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中，存在主义者们争论未来。
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梅洛-庞蒂评论道，比起之前的任何一个世纪，20世纪都更让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生活具有怎样的“偶然性”，是如何任由历史事件和他们无法控制的其他变化所摆布的。这种感觉在战后仍然持续了很久。两颗原子弹被投到广岛和长崎之后，许多人开始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远了，而这一次，战争将会爆发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战时联盟，几乎在瞬间便土崩瓦解；现在，他们站在各自那一边，隔着虚弱、贫困和自我怀疑的西欧，愤怒地瞪着对方。
如果再打一场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很可能会摧毁文明，甚至生命本身。起初，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但苏联工程师和情报机构正在着手攻克这个难题，也是人尽皆知的事，而且，人们很快还了解到辐射和环境破坏的全部危险。正如萨特针对广岛被炸写道的那样，人类现在已经获得了毁灭自身的能力，想要活下去，成了人类每一天都得主动去做的决定。加缪也写道，人类面临着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在集体自杀和更明智地使用技术之间——在“地狱与理性”之间——做出选择。但在1945年后，似乎已经没什么理由再相信人类有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了。
此后，每一次新的原子弹试验，都会让人们的焦虑水平上升一分。1946年7月，美国人爆炸了一颗更强大的原子弹之后，波伏娃听到广播里的播音员说，这已经触发了连锁反应，让物质开始解体，而这种浪潮将慢慢席卷全球。在几个小时之内，地球上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这才是一种位于存在核心的虚无啊。那一年年末，谣言四起，说是苏联人正密谋将一些装满放射性尘埃的手提箱放到美国的主要城市，里面设置了定时器，可以将密封条炸开，进而杀死数百万人。萨特在他创作于1956年的戏剧《涅可拉索夫》（nekrassov）中，便讽刺过这个故事，但是那个时候，没几个人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辐射本来不可见，还这么容易部署，不让人毛骨悚然才怪；几个手提箱，就能装下宇宙本身的力量。
但是，一些人担心末日的时候，另一些人却在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新开始的到来。荷尔德林曾经说过，“在有危险的地方，亦生长着拯救的力量”。有些人认为，或许最近这场战争的浩劫，不会带来灭顶之灾，而是会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永久性地摧毁战争和其他邪恶。
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愿望是，可以出现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来解决冲突、执行条约，使大多数战争变为不可能。加缪就是怀有这种希望的人之一。在他看来，广岛被炸的直接教训是，人类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社会，大国不再享有比中小国家更高的权利，而控制这类终极武器的将会是人类智慧，而非各国的欲望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实现了这些目标，但它又一直都未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具有广泛的效力。
有些人将美国方式视为了前进道路。战后，欧洲对美国感激涕零、好感倍增；而靠着20世纪40年代末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点，往伤痕累累的欧洲国家注资数十亿美元，助其迅速复苏经济。美国甚至还向苏联等国提出过资金援助，但在莫斯科的要求下，这些国家都拒绝了。西欧的一些国家认为，接受美国的资金是件很丢脸的事，但也不得不承认，它们需要这些钱。
除了国际主义者和亲美者之外，战后的西欧还出现了第三个团体，他们更愿意把希望放在苏联身上。毕竟，在地球上的主要国家中，只有苏联是在真正试着为人类实践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当所有的清理工作完成时，）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管理，永远地消除贫穷、饥饿、不平等、战争、剥削、法西斯主义和其他邪恶。在所有改变人类处境的尝试中，这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一个。但如果它在第一次就失败的话，那么可能以后就再也不会被尝试了，因此，苏联的尝试值得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
我们这里谈论的只是七十多年前——人类的中等寿命长度——的事件，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让自己设身处地地站在那个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去搞清楚为什么这个理想曾影响了西方那么多充满智慧和久经世故的人。现在，人们的普遍共识是，苏联的政治制度注定不可能奏效，所以，那些没有从一开始就视其为徒劳尝试的人，都是傻瓜。但是，对那些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难困苦的人来说，尽管它被认为难以实现，但似乎是一个值得去信仰的理念。人们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梦想，那种你醒来之后模模糊糊记得你好像看到了什么神奇但不可能之事的梦。他们认为，虽然任重道远，沿途隐患重重，但是这是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
不过，那些隐患并不难发现。与苏联那张美丽、遥远的目标列表对应的，是一张同样长的现实列表：劳动营、监禁、饥荒、物资短缺等等。第一件令人惊愕的大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传来的有关莫斯科公审的消息，名誉扫地的党员“供认”了蓄意破坏或阴谋行为之后遭到了处决。1946年，更多的消息浮出水面，其中一些来自一本叫《我选择了自由》（ichosefreedom）的书，由苏联叛逃者克拉夫琴科所著。这本书在1947年被翻译成法语后，亲苏联的《法兰西文学》（leslettresfrançaises）杂志斥之为美国政府的捏造。克拉夫琴科的律师起诉了该杂志，1949年初，案件在巴黎开审，被诉一方的证人，对苏联的生活极尽赞美，试图推翻作者的说法。严格来说，克拉夫琴科赢了此案，但他只拿到了一法郎的损害赔偿。第二年，另一位作家鲁塞（davidrousset），也起诉了《法兰西文学》。鲁塞是一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呼吁对苏联的劳改营进行调查，结果遭到了该杂志的攻击。他也赢了自己的案子。这两次审判都有争议，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让人们意识到，苏联或许不是它自诩的天堂——至少目前还不是。
但即便此时，许多人还是认为，它比美国那种极端资本主义模式更值得维护。毕竟，美国也失掉了部分的道德高地：由于对苏联的极度恐惧，美国政府开始打击任何带一点左翼倾向的组织、监视和骚扰本国公民。凡是被怀疑具有“红色倾向”的人，都面临着被解雇、列入黑名单和被拒绝出境的危险。1951年，由于把核武器的秘密给了苏联人，幼稚的夫妇埃塞尔·罗森堡（ethelrosenberg）和朱利厄斯·罗森堡（juliusrosenberg）被判处死刑。处决于1953年最终执行后，震惊了美国内外。萨特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身在美国的汉娜·阿伦特则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她担心这样的事件可能预示着一场国家性灾难，可以堪比德国那场。“一种无法想象的愚蠢，一定掌控了美国。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对它很熟悉。”
如果两个大国都未能达成各自的理想，或许在它们之间做选择的唯一办法，就是问问哪个更值得努力去实现。左翼认为，尽管美国代表了爵士乐和自由等等美好的事物，但它也代表着不受约束的个人贪欲、经济殖民主义和工人剥削。至少苏联代表着一种崇高的可能性，为了这个目标，有什么可能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协吗？
七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卡拉马佐夫兄弟》（brotherskaramazov）中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总结了这种道德两难。伊凡·卡拉马佐夫要他的弟弟阿辽沙想象一下，如果他有能力创造一个世界，让人们从此之后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与幸福。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伊凡说，你必须现在就折磨死一个小生命——比如那个婴儿。这其实相当于牺牲一个人（希望）拯救很多人的那个“电车难题”在早期的极端变体。伊凡问，那么，你会做吗，阿辽沙的答案是一个明确的不字。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折磨一个婴儿的正当理由，就这么简单。权衡利弊无法改变这一点，因为有些东西是无法被衡量或交换的。
在20世纪40年代的巴黎，阿尔贝·加缪也赞同阿辽沙的立场。在文章《既非受害者，亦非刽子手》（neithervictims，norexecutioners）中，他写道：“我永远不会再与为谋杀找借口的人同流，无论他们是谁。”无论结果是什么，他都不会支持为暴力所做的正当辩护，尤其是国家暴力。从那之后，他便一直秉承着这一立场，不过他并未停止对它的思考。1949年，他创作了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戏剧《正义者》（thejust）。在剧中，一群恐怖分子争论了在政治暗杀时，他们是否可以殃及无辜，杀害旁观者。加缪明确表示，他认为这是错的。1954年11月，他的祖国阿尔及利亚爆发独立斗争后，他也依然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起义军埋设炸弹、杀死无辜者，法国当局实施酷刑和极刑，都不正当。人们总会做暴力的事情，但哲学家和国家官员却有责任不去为暴力找借口开脱。这个观点让他饱受争议。1957年，在庆祝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话中，有人要加缪解释一下他不支持起义军的理由。他说：“现在人们正往阿尔及利亚的电车轨道上放炸弹。我母亲就可能在其中一条车轨上。如果这就是正义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我的母亲。”在加缪看来，任何一方的行为都没有客观的正当理由，所以他自己的忠心是唯一可能的引导来源。
萨特后来开始培养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或者说，他最终这么做了。但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听起来仍然会像阿辽沙本人或加缪。梅洛-庞蒂曾在自己支持苏联的阶段问过萨特，如果必须在两件事之间选择，一件会杀死300人，另一件会杀死3000人，他会怎么选。萨特回答说，从哲学上来看，这有什么差别吗？当然从数学上来讲有差别，但哲学上没有，因为每个个体在自己眼睛中都是一个无限的宇宙，我们没法拿两个无穷来比较，无论是二者中的哪一种情况，生命的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梅洛-庞蒂后来讲起这个故事时，推断说，萨特当时纯粹是站在哲学家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而不是通过“政府首脑的视角”。
后来，萨特和波伏娃都放弃了这一观点，并且认为，一个人可以甚至必须以审慎的方式掂量和权衡人的性命，而阿辽沙的立场是在逃避这种责任。他们逐渐感到，拒绝做计算——把一个婴儿与未来数百万婴儿做对比——不过是自私或胆小罢了。如果这听起来仅仅就是一个由某些狂热的空想家倡导的观点，早已不合时宜的话，那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自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一些文明国家显然也在以同样的方式为酷刑、监禁、杀戮和监视做辩解，理由同样是各种情况不明的未来威胁会伤害到数量不明的人口。
萨特、波伏娃和梅洛-庞蒂（他是暂时）觉得，他们比加缪更坚强、更诚实，因为他们看到了“脏手”的必要性——又是这个口头禅。当然了，这个把手弄脏的污渍指的就是其他人的鲜血，而且巧的是，这群人还都远在天边。不过，萨特也坚称，如果必要的话，他会牺牲自己。1956年，在威尼斯召开的一次作家会议上，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问他，如果他遭到苏联的不公正监禁，他想怎么办，是希望朋友们发起运动，让他获释，不顾运动是否会损害苏联的声誉和危及它的未来，还是会为了更大的善而认命？萨特想了会儿，回答说，他会拒绝发起运动。斯彭德不喜欢这个答案：“可在我看来，唯一向善的运动，一直以来都是为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监禁而发起的运动。”但萨特反驳道，事情的关键就在这里，或许在现代世界中，“针对个人的不公正”已经不再有意义。对于这个骇人的观点，萨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自己不必感到愧疚，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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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和斯彭德讨论的这个假想场景，十分类似于阿瑟·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atnoon）中的一个情节。这本书取材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的真实经历，1940年以英语出版，1946年被译成法语，书名被译成了lezéroetl'infini（《零与无穷大》）。库斯勒将他虚构的人物描绘成了一个对苏联盲目忠诚的人，以至于甘愿签一份假认罪书，并为了国家利益而赴死。如此解读布哈林的真实案例，有些太一厢情愿，因为布哈林并非主动招供。但库斯勒确实给知识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争论的故事：为了保护苏联，一个人可以走多远？他在《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theyogiandthecommissar）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拿准备为远大理想目标做任何事情的“人民委员”，和坚持当前现实的“瑜伽信徒”进行了对比。
梅洛-庞蒂在他的“人民委员”阶段初期，曾在《摩登时代》发表了由两部分组成的批评文章《瑜伽信徒和无产阶级》，来回应库斯勒。他的主要论辩手段，有时会被称为“又该怎么说（what-aboutery）”：是，苏联的目标不完美，那西方的许多弊端又该怎么说？资本主义的贪婪、殖民压迫、贫穷和种族主义又该怎么说？西方国家泛滥的暴力又该怎么说？
库斯勒没理会梅洛-庞蒂的回应，但他的朋友加缪却被激怒了。根据波伏娃的描述，一天晚上，加缪气势汹汹地闯到鲍里斯·维昂家，打断了人家正在举行的聚会，把梅洛-庞蒂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萨特追了出去，但事件最后还是以相互指责和怨恨而告终，而萨特和加缪甚至也为此闹僵过一段时间。不过，那一次他们和好了。
萨特、波伏娃、加缪和库斯勒曾经是好朋友，经常在晚上一起饮酒作乐，激昂地辩论政治话题。某个这样的夜晚，大约是1946年，他们在一家俄国侨民的夜总会狂欢时，聊起了友谊与政治承诺的问题。如果你和某个人政治观念相左，还会跟他交朋友吗？加缪说可以。库斯勒说：“不可能！不可能！”借着伏特加的酒劲儿，波伏娃站到了加缪的一边：“是有可能的；这一刻的我们就是证明啊，尽管我们意见不一，但在一起还是很开心呀。”听到这么窝心的说法，他们都高兴起来，虽然萨特还得准备第二天的一场演讲，而主题又偏偏是“作家的责任”——大家都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但他们一直兴致勃勃地痛饮到了天光方亮时，之后，才兴高采烈地与彼此告别。而且，萨特不知用了什么办法，还真把讲稿写完了，几乎没睡觉。
但是，到了1947年的另一次深夜狂欢期间，友谊的问题又出现了，而这一次，气氛就闹得不怎么愉快了。库斯勒最终表清了他的立场，拿起一个酒杯就朝萨特的头上扔了过去——特别是他还感到（可能没错）萨特正在和他的妻子马迈内（mamaine）调情。（库斯勒自己就是个寡廉鲜耻、爱拈花惹草的人，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在这方面可以说是相当争强好胜。）他们踉跄着来到外面后，加缪把手放在库斯勒肩膀上，想让他冷静一下。但库斯勒对着他就是一阵乱打，加缪也打了回去。萨特和波伏娃把这俩人拉开之后，推着加缪上了他的车，把库斯勒和马迈内丢在了街头。回家的一路上，加缪倚在方向盘上哭个不停，把车开得左拐右扭：“他是我的朋友啊！可他竟然打我！”
萨特和波伏娃最终在一件事上和库斯勒取得了共识：不可能与政治观点相左的人成为朋友。“如果人们的观点迥异，”萨特说，“怎么一起去看电影呢？”1950年，库斯勒跟斯蒂芬·斯彭德提到，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碰见了萨特和波伏娃，并提议一起吃午餐。两人尴尬地缄默了一会儿后，（根据斯彭德的二手消息）波伏娃说：“库斯勒，你知道我们道不同。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把胳膊交叉成一个大大的x，说：“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会像这样交叉。”
这次轮到库斯勒抗议了：“是，但怎么说我们也还可以像以前一样保持朋友关系吧。”
对此，她以现象学回应道：“你自己就是哲学家，肯定明白我们看一块morceaudesucre（糖块）时，每个人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象。我们的morceaudesucre现在差别太大了，我们的见面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真是一幅令人难过的场景：桌子上的甜蜜糖果；哲学家们从不同的立场窥视它们。糖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每个人展现着自身。它从一侧捕捉光芒，但不能从另一侧捕捉。对这个人来说，它看起来明亮而耀眼；对那个人来说，则灰暗且无光。对这个人来说，它意味着咖啡的一种美味添加品。对那个人来说，它意味着蔗糖贸易中的奴隶制的历史罪恶。结论？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必要了。这是现象学主题的一种奇怪扭曲。政见分歧中的这个x，也在梅洛-庞蒂那个能协调一切的“交叉”形象上拧了一个难分难解的结。整个盘根错节的混乱局面只能以沉默告终——这让人想起了大约在同一时间，沉默也降临到了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身上，当时马尔库塞决定，鉴于二人之间的分歧巨大，对话已再无可能。
这场关于友谊的争论，实质上还是在争论为了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值得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但无论争的是哪个，你都必须把抽象的价值与那些私人、个体和迫切的情况放在一起权衡。你必须得决定什么才最重要：就在你面前的这个人，还是你的选择可能对未来某群人产生的影响。我们的每位思想家在解决这个难题时，角度都大不相同——有时候，同一个人会在不同时期内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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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是其中最前后不一的一位，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友谊问题上，都是如此，有时候，他会期待别人能抛开政治分歧而忠诚于他，比如1947年10月时，他就期望老同学雷蒙·阿隆能对他忠诚，但没有得到，于是他愤怒地与之彻底断绝了来往。
对法国来说，那一年是困难的一年——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库斯勒的争吵会如此激烈。法国当时由走中间路线的联合政府统治，但遭到了左翼的法国共产党和右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攻击。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领导人是战时法国流亡力量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萨特认为，戴高乐的党派几乎有一种法西斯主义作风，热衷于群众集会和围绕其领导人搞个人崇拜。但阿隆在伦敦时曾参加过自由法国，和戴高乐很熟悉，对他的做法也更同情，而且已经挪到了萨特右边的立场上。
那年秋天，危机不断加剧，戴高乐主义者的游行和法国共产党的罢工及示威（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都威胁到了中间派政府的稳定。人们开始担心会爆发内战，甚至革命。有些人觉得，这种可能性很令人兴奋。在给梅洛-庞蒂的一封信里，索尼娅·布朗奈尔写道，她刚刚在伦敦和一些法国作家吃了午饭，他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着那些他们打算在巴黎街道上发起的战斗和制造汽油弹的最佳办法。
在这场危机的高潮时期，阿隆主持了一场广播辩论，参加者是代表左派的萨特和一帮戴高乐主义者。在直播中，他们对萨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阿隆并没有干涉，因此萨特对阿隆很失望，认为阿隆竟然都不支持一下老朋友，任由他们那样攻击自己。后来回顾起此事时，阿隆说，他觉得自己是辩论的主持人，不该站队。但萨特怀疑，真正的原因其实是阿隆自己支持戴高乐主义。那之后的好多年里，这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
阿隆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那段时间里，萨特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他收到了很多恐吓信，其中有一封信里夹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还涂满了粪便。一天晚上，他听说一群军官正在左岸四处找他后，便跑到了朋友家避风头，好几天都没返回他那间广为人知，就位于拿破仑酒吧楼上的住所。不过，这并不是他那些坦率的政治观点最后一次给他带来危险。
实际上，这个阶段的萨特，既反对戴高乐主义者，也仍然对苏联持批评态度，因此双方都让他感到愤怒。由于存在主义对自由的坚持，法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不认同这是一种哲学。1946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将存在主义归结为“一种沉闷、无力的混合物”，会导致过于危险的“开放心态”。人们是自由的，萨特说——但是列斐伏尔要求知道，“一个每天早上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的人代表了什么？”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被认为比那些“一劳永逸地选择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或甚至不用选择就反法西斯的人”要好呢？列斐伏尔的观点听起来很合理，但再想一下它暗示了什么，似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这种说法要求的是一种永远不必再去思考的承诺，萨特肯定无法支持——至少目前不能。他一方面支持革命派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坚持与其背道而驰的存在主义基本原则，后来，他曾试着化解这二者之间的冲突，但把自己搞得更困惑了。
1948年2月，为解决这个难题，他加入了“革命民主同盟”（rassemblementdémocratiquerevolutionnaire），这是一个独立党派，目标是建立不结盟的社会主义制度，但除了把事情搞得更复杂外，该党并没有太大的作为，结果，一年半之后，萨特便退党了。
与此同时，1948年4月，他又因为一个新剧本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中。这个剧的名字，理所必然地，叫《脏手》（dirtyhands），讲的是伊利里亚（illyria）——一个虚构的现代小国，有点儿像战后的匈牙利——的党员们，在理想上做出了道德妥协，一边等着政权被苏联接管，一边努力让自己接受这种可能性。这下，萨特惹恼了苏联，文化委员亚历山大·法达耶夫（alexanderfadayev）将萨特斥为“一只握着钢笔的鬣狗”，萨特一下子便在苏联失了宠。当时正在读大学的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klíma），就曾聆听过老师们抨击萨特“腐朽不堪、道德堕落”，不过，这反而让他更迫不及待地想读读萨特了。
现在，萨特不但四面受敌，在政治上困惑不已，还为了将这一切都捋顺搞通，把自己弄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劳累。他的大部分压力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但他可不准备仅仅为了图生活容易，就时不时地保持安静。波伏娃也受到了来自工作、紧张的政治局势和个人危机的压力——她正试着决定如何处理与纳尔逊·阿尔格伦的异地恋关系，因为阿尔格伦不愿意屈居萨特之后，而且想让她搬到美国去。为了消除疲惫，她和萨特不约而同地吃起了药。萨特越来越依赖他最喜欢的科利德蓝（corydrane），一种苯丙胺和止痛药的组合药物。而波伏娃则服用苯丙胺对抗焦虑，但却把症状搞得更严重了，到1948年夏天，在她和萨特动身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度假时，波伏娃已经开始产生幻觉，老觉得不是群鸟向她猛扑下来，就是许多手在拽着她的头发往上拉。北方森林的静谧，比药丸对她的帮助更大。她和萨特在那里见识了许多美好的事物：“矮树森林，紫水晶色的地上种着矮小的树木，红的像珊瑚，黄的像金子。”波伏娃渐渐找回了往日的生活乐趣。但萨特的灵魂还会被折磨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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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29日，经过多年的侦查和研发，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自此之后，彻底毁灭成了一种相互间的威胁。几个月后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在，西方要面对的共产主义大国成了两个。恐惧与日俱增。美国的中小学生接受了演习训练，听到轰炸警报后，全都要双手抱头，钻到桌子底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并在1950年1月宣布，他们正在研制一种更强大的武器：氢弹。
那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和苏联在北部支援朝鲜，美国则在南边协助韩国作战。这场战争的后果似乎无人可以预料：会爆炸原子弹吗？战争会扩散到欧洲吗？苏联会像德国那样去占领法国吗？后面这个想法，以极快的速度占据了法国人的头脑。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毕竟战争是在世界另一端打，但这种想法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上一次被占领的记忆犹新，以及新冲突的令人惊慌和不可预测的性质。
加缪问萨特，他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苏联入侵，他个人会有什么遭遇。也许“一支握着钢笔的鬣狗”不会被准许笑到最后。萨特反问道：那加缪会做什么？加缪说，噢，德国占领期间怎么做的，就还怎么做——意思是他会加入抵抗运动。萨特道貌岸然地回道，他永远不会与无产阶级做斗争。加缪又强调了一遍他的观点：“那你必须离开。如果你留下来，被剥夺的不仅是你的生命，还有你的尊严。他们会把你送到劳改营，你会死在那儿。然后他们会说你还活着，用你的名字宣扬顺从、屈服和叛国；而人们会相信他们。”
与雅克-洛朗·博斯特、奥尔加·科萨凯维奇和理查德·赖特（现已定居巴黎）共进晚餐时，波伏娃和萨特在席间再次讨论了这个主题：“怎么离开，去哪里，何时走？”纳尔逊·阿尔格伦写信说可以协助他们去美国，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如果他们不得不离开法国的话，也应该去一个中立国。波伏娃写道，也许他们可以去巴西，上一次战争期间，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zweig）就曾去那里避难。但茨威格因为忍受不了流亡，在那里自杀了，而且这一次逃离的还是社会主义运动！怎么会这样？
梅洛-庞蒂同样担心要是真打起来，法国会吃败仗，但他也不想逃。萨特注意到，他现在看起来格外轻松——“那种小男孩般的神气，这我太熟悉了，以前每次事态有可能变严重时，他就会装出这种神态。”梅洛-庞蒂开玩笑说，如果法国真被占领的话，那他就去纽约，当个开电梯的小哥。
但其实，梅洛-庞蒂的内心被这些事件搅得要比他表现出来的更不安，而且并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恐惧。朝鲜半岛的冲突逐步升级时，他在蔚蓝海岸的圣拉斐尔小镇碰到了也在那里度假的萨特。两人见到彼此都很高兴，但又争论了一整天：先是一边沿着海岸线散步一边争，接着到了咖啡馆的露台上争，随后在萨特等火车时，又在火车站争。他们必须要在朝鲜问题上为《摩登时代》商讨出一个连贯的社论立场。但是，梅洛-庞蒂逐渐感觉到，他们不应该立即对他们自己尚不理解的局势发表意见。萨特不同意。如果战争迫在眉睫，你怎么能保持沉默？梅洛-庞蒂的看法很悲观：“既然野蛮的力量将会决定结果，为什么还要对牛弹琴？”
但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不仅仅是编辑方针，更是关于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信仰坚持到什么程度。梅洛-庞蒂对朝鲜进攻韩国非常震惊，此外，越来越多有关劳改营的报道，也让他十分不安。这表明，虽然直到不久之前，他还是他们所有人里最支持苏联的一个，但现在，梅洛-庞蒂的个人视角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相反的是，曾经警惕的萨特则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支持苏联。
朝鲜半岛的冲突并没有引来苏联入侵法国，但这场到1953年才结束的战争，的确改变了全球的政治格局，并且随着冷战局势的渐渐明了，加重了猜疑和焦虑情绪的蔓延。那几年间，梅洛-庞蒂的怀疑有增无减，萨特却从骑着的墙上爬了下来，而让他彻底改变想法的，是法国发生的一场诡异事件。
1952年5月28日晚，一队巡逻警察拦下了法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雅克·杜克洛，并搜查了他的车。他们在一个筐子里找到一把左轮手枪、一部收音机和一对鸽子后，逮捕了他，声称这两只鸽子是给苏联通风报信用的信鸽。杜克洛回答说，鸽子已经死了，因此没法当信鸽来用，他是要把它们带回家，让他的妻子做晚餐。警察说，鸽子余温尚存，身体未僵，因此很可能是杜克洛匆忙把它们掐死的。然后，他们把杜克洛关进了拘留所。
第二天，警方对鸽子进行了尸检，以便搜寻藏在其体内的微型胶卷。随后，他们又举行听证会，请来三名鸽子专家鉴定两只鸽子的年龄。据他们估计，鸽龄分别约为二十六和三十五天，但它们到底是什么品种，专家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无法识别：“因为已知鸽种数量庞大、品种繁多，而且业余饲养者一直在培育许多新的杂交品种，鉴定起来很困难。”不过，专家们得出结论，鸽子可能是随处可见的家鸽，而且没有迹象表明，它们被繁殖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然而，杜克洛还是被关了一个月之后才获释。人们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表达对他的支持，共产党员、诗人路易·阿拉贡（louisaragon）还写了一首关于“鸽子阴谋”的诗。
在萨特看来，这件荒谬的事情，似乎是共产党员多年以来在法国受到骚扰和挑衅的高潮。他后来写道：“经过十年的反复思量，我已经来到了临界点。”鸽子阴谋迫使他下定了决心。他写道：“用教会的语言来说，这是我的改宗。”
也许，用海德格尔主义的语言来说，这是萨特的kehre（转向），而这就需要萨特根据新的当务之急，重新去考量他思想的每一个点。海德格尔的转向导致他远离了坚定，转而“泰然任之”，而萨特的转向，现在则让他变得更坚决，更多地参与到政治中，更频繁地公开露面，更不愿意妥协。他当时的感受是“要么写作，要么憋死”，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长文《共产主义者与和平》（thecommunistsandpeace）的第一部分。他后来说，这篇文章是用他内心的愤怒写成的——当然，还有血液中的科利德蓝。他几乎觉都没怎么睡，一页又一页地写下了支持苏联的理由和论点，并将结果发表在了1952年7月的《摩登时代》上。几个月后，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而这一次，他的朋友阿尔贝·加缪成了被攻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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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与加缪的对峙蓄势已久，而考虑到他们的观点如今之迥异，这几乎无法避免。1951年，加缪发表了长文《反抗者》（therebel），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反抗与政治行动主义理论。
加缪不太认同萨特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二是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他认为，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会有反抗。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病后，就会制造出一个新现状，并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公正。每一代人都有一种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永远都会如此。
更重要的是，在加缪看来，真正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去追求“山巅上的光辉城市”这种狂热愿景，而是意味着对那些已经变得不可接受的现实状况加以限制。比如，一个一辈子都受人役使的奴隶，突然决定不能再这样了，然后画下界线，说“到此为止，但不会再进一步”。反抗是对暴政的一种遏制。随着反抗者持续对抗新的暴政，一种平衡便被创造了出来，而这种适度状态，必须要不懈地更新与维持。
加缪这种自我调节式的无限反抗是个动人的愿景，但也当然会被视为对苏联及其支持者的攻击。萨特很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加缪是在针对他，而且让他感到无法原谅的是，加缪竟然会在如此危急的历史关头做出这种正中右翼下怀的事。《摩登时代》不评一评这本书，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萨特不太愿意抨击老朋友，所以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年轻同事弗朗西斯·琼松。琼松把加缪批判得体无完肤，指责《反抗者》是在为资本主义辩护。加缪写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致编辑的信”——编辑当然是指萨特，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谴责说，琼松严重歪曲了他的论点，并补充道：“我都开始有点儿厌烦看到自己……被一些只会对着历史空想的评论家没完没了地教训了。”
被这么一挖苦之后，萨特愤而写了一份他自己的回应，对加缪进行了长篇大论的人身攻击，而且情绪异常激动，即便以他近来的标准，也显得有些过分。那就这样吧，萨特说；他们就此绝交。当然，他会想念加缪，尤其是记忆中那个战时抵抗运动时期的加缪。但现在，他的朋友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重归于好已无可能。政治又一次压倒了一切。
对于萨特的回应，加缪没有发表回应，虽然他确实起草过一份。这之后，沉默再次降临。好吧，不完全是，因为自从这次著名的反目发生后，专门研究此事的书籍和文章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把这次冲突分析到了最后一个标点符号。这场被视为定义了整整一个时代和思想环境的争论，经常被夸张成一出扣人心弦的戏剧：“做梦的男孩”萨特追逐着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遇到加缪这位不但目光敏锐，还碰巧更酷、更聪明、更帅气的道德英雄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么当故事讲是很精彩，但我认为，还可以从一些更加细致的角度来思考这场争论，而且努力了解一下萨特的动机，问一问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过激，不无裨益。多年以来，萨特一直因政治观点而饱受压力，被嘲讽为腐朽的资产阶级，但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因此他认为，抛弃对加缪的个人感情，是他的责任。个人感情是一种自我放纵，必须被超越。就像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阶段那样，萨特也认为，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决起来：搞清楚必须要做什么，然后去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加缪会选母亲而舍正义，但萨特认定，既然他的朋友背叛了工人阶级，那么选择他的朋友就不对了。过去曾经很喜欢加缪的波伏娃，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反抗者》是在历史关键时刻故意送给他们的敌人的一件礼物，决不能漠然置之。
这场争吵，让加缪心烦意乱，而且还正赶上他人生的一段艰难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很快急转直下，婚姻出现了矛盾，写作出现了瓶颈，而他的家乡阿尔及利亚则陷入了战争的恐怖之中。1956年，他借一部中篇小说《堕落》（thefall），表现了自己所经历的危机。这部小说的主角“法官／忏悔者”，以前是一位初审法官，但决定坐下来，审判一下他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法官连续几个晚上向一位未具名的叙述者讲述了他的人生，并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中将他的讲述推向了高潮。某天晚上，他在巴黎看到一个女人从桥上跳了下去，未能出手相救。他无法原谅自己。法官承认他有罪，但另一方面，他似乎觉得这赋予了他指出别人之罪的道德权威。他告诉对话者——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他的读者——“我越是指责自己，就越有权来审判你。”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说的就是加缪自己。
萨特和波伏娃不是《堕落》中的主角那样的忏悔者，但他们意识到了未来会向他们投来严厉的目光。“我们觉得自己会被蒙着面的后人评判，”萨特在1952年写道，并补充说，“后人会长期审视我们，我们的时代会成为他们眼中的一个对象。”波伏娃在她的最后一卷回忆录中也写道，她曾经觉得自己比以前的作家高一等，因为很明显，她知道的历史要比他们多。但接着，她登时醒悟到了那个再显见不过的事实：有一天，她这一代人也会接受未来标准的评判。她明白，她的同时代人必将面临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后来所谓的那种“子孙后代的巨大优越感”。
不过，萨特仍然坚信，人必须要当机立断。如果因为害怕犯错就骑墙的话，那么你绝对会犯错。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
正如哲学家所言，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这完全正确。但他们忘记了另一个命题，那就是生活必须正着被经历。如果好好思考一下这个命题，你就会意识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及时理解生活，因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必要的参考系来理解它。
这种静止和沉思的点，永远不可能存在。在萨特看来，和一切事物一样，在政治中，正确的方向从来都是往前——即使往前的路带着你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即使你走得太快，根本无法完全掌控，也只能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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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时，萨特在《摩登时代》的行为，还惹恼了另一位老朋友：在刊印《共产主义者与和平》的第一篇文章时，他没有拿给联合编辑梅洛-庞蒂看。萨特很清楚这种失礼的行为可能会得罪梅洛-庞蒂，但是他也明白，对方很有可能会反对这篇文章或者建议缓和一下语气，可他萨特正在兴头上，哪能忍受这样的拖延。
到这个时候，梅洛-庞蒂的立场已经更接近加缪，但有一个主要的不同点，那就是他曾经所信仰的是一个乌托邦，而加缪从未有过这种“梦想”。梅洛-庞蒂十分清楚他为什么会成为信仰者，因此在放弃信仰之后，他反过来再去批判它时，见解也更深刻，但是无法让他有更多的能力来挽救与萨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