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身兼双重身份，总领南宋海外贸易，他及蒲氏家族又是南宋首屈一指的海洋巨商，几乎垄断了南宋同海外的香料贸易。史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
蒲寿庚及蒲氏家族不仅有钱有势，甚至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私人海上武装力量，曾于咸淳十年（1274年）平定南宋海军不敢撄其锋的海盗，据说“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因私人武装力量雄厚，蒲寿庚又被南宋流亡朝廷授以福建广东招抚使的军职。
时值宋季，蒲寿庚虽不是泉州知州，但已俨然是泉州的实际掌控者，再加上他控制的巨额财富与强大的私人海军，这使其成为南宋与元朝争相拉拢的对象。
张世杰一行来到泉州时，蒲寿庚虽政治态度暧昧，但至少在表面上还以宋臣自居，并未接受元朝的招抚。对于蒲寿庚、蒲氏家族，以及泉州海商集团而言，他们最核心的利益诉求还是海外贸易与商业利益，至于效忠哪个政权，他们本就没有士大夫的纠结与念兹在兹。
当宋端宗和张世杰一行人的船开到泉州港时，蒲寿庚上船拜见宋端宗，请皇帝登岸驻跸泉州，却为张世杰所拒。当时有人劝张世杰干脆将蒲寿庚扣留在船上，以控制蒲氏家族及泉州海商集团的财力与武力，但张世杰没有接受，放蒲寿庚下船回城。
张世杰拒绝上岸显然是怀疑蒲寿庚的忠诚度，他可能是收到了元军来使招降的情报，也可能是信不过蒲寿庚的阿拉伯人血统。
毕竟皇帝在身边，不可冒险，张世杰的谨慎持重自有其道理，无非是多观望一阵再决定去留罢了。但很快，为了补充水军匮乏的船只，张世杰竟然派人强制征收了蒲氏家族的一大批海船和钱财，据说光船只就达到四百余艘。
蒲寿庚自然是勃然大怒，此前张世杰拒绝上岸已让他不快，现在居然主动挑衅，直接挑战了泉州海商集团最为介怀的商业利益，此举让原本游移不定的蒲寿庚最终下定叛宋的决心，“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泉州是南宋宗室除临安之外的最大聚居地，宋廷为此还在泉州设立了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因此宗室死难殆尽。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蒲寿庚降元，这可能并非仅仅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代表了泉州地方精英势力，尤其是海商集团的共同诉求。受降的元军将领董文炳为表诚意，当即将忽必烈所赐的金虎符解下，赠予蒲寿庚。事后，董文炳向忽必烈请罪，他之所以擅自转赠陛下所赐之物，是因为蒲寿庚能够“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受到了忽必烈的嘉奖。这也可见，元廷颇为看重蒲寿庚的归降，除了董文炳提到的两点原因，可能还有元朝重视海外贸易的重商主义传统。更不要说，蒲寿庚的阿拉伯人背景，在南宋这边是劣势，在元人这边甚至是一种优势。
蒲寿庚之降，部分是元人的诱降，部分是张世杰的逼反，但究其根本，还是蒲寿庚及其代表的泉州海商势力的审时度势之举：以泉州为根基的海洋贸易绝不能成为改朝换代的殉葬品。而泉州对外贸易在降元后的继续繁荣，恰恰证明了蒲寿庚导元倾宋之正确。
蒲寿庚降了，南宋流亡朝廷只得继续流亡，像幽灵一样游荡徘徊于广东沿海。一年后，即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宋军船队在井澳（今珠海横琴岛）一带不幸遭遇飓风，宋军“死者十四五”，连宋端宗赵昰都险些溺水而亡。
这时候，陈宜中又脱队了。但这次可能并不是临安失守前那样的“宵遁”，而是去占城（中南半岛东南部的古国，后为安南所灭）为行朝打前站。据《宋史·陈宜中传》，“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
五年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军伐占城，陈宜中又逃奔暹罗（今泰国）避难，“后没于暹”。但这也只是一种说法，陈宜中的最终去处更像是一桩历史悬案。
陈宜中一生褒贬互见，他虽对挽救南宋危亡并无实绩，反倒有党争误国之嫌，还半真半假地沾上了“逃跑丞相”的污名，但在大批南宋文臣武将拱手而降之际，陈宜中“时穷节乃见”，从始至终拒绝降元。只不过，他的气节更多体现在“走”上。
殉国是气节，流亡也是气节。对此，文天祥就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
曾著《心史》的南宋遗民郑思肖曾将陈宜中与张世杰相提并论，“二公忠烈动天地，有德感人心”。甚至与陈宜中政见不合的文天祥也曾赋诗两首《相陈宜中第十六》《陈宜中第四十》，笔下可见他也曾对陈宜中寄予厚望：
苍生起谢安，翠华拥吴岳。
可以一木支，俯恐坤轴弱。
管葛本时须，经纶中兴业。
有志乘鲸鳌，南纪阻归楫。
陈宜中一直是陈宜中，但世道多变，宋季忠臣的标准随着臣子的大量投降甚至反戈一击而不断降低，以至像陈宜中这样一个逡巡不前但拒绝降元的落跑丞相，最终也随时势变为一名忠臣。
有时候，时穷节乃见并不是说一个人突然展现出了气节，而是其他人都丢了气节，反而显出了他的气节。
井澳海难不到半年，也就是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十五日，在飓风中受惊过度的宋端宗赵昰驾崩于硇洲岛（今属广东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