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差异，凸显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深层次对立。那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海德格尔日益转向复古、守旧和内省，正如他在关于不去柏林的那篇文章中所预示的那样。回应同样的事件，胡塞尔则是转向外在。他用世界主义精神描写了他的生活世界——而且这在一个“世界主义”逐渐被当成某种侮辱的时代里，经常会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暗号。他在弗莱堡与世隔绝，但却用他20世纪30年代去维也纳和布拉格所做的最后几次讲话，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大声疾呼。看着他周围的社会和思想“危机”，他敦促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日益崛起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只崇尚本地主义，以拯救共同理性和自由研究的启蒙精神。他并不希望任何人回过头去相信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但他主张欧洲人必须保卫理性，因为如果失去了理性，那这片大陆及其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也将随之迷失方向。
在他1933年的文章《论本体论之谜》（ontheontologicalmystery）中，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提供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很好地概括了胡塞尔关于“陌生的”遇见以及国际交往能为我们带来什么的观点。他写道：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在陌生人偶然遇见时，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随之而来，就像一阵风可能会吹落舞台布景上的镶嵌物一样，颠覆那些习以为常的观点——曾经看来切近的东西变得无限遥远，而曾经看来遥远的东西似乎触手可及。
舞台布景的掉落和观念的突然重整，是本书到目前为止描述过的许多相遇的共同特点：海德格尔在少年时期发现布伦塔诺，列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发现了胡塞尔，萨特通过雷蒙·阿隆在煤气灯酒吧发现了胡塞尔（和列维纳斯）——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梅洛-庞蒂在1939年发现胡塞尔的晚期著作，是这些发现时刻中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多亏了在鲁汶读书的那一周，他才能发展出他有关人的具身化与社会经验的一套微妙而丰富的哲学。反过来，他的著作又会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将他们与胡塞尔连接起来。
胡塞尔完全明白他未发表的著作对后人的价值，虽然它们尚未完成、混乱不堪且字迹很难辨认。1931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我真的相信，我毕生研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仍在我的手稿里，因为卷帙浩繁，几乎无法整理。”《胡塞尔全集》中几乎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传记作家鲁迪格·萨夫朗斯基（rüdigersafranski），将其比作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lem）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solaris）中巨大的意识海洋。这个比喻用得很好，因为莱姆的海洋，会通过在人脑中唤起思想和图像，来和那些靠近它的人交流。胡塞尔的档案也以相同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影响。
要是没有范·布雷达神父的英雄精神和精力，全部手稿就可能会遗失。要是胡塞尔在许多人认为他早已退休并隐居起来了很久之后，没有坚持提炼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这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此外，如果没有一点运气的话，手稿也无法幸存下来：这提醒我们，即便在管理最有序的人类事务中，偶然性也会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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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洛-庞蒂访问鲁汶时，正值1939年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时期。正如波伏娃后来所描述的，这一年，历史会抓住他们所有人，并且再也不放他们走。
那年8月，波伏娃与萨特跟保尔·尼赞和雅克-洛朗·博斯特一起，在胡安莱潘（juan-les-pins）的别墅度了整整一个月假。他们看报纸、听收音机，在担心和厌恶中听到了8月23日的纳粹-苏联协约，这意味着，苏联将会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不会反对德国是否进犯其他国家。这对任何一个一直支持苏联，将之视为纳粹制衡力量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尼赞绝对有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萨特和波伏娃也一样。如果苏联不站起来反抗纳粹，谁来呢？战争似乎又一次随时可能爆发。
他们在别墅里晒日光浴时，一个话题再次支配了朋友间的谈话。“从前线回来，是瞎了更好，还是打烂了脸更好？是丢了胳膊更好，还是没了腿更好？巴黎会被轰炸吗？他们会使用毒气吗？”类似的争论，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别墅里发生过，那里住的是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和朋友埃托雷·科尔尼里昂（ettorecorniglion）；后者说，那年8月的情绪转变，让他想起了奶奶“过去常常让他交替着把脚放进一桶冷水和一桶热水里，来治疗他的冻疮”。
萨特知道自己因为眼睛有毛病，不会上前线。年轻时，他曾在一个气象站里服过兵役，这意味着现在他也会被布置做类似的工作——就像海德格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雷蒙·阿隆也会在那年被派往一个气象站；这似乎是哲学家的岗位。）这个角色不用参与战斗，但仍然很危险。不过对博斯特和尼赞来说，危险就更大了，因为他俩体格健全，都可能会被征召去打仗。
法国的假期结束于8月31日，许多巴黎人都在那一天结束乡间度假，回到家里。萨特和波伏娃也回到了巴黎，萨特已经准备好收拾存放在旅馆房间里的军用包和军靴，去他的部队报到。他和波伏娃在图卢兹换乘，却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十分拥挤，根本挤不上去，于是不得不跟一群焦急的人一起，在黑暗的车站和末日的气氛中，又等了两个半小时。另一列火车来了；他们艰难地上了车，成功在9月1日抵达巴黎——那一天，德军入侵了波兰。萨特收拾好他的装备后，第二天一早，波伏娃在巴黎东站目送他离开。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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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文娜·胡塞尔一直拿不到美国签证，所以战争打响时，她仍在鲁汶。她后来也没走，一直小心翼翼地躲在海伦特（herent）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1940年1月，胡塞尔的文稿集从大学的主图书馆转移到了高等哲学研究所——时间赶得正好。四个月后，德国开始入侵，鲁汶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被炸弹炸毁。这已经是这个图书馆第二次被毁：一座老建筑、一批价值连城的图书和手稿的原始藏品，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
1940年9月16日，存放于安特卫普的那些装着马尔文娜财物的货柜，在一次同盟国的炸弹袭击中被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向来足智多谋的范·布雷达设法在废墟中找回了一件宝贵的东西——胡塞尔的骨灰瓮，在战争余下的岁月里，他一直将其保存在他修道院的房间里。其他所有东西都炸成了碎片，包括布伦塔诺画的肖像。为了减轻马尔文娜的痛苦，范·布雷达没有马上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他把胡塞尔的文稿藏到了鲁汶的不同地点，以防万一。
战争爆发时，另一个被困在低地国家的人，是胡塞尔的前助理伊迪丝·施坦因。完成了论移情的学位论文后，她皈依基督教，担任卡梅尔派修女，成为特丽莎·本尼迪克特修女，1938年，她同姐姐罗莎从科隆的一个社区，搬到了荷兰的埃赫特（echt），因为当时那儿看起来似乎更安全。
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荷兰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1942年，他们开始驱杀犹太人。卡梅尔修会试图把这姐妹俩转移到瑞士的一个社区，但这一次根本拿不到出境签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改宗基督教的人可以被免于驱逐，但情况很快就变了，7月，纳粹开始袭击荷兰修道院团体，搜寻任何非雅利安人。在埃赫特，他们发现了伊迪丝和罗莎。这两个女人和许多其他犹太血统的改宗者一起，先是被抓到一个中转营，随后被送入了韦斯特博克集中营。8月初，她们被送往奥斯维辛。在路上，她们的火车经过了家乡弗罗茨瓦夫（wroclaw）。在车站工作的邮政雇员回忆说，曾看见一列火车停了一会儿，一个身着卡梅尔派修女服的女人看了看外面，说这是她的家乡。红十字会的记录显示，两姐妹于1942年8月7日抵达奥斯维辛。8月9日，她们在比克瑙毒气室被杀害。
在修道院的那些岁月里，伊迪丝·施坦因一直坚持继续她的哲学研究，所以她也留下了一些论文和未出版的著作。修女们竭尽所能地保护了这些东西。但是，1945年1月，撤退的德军经过该地区时，她们在混乱中不得不仓皇逃离，未能一起带走这些论文。
3月，在德军离开后，几个修女返回了修道院，和她们同行的还有赫尔曼·范·布雷达。他们发现许多论文仍然到处散落着，于是，在当地市民的帮助下，他们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施坦因的论文。范·布雷达将这些论文纳入了胡塞尔档案。20世纪50年代，学者露西·盖尔伯（lucygelber）把它们带到自己的家里，殚精竭虑地把零散的文本拼凑起来后，分期出版了这些文章，最后组成了一套选集。
1987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伊迪丝·施坦因施行了宣福礼，并在1988年把她封为了圣人。2010年，在一次重新定义日耳曼式“英雄”概念的运动中，她的一尊大理石半身雕像被添入了路德维希二世的巴伐利亚瓦尔哈拉殿堂，这是一座英雄的殿堂，与她一同矗立在森林中俯瞰多瑙河的人，包括了弗里德里希大帝、歌德、康德、瓦格纳等人，以及另一个反纳粹者索菲·斯库勒（sophiescholl），她在1943年因抵抗运动而被处决。
在整个战争期间，马尔文娜·胡塞尔都在鲁汶度过。直到战争结束后，86岁的她才在1946年5月，成功与在美国的孩子团聚，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她在1950年11月21日去世后，遗体被运回德国，葬在了弗莱堡外的古特施泰尔（günterstal）墓地。在美国时一直保存在她身边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骨灰，此时也与她一同下了葬。如今，他们仍旧安息在那里，身边还多了1973年去世的儿子吉尔哈特，以及一块他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弟弟沃夫冈的纪念碑。现在，人们仍然可以绕着墓地旁边绿色、安静的小路散步，用一个挂在附近钩子上的小水罐来给坟墓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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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行，绝不要战争！”：davidschalk，rogermartindugard（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67），139n.，引用了1936年9月9日的一封信，在小说中也有同样的话。亦见于weber，thehollowyears，19。
“我不希望”：pol，358。“战争最可恨之处”和建筑倒塌：davidgascoyne，parisjournal1937–1939（london：theenitharmonpress，1978），62，71。炸弹落下和只有暴政：georgeorwell，comingupforair（london：penguin，1989；初版于1939年），21，157。
意识流：萨特要归功于伍尔夫和多斯·帕索斯：sartre，‘pleaseinsert1：1945’，出自thelastchance：roadsoffreedomiv，22–3，这在23页。煎蛋卷：sartre，thereprieve，192，232。“一亿”：ibid.，277。“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沉思”：sartre，wardiaries，185。
提议把胡塞尔的文稿搬去布拉格：josefnovák，onmasaryk（amsterdam：rodopi，1988），145。马尔文娜·胡塞尔与文稿的拯救：关于这一点和下面的记述，参见vanbreda，‘dierettungvonhusserlsnachlassunddiegründungdeshusserl-archivs——胡塞尔手稿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39–69。
“lescons！”（一群白痴）：萨特以达拉第下飞机时说的这句话结束了thereprieve：sartre，lesursis（paris：gallimard，1945），350；sartre，thereprieve，377。关于和平的辩论：pol，336。
芬克和朗德格雷伯：参见ronaldbruzina，edmundhusserlandeugenfink（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4），522，和他的‘eugenfinkandmauricemerleau-ponty’，出自toadvine和embree编辑的merleau-ponty'sreadingofhusserl，173–200，这在175页。胡塞尔的肖像画：见husserl，‘recollectionsoffranzbrentano’（1919），出自shorterworks，p．mccormick和f．elliston编（notredame，in：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81），342–48，和spiegelberg，‘thelostportraitofedmundhusserl’，341–2。（胡塞尔的女儿把它挂在她在弗莱堡的公寓墙上，一张肖像画的照片被用来重绘这幅画：参见spiegelberg文章中的插图。）布伦塔诺的文稿：j．c．m．brentano，‘themanuscriptsoffranzbrentano’，revueinternationaledephilosophie，20（1966），477–82，这在479页。（作者是布伦塔诺的儿子。）胡塞尔档案：参见husserl-archivleuven，geschichtedeshusserl-archivs（《胡塞尔档案的历史》），和网站uleuven.be/hua/，以及《胡塞尔全集》文卷的列表，在/hus_。梅洛-庞蒂的来访：vanbreda，‘merleau-pontyandthehusserlarchivesatlouvain’，出自merleau-ponty，textsanddialogues，150–61，这在150–52页；bruzina，‘eugenfinkandmauricemerleau-ponty’，出自toadvine和embree编辑的merleau-ponty'sreadingofhusserl，173–200，这在175页。这部作品有助于理解二人观点的关系。
不被注意的生活世界：husserl，crisis，123–4；亦见于d．moran，husserl'scrisisoftheeuropeansciencesandtranscendentalphenomenology：anintroduction（cambridge＆newyork：cup，2012），178–217。胡塞尔的分析与诸如maxweber和w．i．thomas等社会学家有很多共同点，和alfredschulz也有共同点，他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对外国陌生人的“世界”的破坏的雄辩论文，部分基于他自己作为逃离纳粹主义的移民经验（alfredschutz，‘thestranger：anessayinsocialpsycholog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49［6，1944年5月］，499–507）。胡塞尔也可能受到了文学家jakobvonuexküll的影响，他写了客观世界或不同物种经历的环境。例如，一条狗拥有一个气味丰富，但没有颜色的世界。j．vonuexküll，theoreticalbiology（london：keganpaul，1926）。本体感受：husserl，crisis，107–8；161–4。他者：ibid.，331–2。
熟悉世界、陌生世界和希腊人：husserl，‘theviennalecture’，出自crisis（appendixi），269–99，尤其是279–89。
“我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明白”：marcel，‘ontheontologicalmystery’，在他的thephilosophyofexistence，27。
“我真的相信，我毕生研究中最大……”：danzahavi，‘merleau-pontyonhusserl：areappraisal’，出自toadvine和embree编辑的merleau-ponty'sreadingofhusserl，3–29，这在7页，引用了husserl写给adocfgrimme的信，出版于《胡塞尔全集》中，isokern编，zurphänomenologiederintersubjektivität（husserlianaxv）（1973），lxvi。《索拉里斯星》的海洋：safranski，martinheidegger，78。历史会抓住他们所有人：pol，359。
“什么更好？”：pol，372。“过去常常……治疗他的冻疮”：koestler，scumoftheearth，21。去巴黎的旅程：pol，375；beauvoir，wartimediary，39（1939年9月1日）。
鲁汶大学：vanbreda，‘merleau-pontyandthehusserlarchivesatlouvain’，出自merleau-ponty，textsanddialogues，150–61，这在152页。胡塞尔的骨灰瓮：vanbreda，‘dierettungvonhusserlsnachlassunddiegründungdeshusserl-archivs——胡塞尔手稿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66。肖像画的损毁：spiegelberg，‘thelostportraitofedmundhusserl’，342。伊迪丝和罗莎·施坦因，edithstein，13–15。
施坦因的文稿：ibid.，16。瓦尔哈拉殿堂：‘dieheiligenazi-gegnerin’，süddeutschezeitung（2010年5月17日）。马尔文娜·胡塞尔的下葬：vanbreda，‘dierettungvonhusserlsnachlassunddiegründungdeshusserl-archivs——胡塞尔手稿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66。胡塞尔的骨灰：herbertspiegelberg，thecontextofthephenomenologicalmovement（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81），192n.10，引用自他女儿elisabethhusserlrosenberg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