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是否不得不死？或者说，文天祥是否有过不死的想法？
《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段令很多后人或困惑或愤懑的叙事：
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这段话的风暴点是文天祥的这句表态：“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按照《宋史》这一段的说法，如果元朝可以放文天祥回家，不强迫为官，从此做一介平民，这是他可以接受的。今后元廷若有事，文天祥甚至也愿意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帮着出出主意。
那么，如何解释文天祥之死呢？
从文天祥以上这段话出发，姚大力先生接着阐发称：
如果元朝能把他当作一个平民放归乡里，这便是文天祥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种安排。他在等，也包括在等待这样一种可能性。可是元朝没有给他这一选项。元朝给他的选择，始终只有两项：在元朝做官（忽必烈认为从南宋入元的人当中，能做他的宰相的，只有文天祥）；或者被处死。要他在元朝做官，这是文天祥万万不能同意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毅然选择了后者。
不少人认为，《宋史》这段“黄冠归故乡”的叙事有违春秋大义，蓄意破坏文天祥全忠全节的形象，进而斥之为构陷捏造。
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十月的考异中激烈批评《宋史》“黄冠归故乡”之说：
按天祥对博罗（孛罗）之言，唯求早死，岂复有黄冠归故乡之想。论者以为必留梦炎辈忌天祥全节者，因积翁有请释为道士意，遂附会其语以诬天祥耳，今不取。
毕沅的观点很清晰，《宋史》这段话乃诬陷文天祥，是假的。
毕沅的“辩诬”自然有其道理，据邓光荐的《文丞相传》：
是时南人仕于朝者，谢昌元、王积翁、程飞卿、青阳梦炎等十人，谋合奏，请以公为黄冠师，冀得自便。青阳梦炎私语积翁曰：“文公赣州移檄之志，镇江脱身之心，固在也。忽有妄作，我辈何以自解？”遂不果。
《文丞相传》这段与《宋史·文天祥传》有两处异同。其一，《宋史》是留梦炎，这里是青阳梦炎，两人都是投元宋臣，此处异同这里就不展开了；其二，“黄冠归故乡”是王积翁等人提议的，而不是文天祥自己要求的。
有人据此推论，《宋史·文天祥传》是张冠李戴了，将王积翁等人的提议，误作文天祥之语。
有没有这种可能？当然有。
但这是一个开放性的“或然”问题，直接将《宋史·文天祥传》的“黄冠归故乡”之说斥为诬陷，恐怕是太武断了，也是意识形态先行了。
即使依照《文丞相传》的逻辑，也并没有完全推翻《宋史·文天祥传》的说法：王积翁们提出了“黄冠归故乡”，但也未指明文天祥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文天祥接受了呢，那不就是和《宋史》殊途同归了？
也有学者认为，《文丞相传》的记载“或为英雄讳”。“黄冠归故乡”之说，绝非空穴之风。
再比如，还有说法认为，“黄冠归故乡”之说是编纂《宋史》的元朝史臣刻意伪造，为的是褒元贬宋，且不论这一说法证据严重不足，可能更关键的是，如果文天祥都愿意“黄冠归故乡”了，忽必烈还苦苦逼他做元朝的官，最终逼得文天祥赴死，这恐怕不是“褒元”，而是“贬元”吧。
以上这些探讨都说明，《宋史》“黄冠归故乡”之说，其真伪是一个开放性的、待解决的学术问题，目前充其量只能说是被质疑，远说不上被推翻。
更有意义的探讨是，如果文天祥的确提出“黄冠归故乡”，那么，那些持否定意见者是否能接受？或者说，他们是不是拒绝接受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姚大力先生认为，文天祥之死，是作为宋朝遗民不仕新朝之死。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文天祥具有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民族主义立场，这样看似是在拔高文天祥，实际上却是对他真实形象的歪曲和侮辱，装模作样地去歌颂一个虚假的文天祥：
文天祥……这些人所表达的，是一种“遗民”立场。在一个王朝已被新建立的王朝取代的时候，它是一种针对曾在前一个王朝做过官员的人们的道德约束。这一约束并不要求“遗民”拒绝甚至反抗新王朝的统治，也不要求他们天天伸长脖子朝着新政权吐唾沫，只要求他们不能再进入新王朝的各级机构里担任正式官员。因为他们都已在旧朝受过“恩典”，所以终身不能背叛这一恩典。遗民身份并不妨碍具有这种身份的人在新王朝统治下当一名普通老百姓。而且这种身份及身而止，不遗传给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