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由单一情绪主导。多元的历史叙事，是我写作《崖山》这本书的初衷之一。毕竟，写作是一件苦事，没有一点情怀驱动，很难废寝忘食。
我想尽力规避的第二种叙事，是南宋中心主义叙事。
好看的历史应当是由多元视角构成的，但具体到南宋亡国这段历史，流行的历史叙事往往都聚焦于南宋，从而遗忘了一个常识：南宋衰亡的另一面，是元朝的崛起。
于我而言，写作《崖山》最大的难点也是元史。在历史学内部，元史可能是最让从业者有“隔行如隔山”之感的一个朝代史。但再难、再有压力，我都时刻提醒自己：既然要写《崖山》，写南宋亡国，怎么可以不去努力学习和探究元史呢？
缺乏元朝视角的南宋衰亡史，天然就容易堕入单一叙事。
我不讨厌宋朝，在某种意义上我也算是一个“宋粉”，宋朝政治相对于其他帝制时代的宽容与开放，令人心生向往，令我心甘情愿地“牺牲”部分客观。但这不等于，你在思考和写作南宋衰亡史时，可以将元作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他者，作为一个不想探究的毁灭方。
元朝视角的难点之一，最有魅力之处可能在于，成吉思汗开创的大蒙古国，与忽必烈开创的元朝，虽有其天然的历史传承，但二者远不是一回事。回到历史现场，在蒙古人内部，人们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一向充满疑虑，对忽必烈建立中原王朝的努力更是不以为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国路线，为此也引发了漫长的蒙古内战。
但这与南宋衰亡史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万千重。当即位前的忽必烈在鄂州城下与贾似道缠斗时，当做了皇帝的忽必烈倾力灭宋时，来自蒙古人的军事挑战令忽必烈如坐针毡，不惜放缓灭宋大业也要先致力于蒙古内战。
没错，对忽必烈而言，蒙宋战争并不是他优先考量的，南宋更算不上什么大敌。
这是南宋亡国的重要真相之一：元与南宋从来就不是同一个体量的对手。
以此而言，南宋在对元战争中的抵抗，尤其是襄樊之战中的坚韧，更加令人心生感佩。面对这样一个疆域之广阔在人类历史上都无与伦比的大国，南宋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还有那句话，过分贬低敌人，其实贬低的是自己，特别当己方是输家的时候。
这里就牵涉到我想避免的第三种叙事：奸臣和“汉奸”叙事。
如果不考量蒙、宋双方的实力差距，不去细究两宋深入肌理的一些体制痼疾，而简单粗暴地将亡国罪责往所谓的奸臣和“汉奸”身上一推了事，那就不是什么体面的读书人了。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愤愤不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