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给自己一个强度适中的认知任务。例如想想这周的日程，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认知任务不能太简单也不能太难。当事情太过简单，例如刷牙、洗脸、洗澡、走路、骑车时耳虫是最容易乘虚而入的。但当事情太难时，效果可能也不好。例如让你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等太深太广、且无法获得及时反馈的难题，反而会适得其反。
另外，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也设计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耳虫驱散法。那就是以每秒一次的速度，在大脑中生成随机数，注意数字不能重复出现。
5.让耳虫再飞一会儿。这种放任自流的做法，刚好与前面几种积极的应对方法相反。从耳虫的认知瘙痒理论可知，我们几乎无法靠意识去克服某种意识的产生，因为这会让自己陷入越克制越忍不住去想它的困局。
倘若耳虫来势汹汹，我们在想方设法地消除它们，但很多人在采取措施后还会去检验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这样做的后果是，耳虫很可能就卷土重来了。所以此时，想阻止一种意识产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采取任何积极的应对方法，什么都别干。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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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他揭开了迷信的心理机制，却无法破除自己被传虐童的谣言迷信
不可否认，断章取义是现代人容易犯的通病。人们往往在尚未了解事实前，就被情绪牵引着站好了队。即便最后真相并非人们所想，大众的看法也难以彻底扭转。至今仍有人坚信斯金纳（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将亲生女儿虐待至死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个天大的误会来自1945年斯金纳发表在《妇女家庭》（theladies’homejournal）杂志的一篇报道。大概是为了博人眼球，这篇文章被命名为“箱子里的孩子”，并且附上了配图。不少人一看到文章题目和图片，就立马联想到他是在拿自己的亲闺女做人体实验。
无独有偶，斯金纳还将这项发明命名为“子女控制机”。有人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冷冰冰的箱子，孩子在里面长大势必会身心受到摧残。不知什么原因，一则关于斯金纳拿女儿做实验，女儿长大后成精神病并自杀身亡的流言在街头巷尾传开了。之后，舆论如千斤重的巨石压在这位颇负盛名的心理学家身上，差点儿使斯金纳身败名裂。
但事实上，那个箱子里的女儿成长过程很顺利，还成了伦敦街头的艺术家。为了帮父亲澄清，她不得不一再地在各种场合露面，证明自己活得很好。在那篇被人们误解的文章里，斯金纳其实是在向广大父母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出于方便照顾孩子的目的，他和妻子才设置了这么一个婴儿箱。相应地，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拿小孩进行实验。与人们所想象的冷冰冰的箱子不同，斯金纳的这个婴儿箱和普通的婴儿床区别并不大。为了让女儿健康成长，他们还在里面额外设置了温度调节器，吊上许多玩具。这样一来，当他们无暇照顾女儿时，女儿也可以自己玩耍。至于斯金纳的女儿，则从小到大都十分敬爱自己的父亲。
可谣言一旦形成之后，就很难被消灭了。
即便他的女儿一再出面发文澄清，但很多人以她的“死亡”为由，拼命谴责斯金纳。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声讨斯金纳的文章以及他女儿的“死讯”就会再次出现。这令斯金纳的女儿十分愤怒。毕竟明明还在这世上活得好好的，谁乐意整天被人说死了。
不过，斯金纳本人对人们的做法倒也习以为常。他深知人们一旦对谣言信以为真后，便不会在乎真相究竟是什么了。除了热衷于轻信谣言之外，人们还常常迷信他人。我们知道纵使科学再进步，总会存在一些愚昧迷信的人。他们会盲目相信某个所谓“大神”的话。明明一眼就看出是两件毫无相关的事情，偏偏要硬扯在一起。
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如此热衷于迷信和盲从呢？斯金纳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用一系列实验揭开了迷信产生的核心机制。不过在讲述这个机制前，还得先了解家喻户晓的斯金纳箱以及老鼠实验。过去，人们一直认为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无法改变的。巴甫洛夫流口水的狗，就颠覆了这一传统观念。他用实验证实了动物的本能行为其实具有很高的可塑性。斯金纳心想，既然本能行为能控制的话，那有意识的非本能行为能否被控制？要是有这种可能的话，迷信是否与此有关呢？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他打造了这个“斯金纳箱”。这个箱内设有一个控制杆，只要这个杆子被按压，就会有食物被投递进箱子里。当一只饥肠辘辘的老鼠无意中碰到控制杆，老鼠便会获得食物的奖励。若干次之后，老鼠就学会了有目的性地按压控制杆来获取食物。类似地，当给不按控制杆的小鼠电击，它们也会获得按压控制杆的条件反射，以此来逃避电击的痛苦。通过这个实验，他成功验证了动物的非反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
值得一提的是，实验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美丽的意外：
当实验室的老鼠食物快不够用了，斯金纳便临时改变了箱子的策略。它不再是当老鼠按压控制杆就给奖励，而是每一分钟只给一次奖励。这也意味着，老鼠可能按一次就能获得食物，也有可能需要按几十次才能获得食物。结果斯金纳发现这种随机的奖励，非但没有减少老鼠按压控制杆的次数，反而增加了按压次数。在后期的既有行为消除过程中，奖励不规则的情况下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了。由此可见，随机的奖励结果，才能激起最强烈的反应。
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斯金纳提出了“操作条件作用”这一概念。在斯金纳看来，在人和动物的各种行为中，更多的是操作性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哪些行为会持续保持，哪些行为最终会消失，只取决于做出这些行为后得到的是何种强化（奖励or惩罚）。其中，间歇性的奖励还能使动物的行为更加持久。这也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各种间歇制奖惩制度的原型。比如老虎机，则像极了专门为人类设计的“斯金纳箱”。
有了老鼠实验的基础，斯金纳便想，人相信某些迷信的行为是否跟某些被强化的刺激存在联系，即便这两者情况毫不相关？于是，斯金纳将老鼠换成了鸽子，并对实验进行了改进。这一次，不管鸽子在箱子里面做什么，他都设定每隔15秒落下食物。换句话说，鸽子每隔15秒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一份奖励。若干次之后，他发现每只鸽子居然在进食前会重复出现某种怪异又有规律的行为。斯金纳在报告中写道，8只鸽子中的6只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反应。
“它们有的会拿头去撞箱子，有的会不断地仰起脑袋，有的用头去撞装置，有的不停地轻啄地面，有的逆时针转圈，还有的在摇头。”
要知道，这6只鸽子的行为都是在此前从未被观测到的。这也反映了这些新的行为和鸽子得到食物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偏偏它们表现得却更像是认为做出这些行为就会产生食物似的，简单来说，它们变得“迷信”了。
那么，如果两次强化之间的间隔被拉长了，又会发生什么呢？斯金纳便选了那只摇头的鸽子继续实验。斯金纳特意将食物掉落的间隔时间从15秒慢慢扩大到1分钟。结果发现那只鸽子一直不停地摇头，像在跳一种怪异的舞蹈。这也就意味，这只鸽子确实认为毫不相关的摇头与获得食物产生了关系。这就好比古人前去拜神下雨。当偶然几次成功之后，他们便会把拜神与下雨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联系在一起。之后，一到想要求雨的时候，便会去拜神祈福。
那我们要怎样消除鸽子这种类似迷信的行为呢？斯金纳想出的方法很简单，无论它摇多少次头，都坚决不再给它食物。猜猜看，它会不会放弃这种行为？果不其然，鸽子的热情慢慢退却，类似迷信的行为逐渐消退，最后完全消失。然而可怕的是，这只“跳舞”的鸽子在这种反应完全消退前，反复试探了一万多次。可以想象，迷信行为一旦建立之后，要想彻底消除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而关于斯金纳女儿的谣言，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在人们印象中根深蒂固的。早在斯金纳声名鹊起时，民间也不乏对他的恶意中伤，声称他借着斯金纳箱虐待小动物等。很自然地，当婴儿箱的图片出来之后，人们也很快就迷信他虐待女儿的谣言了。但事实上，斯金纳是一个好父亲。
而他的斯金纳箱并非拿来虐待动物，而是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将行为心理学推向了顶峰。他创造的新行为心理学理论，至今仍影响着很多人。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心理学研究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
一方面，以弗洛伊德为主的精神分析仍处在重要的统治地位。他们对待精神病患者要么采取“心诚则灵”的方式，要么不断地让患者回忆过去，揭开伤疤。这些主观臆测的方式几乎对患者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行为主义先驱华生掀起过一场以实验为基础的行为心理学革命。但是由于他拿婴儿做实验的方式太过激进，很快就遭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眼看心理学走向科学的道路即将覆灭之时，正是斯金纳的出现挽救了这一局面。他改革了激进的行为主义，创造了自己的操作主义理论，重新将行为主义拉回正轨。
斯金纳是一个积极的社会实践家，将自己的理论推广到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首先是矫正精神病人的行为。他提出可以不断通过对精神病人的奖励，改善他们各种不适的行为。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与此同时，斯金纳还将其推广到教学教育领域。
在斯金纳箱的基础上，他设计制造了风靡一时的程序教学机器。使用这种机器的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设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进度；而机器可以及时反馈学习情况，学生可以此调整自己的学习活动。这也是今天计算机教学的雏形。由于他的设计在实践应用中颇有成效，他在学术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美国心理学会也先后于1971年和1990年授予他金质奖章和毕生贡献奖。
2002年6月，一项心理学界调查将斯金纳列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迄今为止，他的思想仍在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等众多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不过，斯金纳也同样遭受到广泛的争议。出于种种原因，有人对斯金纳顶礼膜拜，也有人对斯金纳不屑一顾，但那些仅凭虐待女儿的谣言就将斯金纳视为恶魔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
然而现实就是如此，揭开迷信真相的大心理学家，却无法摆脱人们迷信他虐女的谣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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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这些心理实验告诉你，为何关系不好毕业时还要痛哭一场？
你有没有经历过军训结束后，大伙对教官依依不舍，哭得不能自已的场面？又或者是在毕业晚宴上，同学们抱头痛哭，恍如经历一场生离死别的情景？那一刻，你若是看到某个人无动于衷，可能还会认为对方冷血。可如今，同学大多不再联系，也早就忘记了教官长啥样。仔细回想，你当时之所以会哭可能并不是因为感情深厚，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哭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恭喜你，那时的你已经陷入“刻奇”（kitsch）的陷阱中去了。
所谓“刻奇”，原义指的是美学范畴的低俗品味，后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将其引申为人性中软弱的自我欺骗。它指的是廉价的、不真实的情感体现，目的是感动和讨好自己。比如，你哭不是真的伤心，而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应该要伤心，并通过伤心来取悦自己。“刻奇”过去是指类似于个人的矫情，如今逐渐演变成了集体无意识的情感膨胀。我们在感伤的同时，会把它打造成某种崇高的情感，并借此来“绑架”别人。
比如“今夜我们是××人”等众口一词的表达就是集体“刻奇”的体现。
这一切背后更多的是我们的从众心理在作怪。
“从众”几乎可以被用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消费、恋爱、就业、投资，等等都能搭上从众的顺风车。如果你心里清楚做某件事对自己意义不大，且在你的圈子里做这件事的只有你一个人，那你绝不会去做这件事。比如考某个含金量低的证书、报某个技能培训班，等等。一旦周围人都跑去做时，你也下意识跟着去做了。没错，从众现象在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可人类对从众的认识却始终停留在云里雾里的状态。从众跟生物的进化有何关系？它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行为吗？刻意抵制从众就不是从众了吗？对此，科学家们也在不断进行着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突破。为了更清晰地认识从众现象，让我们先来重温历史上最经典的从众研究——阿希实验（aschexperiment）。
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设计了一项知觉判断的实验。他邀请了一群在校大学生充当被试者。实验的操作非常简单，他会给被试者两张画有竖线的纸片。要求被试者大声说出右边3条线段中哪条跟左边的线段一样长。显然，连小学生都能很快看出正确答案。
不过，阿希在实验的过程中耍了点儿小手段。他安排6个研究助手和被试者同时参加测试，并重复18次。在前两次测试中，助手们和被试者会给出统一的正确答案。从第三次测试开始，这6个研究助手便开始从中作梗。他们会故意在被试者回答前说出一个统一的错误答案。剩下的15次实验中，助手们会选11次实验上演同样的戏码。那么，想象一下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做？是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说出和其他人同样的答案？也许你会想，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果断地选择前者。接下来的实验结果却着实令人大吃一惊。研究发现，有37%的人会跟随大流说出错误的答案。78%的人至少出现了一次从众。只有大约25%的人能自始至终保持独立，从未有过一次从众选择。
事后进行调查回访时，不少被试者表示自己清楚答案是错误的，但脑袋里却会有一种声音迫使自己要跟其他人一样。阿希实验表明，个人容易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就算明知是错误的，一个人仍可能做出和多数人一样的选择。为了了解群体人数对个体从众的影响，阿希还改变了实验变量。结果发现当只有一到两名假被试者时，被试者基本不会受其影响，但一旦有三名或是更多的假被试者时，则会使被试者个人产生一定的从众倾向。因此，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从众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不只是人类，动物界从众行为也并不罕见。比如我们熟知的行动非常统一的鱼群。
科学发现，它们一起游动并不全是为了觅食或调节水温，更多的不过是随大流而已。因为如果特立独行的话，就容易置身于危险的境地，甚至丧失性命。类似的例子，还有鸟群、蜂群、蚁群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动物的从众是出于生存压力的一种本能行为。
那么，我们人类又为什么喜欢从众呢？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从众主要是群体压力导致的。当处在一个集体中，做出与众不同的行为容易招致他人的排挤，甚至是孤立。要知道，很少人能在自己的团队中长期忍受厌恶而无动于衷。为了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喜欢和认可，我们往往会自主地选择从众。此外，从众还可能是因为群体会提供有用的价值。这也反映了我们容易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并热衷于将他人的言行作为行动的参照。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群暗示还可能会以集体妄想的荒诞形式出现，也就是，自发地散播错误信念，甚至表现为“群体癔症”。
比如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流传着“人是由动物所附身”的谣言。于是，一个信以为真的修女某天开始像猫一样喵喵叫。后来演变成了每天在特定的时间里所有的修女都像猫一样叫。更加荒谬的是，当修道院里的某个修女开始咬她的同伴后，那里所有修女都开始互相啃咬。之后，啃咬的狂热还扩散到了其他修道院，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又比如说当学校、军队等集体场合中，人们纷纷说自己患上了某种疾病。当一个人说自己恶心胸闷时，其他人跟着说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但仔细检查后，却没有任何人发生器质性的病变。无论是修女们学猫叫，还是集体患病，这都是群体性妄想的一种。而这些现象便是由人群暗示引起的，并在行动上进行了模仿。显然，这些暗示是人的一种不自主行为。
那么，由人群暗示导致的从众是否也是一种不自主的选择呢？
2005年6月，美国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biologicalpsychiatry）的最新论文给了我们肯定的答案。他在阿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将判断竖线换成了三维物体。与此同时，他们会将被试者放置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机器中，以此来跟踪被试者大脑的活动变化。实验时，他也重新上演了阿希实验同样的戏码。群体中的其他人会故意给出错误的答案来误导被试者。果不其然，被试者也有41%的次数与群体所给出的错误答案保持一致。
当其他人都说这两个三维图形一样时，被试者该做何选择？实验过后，伯恩斯便着手分析大脑活动的变化。如果从众是自主选择的话，那么管理意识决策区域将会发生改变。结果却显示，当他们做出从众选择时，前脑并无变化，而是右侧顶内沟的活动增加了。要知道，那里正是一个致力于空间知觉意识的区域。也就是说，从众时大脑没有进行决策，而是经历了感知的转变。就好比他听到别人说三维形状是正方体，那么他的大脑就自动“看到”一个正方体。
那些违背群体做出独立判断的被试者，其意识决策区域也没有发生变化。他们做出抉择时显示与情绪逻辑有关的右侧杏仁核和尾状核区域被激活了。对此，伯恩斯认为他们需要坚持继续采用逻辑面对强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多数派的答案看上去会比我们自己的看法更有吸引力。不过，如果这种社会压力非常明显，人们常常会进行反抗。
这种感觉在生活中也并不陌生。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特性，有时我们还会特意寻求与别人迥然不同的观点。比如当被强制要求做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倾向于反抗。当我们和其他人太不一样时会感觉不舒服，但一旦我们和周围的人完全一样的话，也同样会产生不适感。这种不适感容易将我们推向另一个极端：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比如对于开头提到的“刻奇”，当下也有许多人举起了反刻奇的大旗。但如果这种做法不是出于客观看法与评价，而是用反对来标榜自己的独特，那么，反刻奇其实也是一种“刻奇”。
如果从众是大脑不自主的选择，那么避免从众也是我们挑战本能的表现了。前提是这样的挑战还得建立在我们保持独立思考的基础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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