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天祥的“遗民”立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人的人生选择中交叉印证。
其一，文天祥的幼弟文璋。本书前文曾提及，文天祥曾鼓励文璋弃元官归隐，所谓“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使千载之下，以是称吾三人”。
其二，文天祥的嗣子文陞。文天祥的两个儿子或殒命或下落不明后，文璋将次子文陞过继给哥哥以继香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时，文陞出仕，官至集贤院直学士，去世后还被仁宗追封为蜀郡侯。文陞之出仕，可证遗民不世袭的观念。
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录了一件有关文陞的逸事，读之意动：
至元间，宋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
其三，文天祥的挚友邓光荐。南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原本作为俘虏与文天祥共同被押送大都，至建康因病滞留，后被元人释放，以在野之身隐居民间，写下《文丞相传》《文丞相督府忠义传》《哭文丞相》等歌颂忠义的诗文。据《元史·张珪传》，文天祥就义那一年，邓光荐做了张弘范之子张珪的老师，张珪后官至平章政事，封蔡国公。
邓光荐没有选择死节，甚至做了张弘范之子的老师，这些都无碍于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南宋遗民。
其四，与文天祥齐名的谢枋得。与文天祥一样，谢枋得在南宋末年也主持了多年抗元战事，兵败后，谢枋得隐居福建，教书度日。
元廷先后五次派人召他入朝为官，谢枋得均严词拒绝。谢枋得曾如此解释自己拒绝入仕的立场：“且问诸公，容一谢某，听其为大元闲民，于大元治道何损？杀一谢某，成其为大宋死节，于大元治道何益？”谢枋得的立场很鲜明：只要元朝不逼他出仕，他可以选择作为元朝闲民而活下去；倘若逼迫其出仕，失忠宋之节，便“惟愿速死”。
宋亡十年后，谢枋得终于迎来了生死抉择时刻。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冬天，福建参政魏天祐强迫谢枋得入大都为官。《宋史·谢枋得传》记录下了传主死节的一幕：
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师，问谢太后欑所及瀛国所在，再拜恸哭。已而病，迁悯忠寺，见壁间《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犹尔，吾岂不汝若哉！”留梦炎使医持药杂米饮进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弃之于地，终不食而死。
谢枋得与文天祥同为江西人，同年进士及第，因忠义被后人并称为“文谢二山”。谢枋得没有因不求死而隐居被诟病为“苟且偷生”，那么，对文天祥“黄冠归故乡”的可能性也可以更宽容点吗？
终身隐居不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不少南宋士大夫曾试图如此，但在元廷的尽心竭力且带有强迫性的征召下，他们并没有像谢枋得这样求仁得仁。
赵匡胤第十一世孙赵孟頫宋亡后蛰居在家，屡次拒绝仕元，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还是同意出山，赴大都觐见忽必烈。据《元史·赵孟頫传》，忽必烈见他“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特命他负责起草诏书。
而《元史·叶李传》还记载了曾领衔上书攻讦贾似道的京学生叶李，他在元军入临安后隐居富春山，起初也屡拒征辟，但仅仅一年后，便在半推半就中仕元，成为忽必烈的亲信重臣，得到世祖“其性刚直，人不能容，而朕独爱之”的褒扬。
文天祥起兵勤王时，有一名同为庐陵人的太学生王炎午追随于侧，但因“父殁未葬，母病危殆”，很快离军归家。文天祥五坡岭被俘后，王炎午就一直殷切等待着文丞相的死节消息。久等不至后，他慷慨淋漓地写下了著名的《生祭文丞相文》，上来第一句就是：呜呼！大丞相可死矣！
王炎午堂而皇之地自曝动机：“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如此坦荡，倒也是非常之人。
祭文写好后，王炎午与友人一起誊录了数十份，在文天祥被押解大都的交通要道上四处张贴，“冀丞相经从一见”，可谓用心良苦。
这位唯恐文天祥不速死的王炎午，再也没有参与抗元一天，更没有选择死节。他在“岁岁东风岁岁花。拼一笑，且醒来杯酒，醉后杯茶”中，一直活到了1324年，以七十三岁寿终正寝于家中。
此时，文天祥已殉难四十一年。
不过，王炎午本人倒也算一名极合格的遗民，宋亡后隐居乡里，终身不仕元，大节无亏。这样的遗民人生，或本也是文天祥的心愿。
文天祥不是为哪个“道旁儿”而死，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也为了那些律他式的道德压力，或悒悒不乐，或百口莫辩，但他最终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与内心坚持而慷慨赴死。
文天祥应对诸葛亮《后出师表》心有戚戚，最末一句是：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