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二十六日，自元营虎口脱险的文天祥辗转来到福州，随即被宋端宗行朝任命为右丞相。
对于这一段“境界危恶，层见错出”的逃亡经历，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列举了自己的十八次死里逃生：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彷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至通州，几以不纳死；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比九死一生，还翻了个倍。
自海路南下时，文天祥感慨万端，作诗《扬子江》，立志复兴宋室，虽十八死犹不悔：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文天祥刚到福州时，行朝还是有那么几分中兴气象的。文有陈宜中、文天祥、陆秀夫，武有张世杰、刘师勇、苏刘义，还在浙南发动了一次成功的反击，先后收复了台州、婺州和衢州等州县。
但很快，行朝内部就纷争四起，而问题最早竟出现在文天祥身上。
文天祥一到福州，就指斥陈宜中：“你逃出临安时，为什么不带着两宫（宋恭帝、全太后）与二王同奔，怎么就弃之不顾了？”陈宜中无言以对。
接着，文天祥又问统兵的张世杰朝廷有兵多少，张世杰答说只有他自己的部队。文天祥叹息：“公军在此矣，朝廷大军何在？”文天祥这么说，“等于责备张世杰不顾大局，未能团结各路军队，只知拥兵自重”。
文天祥为人耿直，畅所欲言，但值此国家危亡时刻，本应和衷共济，相忍为国，指摘陈宜中慌不择路也就罢了，对张世杰也有诛心之言，就只能令人扼腕兴嗟，叹国运已逝了。
以陈宜中的心胸来看，文天祥的直言不讳大概开罪于他，虽然看不到陈宜中报复文天祥的历史细节，但陈宜中至少以揽权架空了文天祥。据文天祥的自述，他对陈宜中把持朝政极为不满，“余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于七月初离开福州，开同都督府于南剑州（今福建南平），聚兵集财，号召天下勤王，准备反攻江西。
福州建政之初，陈宜中与陆秀夫也有一段政治蜜月期。据《宋史·陆秀夫传》，“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知军务，每事咨访始行，秀夫亦悉心赞之，无不自尽”。所谓“久在兵间，知军务”，是说陆秀夫早年曾厕身李庭芝幕府，为李庭芝最为器重的幕客，“庭芝益器之，虽改官不使去己”。
作为“宋末三杰”（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中资历最浅之人，陆秀夫自有其过人之处。当时君臣播迁，大小事务因陋就简，宋端宗之母杨太后垂帘听政，与臣下说话时甚至自称“奴”，朝会之时，只有陆秀夫仍端持着手板，庄重之态俨然像过去上朝一样。流亡途中，陆秀夫时而凄然泣下，用朝衣拭泪，致衣服湿透，左右之人无不感触万千，但这或许可以解读为陆秀夫已陷入某种政治抑郁。
无论如何，在当时的行朝中，陆秀夫已渐成为某种忠义许国的精神图腾。
但对于这样一个“性沉静，不苟求人知”之纯臣，陈宜中仍不能相容。仅仅因为对朝政意见不一，陈宜中就指使谏官弹劾陆秀夫，并罢免了他。张世杰知道后，责问陈宜中：“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陈宜中惶惶不安，只得匆忙召回了陆秀夫。
陆秀夫虽归，但行朝已是满目疮痍。张世杰与殿帅苏刘义不和，文天祥说，这致使这位吕氏军事集团中的忠贞之士“志郁郁不得展”；常州保卫战的守将刘师勇眼见战局日危，而朝中政争不断，据《宋史·张世杰传》，这位忠义之臣深感“时事不可为，忧愤纵酒卒”。
正当南宋流亡政权内部相煎何急之时，一场灭顶之灾袭来。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月，两浙元军兵分三路进逼福州。至十一月，元军不仅占领了衢州、台州、温州等浙江州县，还兵不血刃地拿下了闽北重镇建宁府（今福建建瓯），致使福州门户洞开。
元军兵临福州城下前，陈宜中和张世杰带着宋端宗和卫王赵昺登船入海，不战而遁。此时，福州宋军尚有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文天祥日后曾痛心指出：“自三山（福州）登极，世杰遣兵战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杰不为守国计，即治海船，识者于是知其陋矣。至冬闻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复为。哀哉！”
但文天祥此议对张世杰可能是过苛了。一方面，张世杰存在侥幸心理，可能是想效仿当年宋高宗入海躲避金军渡江南征的“成功经验”，避其锋芒，等待元军不耐南方湿热而撤军，在这一点上，张世杰显然是低估了元军穷追不舍的韧性，直至在崖山逃无可逃。但在另一方面，张世杰虽是坚决的主战派，却历经数次宋元大战，对双方的实力对比有清醒的认识，如果流亡朝廷死守福州，大概率是城陷人亡，反倒中了元军的下怀。
流亡朝廷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泉州，这里有一位富甲天下的海上巨擘。
当时的泉州不仅是南宋海洋商贸中心，还堪称世界第一大港。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市舶司，由提举市舶使全权管理海洋贸易事务。流亡朝廷来泉州时，时任提举市舶使之人为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