那些非希腊人”。即使是现在，被大海包围着的海德格尔，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封闭、束缚和约束的意象。他从来没有像胡塞尔那样，从贸易和开放性的角度去思考希腊。他还继续被现代世界的入侵连同其他游客按快门的可憎声音搞得恼火不已。
阅读海德格尔对这次乘船游览的描述，我们可以瞥见当世界不符合他的先入之见时，他是如何回应的。他听起来很不满，并且只选择看到那些他准备看到的东西。当希腊让他惊讶时，他就进一步把自己写入他对事物的私人愿景中；当它符合这个愿景时，他就谨慎地予以赞同。他对来希腊旅行感到紧张是对的：因为这没有带出他最好的那一面来。
稍后还有一个惊喜而美丽的时刻。船从杜布罗夫尼克海湾出发，返回意大利时，一群海豚迎着夕阳，在船边嬉戏着游来游去。海德格尔看入了迷。他想起了在慕尼黑文物博物馆看到的一个杯子。那个杯子出土于埃克塞基亚斯（exekias），年代为公元前530年左右，杯子的侧面上绘有狄俄尼索斯乘坐一艘缠绕着葡萄藤的船航行，海豚从海中跃出的情景。海德格尔匆忙拿出他的笔记本——但他写下这一景象时，惯常的那种封闭语言又冒了出来。就如杯子“停留在它被制造出来的边界中”一样，他总结说：“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如此，在其如岛屿般的本质中安全牢靠，保留在旅居者的回忆性思维中。”就连海豚也得被赶到一片聚居地当中。
在海德格尔的写作中，我们从来找不到雅斯贝尔斯那种广阔无边的海洋；也不会遇到马塞尔那种不停游走的旅行者，或者他“偶然遇到的陌生人”。1966年，《明镜》（derspiegel）周刊的记者曾问海德格尔，他怎么看待人类有一天可能会离开地球去别的星球这种想法——毕竟，“哪里写着人就该待在这儿了？”——海德格尔听罢，惊骇不已。他回答说：“根据我们的人类经验和历史，至少在我看来，我知道的是，一切至关重要和伟大的东西，都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有一个家，并且植根在一种传统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哲学都与归家有关，而最重大的回家之旅就是死亡之旅。在去世前，他与神学教授魏尔特（bernhardwelte）有过一次谈话。他提到说，尽管他早已不再信教，但他的愿望是被埋在梅斯基尔希教堂公墓里。他和魏尔特都说过，死亡首先意味着回到家乡的土地上。
海德格尔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现在就长眠于梅斯基尔希郊外的天主教堂墓地中，不过他的墓碑是世俗风格的，上面原本该雕刻十字架的地方，被一个小星星代替了，埃尔芙丽德在1992年去世后，同他合葬在了一起。另外两个海德格尔的家族坟墓分别位于他们的左右，墓碑上都有十字架。三块墓碑并列在一起，加上马丁和埃尔芙丽德的墓碑比两边的又大，制造出一种怪异的效果，让人联想起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我参观的那天，刚刚有人在三个坟墓上摆放了水仙花，马丁和埃尔芙丽德的墓碑上还有少量鹅卵石。而在他们的墓碑和马丁父母的墓碑之间，立着一尊神气活现的小天使石雕——一个盘着腿、闭着眼，正在做梦的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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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旁边的另一个坟墓里，埋葬着他的弟弟弗里茨。战争期间，他曾保护过马丁的手稿，而且还和埃尔芙丽德一起，在一生中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许多文秘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弗里茨做到了海德格尔只从哲学上思考过的那些事情：他一辈子都住在梅斯基尔希，工作也在同一家银行，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家。他还保持了家族宗教的信仰。当地人眼中的他是一个活泼和幽默的人，尽管有点儿口吃，但在梅斯基尔希一年一度的“愚人周”（fastnachtweek）上——四旬节前的一个节庆活动，特色是用各种好笑的方言双关语发表演讲——他可是固定的主角。
弗里茨的睿智，从他和哥哥的对话中可以窥知一二。比如他会开玩笑地说“此-此-此在”，既是在拿马丁的术语开涮，也是自嘲他的言语障碍。从来没有声称能理解哲学的他曾经说过，马丁的研究只有21世纪的人才能懂，那时候，“美国人早已在月球上开了家巨大的超市了”。不过，他仍然兢兢业业地用打字机打出了他哥哥的作品，为这个对打字机感到不舒服的哲学家提供了很大帮助。（海德格尔认为打字毁掉了书写：“它从人身上收回了手的根本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弗里茨会温和地提出一些修正建议，比如为什么不把句子改短些？或者一个句子不是应该只传达一个清楚的想法吗？不过，他哥哥做何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
弗里茨·海德格尔于1980年6月26日去世，但直到最近几年，他的生活才渐渐为人所知：一位传记作者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将他视为一个反马丁式的人物——一份关于不是20世纪最杰出和最受憎恨的哲学家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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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萨特的身体官能进入了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沮丧的衰退，逐渐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在他的文件中一页未标日期的纸上（可能写于1969年7月登陆月球后不久，因为头两个字是“月亮”），他言简意赅地记录了他已经有五个月没写过东西的悲哀事实，并列出了他仍然想完成的计划：福楼拜的书，一篇关于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传记文章，以及《辩证理性批判》。但他不想写，而且担心他再也不会想写了。对于萨特来说，不写作就跟没活着一样。他写道：“好些年以来，我都没有写完任何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吧，我知道：因为科利德蓝。”
对科利德蓝和酒精的长期成瘾，确实给他造成了很多困难，但他的写作之所以停滞，还因为用那只好眼看了那么多年东西后，这只眼现在也快瞎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看电视，能看到晃动的影子，能听清对话。1976年，他看了一个很长的纪录片节目，讲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让-保罗·萨特。为庆祝这部以几年前拍摄的采访为基础制作的《萨特自述》（sartreparlui-même），米歇尔·龚达又对萨特进行了一次采访，以配合其播出。萨特告诉龚达，不能写作夺走了他存在的理由，但他拒绝为此伤心。
其他的健康问题也越积越多；他中了风，记忆开始衰退，牙齿也有了问题。有些时候，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完全恍惚。一次神志不清时，波伏娃曾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不在这儿了。”他总是把意识描述为一种虚无，但实际上，他的脑袋里总是挤满了言语和观念。以前的他每天都在往外倾倒工作，就仿佛他已经满了，需要卸货一样。可现在，虽然他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用来说话的能量似乎已经快要耗干了。那些照顾他的人心里开始暗暗希望，他可以迅速而没有痛苦地死去——或者如他的朋友奥利维尔·陶德说的，像加缪那样。看着他这样慢慢垮下去太让人难过了，陶德写道：“萨特，小伙伴，不要这样对我们啊！”但萨特还在继续战斗着，用他伟岸的公众形象，继续撬动着那具倔强、瘦小的身躯。
在他的最后几个月里，伴侣、恋人和门徒们轮流照料着他：西蒙娜·德·波伏娃，他的年轻伴侣阿莱特·埃凯姆-萨特（arletteelkaïm-sartre，为给予她法定权利，他把她收作了女儿），和他的长期恋人米雪尔·维昂。他还有了一个年轻的新秘书兼助理班尼·莱维，此人主要是协助他的写作，但也可能对他施加了过分的影响——至少，有些人相信这一点。因为莱维是一个有着坚定看法的人，并且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十分狂热。他可不是那种愿意不露锋芒之人，甘愿当个默默无闻的抄写员。
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新观察家》（lenouvelobservateur）刊发了他和萨特间的一系列对话，后来它们又以《现在的希望》（l'espoirmaintenant/hopenow）为题单独结集出版。这些对话中展示出的萨特，罕见地对他早期支持苏联的观点，对他写于1946年的那本反犹太主义的书（莱维认为其有瑕疵），以及对他早期的暴力迷恋，表达了歉意。这个新萨特虽然还不信仰宗教，但似乎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更为宽容。他还承认说，在政治方面，他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悔过与挫败感。一些与萨特关系亲密的人认为，《现在的希望》展示的并非真正的思想转变，而是一个脆弱的男人，在疾病和伤残折磨下，变得很容易被人诱导。或许是预见会出现这类驳斥，在采访中，莱维问萨特，他们的关系是否影响了他的思想。萨特没有否认，但又补充道，他现在只能与人合作，不然根本工作不了。起初他认为，两害相权的话，这总比不工作要好些，但现在，他却认为这有积极意义，“两人共创一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