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为贾似道所笼络、重用，而最终抛弃了他的南宋大官，大多在仕元之后埋首著述，此辈往往对贾似道进行肆意谩骂，并将南宋灭亡的责任归结于其一人身上。
奸臣叙事源远流长，其核心原因就是，让贾似道这样的奸臣背上亡国的所有罪责，是最便捷、最易于阐释、最顾及君臣大义、最容易被传播，也最能迎合民间情绪的“顾全大局”之举。
这样似乎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我们本来可以轻松打败外敌，但奸臣当道，以致大局糜烂。
汉奸叙事也是类似的逻辑。鼓吹者沉醉于这样一种情境：内有奸臣作祟，外有汉奸横行，因此国将不国。
有了这样简单畅快的叙事，一个人不懂历史细节，不知元朝为何物都没关系，他一样可以畅谈宋蒙战史，批评奸臣误国时，还能显得他大义凛然。
但至于张弘范等人是不是符合汉奸标准，就无人关心，也不重要了。出身河北的张弘范自生下来第一天起就在蒙古治下，没做过一天宋人，他为蒙古打仗又奸在何处？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倒算是某种“奸”，但他一出生就是金人，还为金国与蒙古打过仗，后来被俘归降蒙古，因此张柔没做过一天宋人，和“汉奸”也扯不上任何关系。
在奸臣和汉奸叙事的影响下，连忠臣叙事也变形了。
我对南宋亡国时的那些忠臣，比如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人充满敬意。文天祥的伟大无须多言，但遗憾的是，高大全式的塑造方式也在让我们远离一个真实的文天祥。正如元史学者姚大力先生所言：
文天祥之死，并不是出于今天许多人以为他之所以要死的那种民族主义立场……我们不应该把他原来没有的那种意识硬塞在他的脑子里，然后再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
可以有民族主义叙事，但不要单一民族叙事；可以有南宋视角叙事，但不要南宋中心主义叙事；可以有道德叙事，但不要奸臣和“汉奸”叙事。
阅读历史、思考历史、写作历史，目的之一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充满敬畏，保持开放心态，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每一种主张仔细论证，做好一旦有了更确切的事实，就随时推翻前见的准备。
我会随时这样提醒自己，也希望用我的写作，随时提醒我最敬畏的读者们。
我们都希望自己生活的世界更好一点，不是吗？
这本书照例献给我的妻子冰和女儿栖约，愿我们都宽容地看待彼此，看待我们的生活与世界。
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