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中发生了一场危机，两次英勇的营救，以及战争的爆发。
从书名上来讲，胡塞尔未完成的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不如《恶心》那样引人注目。但起首的那个词“危机”，完美地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欧洲。从1922年开始，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分子已经在意大利掌权超过十年。在苏联，随着列宁在1924年去世，斯大林到1929年已经掌握了苏联的领导权。而希特勒则在1933年巩固了第一次选举的胜利果实，使得他的扩张野心日益清晰。1936年，西班牙内战在左翼共和军与弗朗哥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军之间爆发。一切似乎都在密谋分裂欧洲人，把他们引向另一场战争。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尤其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光是战壕里就有大约140万名法国士兵战死。由于很多场战役都是在法国土地上打的，可以说，这个国家真的已经伤痕累累，因此，没有人想看到战争重演。
法国的确有些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战线（actionfrançaise）和更新、更激进的火十字团（croix-de-feu）——但和平主义风气让这些组织的影响有限。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martindugard）在1936年9月写信给一位朋友时，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看法：“什么都行，绝不要战争！什么都行！……甚至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不要逼我，因为我会说：是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法国’！”波伏娃的看法也类似，她对萨特说：“战争下的法国必定会比纳粹治下的法国更糟吧？”但萨特不同意，因为他曾近距离地见过纳粹。像往常一样，他用想象力写下了耸人听闻的细节：“我不希望被逼着吃了我的手稿。我不想让纳粹用茶匙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但到1938年时，已经没有几个人敢对和平再抱希望。那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9月，他开始对高度德意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虎视眈眈——胡塞尔的故乡摩拉维亚就位于其中。英法两国领导人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和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daladier）同意了希特勒最初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特勒视之为更进一步的鼓励，因此在9月22日，他要求行使全面军事占领的权利，而这将会有效地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其余领土开启大门。随之而来的便是所谓的“慕尼黑危机”：一个礼拜期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听收音机和看报纸，唯恐随时宣战。
对于一位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年轻存在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终极的冒犯。战争，就像从桌子上扫落玩具一样，威胁着要清除所有个人的想法和关怀。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盖斯科因（davidgascoyne），当时正担惊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周的日记中写道：“战争最可恨之处在于，它让个体变得毫无意义。”盖斯科因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试着想象轰炸机飞过天空，许多建筑倒塌。眼前灾难的类似景象，也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乔治·奥威尔出版于次年的小说《上来透口气》（comingupforair）里：广告业经理乔治·鲍林走在郊区的街道上，想象着房屋被炮弹炸得粉碎。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鲍林担心，在那之后，将会只有无止尽的暴政。
萨特在《延缓》（thereprieve）中试图捕捉危机中的情绪，这本书是他《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二卷——直到1945年才出版，但故事设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个关键一周。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在努力去适应他们可能没什么未来，而一切也将不复从前的想法。萨特用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dospassos）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借来的意识流方法，从一个人的思想滑入另一个。年轻人鲍里斯（原型是萨特先前的学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算计着开战后他在军队里能活多久，然后推测了他还能指望在死前吃上多少煎蛋卷。在一个关键时刻，当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机听希特勒讲话时，萨特从这个场景退出来，向我们展示了整个法国，然后是整个德国和欧洲。“一亿个自由的意识，每一个都知道墙壁，雪茄一明一灭的烟蒂，熟悉的面孔，而每个都在自己的责任上构建着它的命运。”
书中的尝试并非全都有效，但萨特抓住了那一周的怪异特质，千千万万的人试着习惯开始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的人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工程或操劳。这本书也显示了萨特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在未来的几年里，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当人们被巨大的历史浪潮席卷时，每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独立。
对于萨特个人来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过读海德格尔为自己的焦虑找到了答案。他爬上了《存在与时间》的山麓缓坡，不过直到两年后，他才登上更陡峭的山坡。回头来看时，他回忆道，在那一年里，他渴望“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不仅仅会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圣”。他将此比作了古希腊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人远离了亚里士多德科学的冷静推理，转向了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更个人化和“更直接”的思想方式——“教他们生活”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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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莱堡，胡塞尔已经无法目睹那个秋天的事件，但他的遗孀马尔文娜仍住在郊区的房子里，守着他的图书馆和汗牛充栋的遗稿、文书及未发表的著作。她当时已经78岁，独自一人生活，虽然信仰基督新教，但却被官方列为了犹太人，因此，她极为弱势，但她靠着刚烈十足的人格力量，暂时把危险挡在了外面。
在那个年代初期，也就是她丈夫还活着，而纳粹刚掌权之后，他们曾经讨论过把他的文件运到布拉格，因为看起来，它们在那里似乎可能更安全些。胡塞尔曾经的学生、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愿意协助安排这件事。但幸运的是，事情没办成，因为如果真那么做的话，文件将会一点儿都不安全。
在20世纪早期，布拉格已经发展成一个现象学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托马斯·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塞尔的朋友，他曾说服胡塞尔去跟随弗朗兹·布伦塔诺学习。马萨里克死于1937年，所以没有看到灾难降临到他的国家身上，但在此期间，他做了很多事来促进现象学的发展，还帮助布伦塔诺之前的其他学生在布拉格市档案馆搜集老师的论文。1938年，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布伦塔诺的档案危在旦夕。唯一让现象学家们感到宽慰的是，胡塞尔文稿不在这里。
但弗莱堡也不安全。这座城市靠近法国边境，如果战争到来，可能会率先看到战火。马尔文娜·胡塞尔本来就已经只能任由纳粹摆布：如果他们决定杀进她的房子，那她更无力保护里面的东西。
胡塞尔的《遗稿》及其遗孀的处境，引起了比利时的哲学家兼方济各会修士赫尔曼·范·布雷达的注意。他拟定了一份建议，敦促鲁汶大学的高等哲学研究所支持重要弗莱堡文稿的誊录工作——只能由可以阅读胡塞尔速记文字的前助手来做。鉴于伊迪丝·施坦因已经成了卡梅尔派修女，海德格尔也与他分道扬镳，所以，能做这项工作的人，便只有近几年与胡塞尔一起工作过的两人：欧根·芬克，来自附近的康斯坦茨，但现在住在弗莱堡；以及路德维希·朗德格雷伯，目前在布拉格。
范·布雷达最开始建议就在弗莱堡当地资助这个项目，但在战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这看起来不太可取。他指出，马尔文娜·胡塞尔坚定地继续生活，“就仿佛纳粹政权不存在一样，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她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这确实令人钦佩，但可能会对文稿不利。1938年8月29日，当捷克危机开始酝酿，范·布雷达去弗莱堡会见了她和欧根·芬克；他们一起向他展示了文稿集。他惊叹于手稿带来的纯粹视觉冲击：一排一排的文件夹，装着胡塞尔的约4万页速记手稿，外加一万页已经由他的助手转抄出来的打印或手写稿，而在图书馆里，还有在近六十年里收集到的约2700卷书和数不胜数的论文翻印，胡塞尔用铅笔在上面记满了笔记。
范·布雷达说服马尔文娜·胡塞尔必须有所行动。但回到鲁汶后，他还有另一件说服工作要做：要说服他的同事同意转移并保存那里的文稿集，而不只是远程资助一个项目。做完这一切后，他返回弗莱堡，路德维希·朗德格雷伯现在也到了，把布拉格令人紧张的局势甩在了身后。时间已是9月中旬：战争似乎有可能会在数周甚至几天内爆发。
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转移这批东西。手稿比书更便于携带，而且更重要。但带着几千页纸开车去边境，肯定也不安全，因为所有文稿是用一种看起来不可读的密码写成的。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带到比利时大使馆，然后装在外交邮袋里带出德国，这样就能拥有不受干预的豁免权。但距离最近且有豁免协议的部门在柏林，方向正好相反，得走不少冤枉路。范·布雷达询问了弗莱堡附近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的修道士，看他们是否能隐藏手稿或帮忙偷运出来，但他们不太情愿。后来，一个本笃会修女出面介入：修女安黛儿根迪丝·耶格施米特（adelgundisjägerschmidt）。她来自附近的一个吕贝女修院（liobasistersconvent），之前也是一名现象学的学生，时常无视禁止与犹太人交往的规定，在胡塞尔晚年生病期间去拜访他。现在，她主动提出可以把手稿带到她在康斯坦茨的修女姐妹拥有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靠近瑞士边境，从那里，她说，修女们可以把手稿一小包一小包地逐渐带到瑞士去。
这是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计划。如果行动期间战争爆发，这些手稿可能会随着边界关闭而最终分散于两处，一部分甚至可能会在战争期间遗失。修女们面临的危险也显而易见。不过，这看起来似乎是最可行的选择，所以在9月19日，英勇的修女安黛儿根迪丝把4万页手稿装进三个沉重的手提箱中，乘火车前往康斯坦茨。
不幸的是，尽管她的姊妹愿意暂时存放这些手稿，但她们认为将其偷运过边境太过冒险。结果，安黛儿根迪丝只得把手提箱留在她们那里，回去告诉范·布雷达这个坏消息。
他又想到了那个把手稿带到柏林的比利时大使馆的主意。这就意味着，得绕到康斯坦茨去取手稿，而这一次，他亲自过去了。9月22日——同一天，张伯伦与希特勒举行了会见，并得知希特勒提高了对捷克领土的要求——范·布雷达前往女修院。他拿到这些手提箱后，继续乘夜间列车去柏林。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紧张：战争迫近，三个重重的手提箱里装着看起来像是加密过的文件，一列在黑夜里呼啸飞驰的火车。9月23日星期五早晨，范·布雷达抵达柏林，并把这些箱子委托给了市中心外的一座圣方济各修道院，然后去了大使馆——但得知大使不在，也没人能拍板决定。不过，下级官员同意在此期间帮助照管这些箱子。
因此，事情又落到了圣方济各修会修道士们的身上，又回到了大使馆里的手提箱上。最终，9月24日星期六，范·布雷达看着它们被锁进大使馆的保险箱后，回到弗莱堡，接着又离开德国，到了鲁汶。他随身带了少量文本，以便尽快启动誊录项目。令他大松一口气的是，边境卫兵连看都没看这难以理解的手迹，就摆手示意他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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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这场欧洲危机得到了解决——但只是暂时。9月29日，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安排了一次会面，与会者是希特勒、达拉第和张伯伦。9月30日凌晨，当达拉第和张伯伦向希特勒提出的更高要求让步时，房间里没有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次日，德军进入苏台德地区。
张伯伦得意扬扬地飞回英国；达拉第则充满羞愧和恐惧地飞回了法国。下飞机时，欢呼的人群迎接他，但据说他却咕哝着说了一句：“一群白痴！”——反正萨特听到的似乎是这样一个故事。最开始的宽慰感一旦过去后，法国和英国的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协议能否持久。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很悲观；波伏娃更愿意寄希望于和平会占上风。针对这件事，他们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但和平协议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它削弱了把胡塞尔的文件运出德国的迫切性。直到1938年11月，其中的大部分才从柏林运到鲁汶。当手稿到达，被放在大学图书馆后，图书馆还自豪地举办了一场展览。没有人知道，两年之后，德军将会入侵比利时，而这些文件也将再次面临险境。
那年11月，范·布雷达再次回到弗莱堡。现在，马尔文娜·胡塞尔已决定申请签证，准备去和她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团聚，但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此期间，范·布雷达安排她搬去了比利时。1939年6月，她抵达鲁汶，最终与春天时已经搬去那里并开始工作的芬克和朗德格雷伯会合。她带来了一大批物件：她的家具，胡塞尔的全部藏书（装了六十个箱子），他的骨灰瓮，以及一幅他的画像——由弗朗兹·布伦塔诺和他的妻子艾达·冯·李本（idavonlieben）共同绘制，是胡塞尔结婚之前送给他的订婚礼物。
与此同时，布伦塔诺的文稿——仍存放在布拉格的一间档案馆——也经历它们自己的冒险。1939年3月，当希特勒在从苏台德地区向前开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时，一帮档案工作者和学者搜集了大部分论文，并秘密乘坐最后一班离境民用飞机，将它们带出了这个国家。最终，这些论文到达了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存放在那里。少数落下的文件，被德国士兵扔到了办公室的窗外，基本上都遗失了。
胡塞尔的档案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现在，大多数仍然与他的藏书一起存放在鲁汶。这些文档已经让研究人员忙了七十五年以上，并以《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为题出版了一个选编版。迄今为止，这部文集包括了42卷著作选、9卷的附加“材料”、34卷各种文件和信函以及13卷的官方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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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去鲁汶看档案的是对胡塞尔的早期作品十分熟悉的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在《国际哲学期刊》（revueinternationaledephilosophie）的一篇文章里读到有关这些未发表手稿的消息之后，于1939年3月写信请求与范·布雷达神父一会，继续研究他特别感兴趣的知觉现象学。范·布雷达热情欢迎了他，而梅洛-庞蒂则愉快地在鲁汶度过了4月的第一周，沉浸在胡塞尔曾打算加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去的那些未编辑和未发表的部分。
胡塞尔晚期的这些作品，与早期作品在精神上十分不同。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它们显示了胡塞尔在晚年中，开始远离他对现象学那种内在、唯心的解释，转而朝向了一幅不那么孤立的图景：人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存在于世界中，沉浸在感官体验里。梅洛-庞蒂甚至怀疑，胡塞尔吸收了一些来自海德格尔的思想——这种解释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当然，他也可能受了别的影响：有可能来自社会学，也可能来自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vonuexküll）对不同物种如何体验各自“环境”（umwelt）的研究。但不论来源是什么，胡塞尔的新思想，包含了对他所说的lebnswelt（生活世界）的反思——也就是社会、历史和现实语境，虽然我们在其中进行活动，但却常常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注意它们。虽然我们的身体很少需要有意识的关注，但那种“被具身”（beingembodied）的感觉几乎是我们所有体验的一部分。当我四处走动或伸手去抓东西时，我会感觉到我的四肢以及我的身体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从内就能感受到我的手和脚，而不必照镜子去看它们是如何摆放的。这就是所谓的“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感知到自身——这是经验的重要一方面，但我往往只在出差错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当我遇到其他人时，胡塞尔说，我也无疑会认为他们是存在者，有着“他们自己的周围世界，围绕他们活着的身体周围”。身体、生活世界、本体感受和社会环境，都被整合进了现世存在的肌理之中。
难怪梅洛-庞蒂会在胡塞尔的新研究兴趣中看到海德格尔“在世存在”哲学的迹象，以及一些其他的关联之处。比如，胡塞尔的后期作品表明，他曾思考过文化和历史的漫长进程，就像海德格尔一样。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巨大区别：海德格尔论存在的历史时，他的著作中泛着一种对家园时光的渴望，哲学可以被追溯到这个失落的时代或地方，并且可以从那里开始重建。海德格尔常常在脑海中浮现的梦想家园，是他孩提时代有着茂密森林的日耳曼世界，以及其中的手工技艺和沉默的智慧。在别的时候，它又让他想起了古老的希腊文化，认为这是最后一段对人性进行过正确哲学思考的时期。当然，海德格尔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希腊迷住的人，这在当时，是一种德国人中的狂热。但其他德国思想家往往会重点关注公元前4世纪时哲学与学术的繁荣，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把那段时期视为一切开始误入歧途的时刻。对他来说，真正与存在建立联系的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诸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西曼德。不管怎样，海德格尔书写德国和希腊的那些著作，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那就是这个人渴望回到森林深处，回到童年的天真之中，回到思想纷乱的弦音最初被搅动起来的黑暗水域中，回到那种每个社会都简单、深刻和诗意的时代。
胡塞尔没有寻找这样一个失落的简单世界。他写历史的时候，会被更为复杂的时代吸引，尤其是那些各种文化通过旅行、移民、探险或贸易产生碰撞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他写道，生活在单一文化或“熟悉世界”（home-world/heimwelt）里的人，遇到了来自“陌生世界”（alien-world/fremdwelt）的人。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是熟悉世界，而其余的则是陌生世界。相遇后的震撼是相互的，而这会让每一种文化都领悟到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的世界绝非毋庸置疑。一个希腊旅人发现，希腊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希腊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印度和非洲的世界。明白了这一点，每种文化的成员就会理解，一般来说，他们是“世界内的（worlded）”人，不应该认为任何事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跨文化接触一般都是好的，因为这可以激起人们去反思自我。他猜测，哲学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腊，并非像海德格尔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希腊人与他们自己的存在有一种深刻、内省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商人（尽管有时候颇为好战），可以经常遇上各种各样的陌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