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得知张珏殉国，不胜悲痛，遂作诗悼念，题为《张制置珏第五十一》：
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
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张珏守重庆时，将钓鱼城防务托付给了部将王立。但张珏殉国不到一年后，也就是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正月，王立以钓鱼城降元。以淳祐三年（1243年）春，余玠筑城于钓鱼山为起始计，钓鱼城屹立于抗蒙前线已三十六年之久，但终究还是降了。
因为蒙哥之死，钓鱼城被宋人及后世寄托了太多特殊的情感，视其为宋朝力挫蒙古帝国的英雄之城，也因此，钓鱼城的陷落，尤其是开城投降一事，数百年来都是历史的争论焦点。
据《元史·李德辉传》，王立早有降意，但与川东元军有深怨，担心投降后被杀，因此直接派密使到成都与李德辉接洽。李德辉顶住元军内部的压力，“吾为国活此民，岂计汝嫌怒为哉！”随后单人乘船直达钓鱼城下，呼王立出降，以一人之力平定钓鱼城。据说钓鱼城军民自王立以下，家家画李德辉的像以示尊崇。
在这一叙事中，王立似乎也就是一个苟且偷生之辈，他投降单纯是为了保命，反衬出李德辉的大义凛然、奋不顾身。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处背景。因为大汗蒙哥之死，钓鱼城对蒙古人而言也是一座特别的城市。据万历《合州志》，蒙哥驾崩前曾有屠城遗言，“若克此城，当赭城剖赤，而尽诛之”。这一遗言真实性可疑，但在蒙古军人眼中，钓鱼城破后理应依照蒙古旧俗屠城，甚至可以视作忽必烈下诏平宋“不可嗜杀”的例外。也因此，据《元史·李德辉传》记载，川东元军对钓鱼城的态度始终强硬固执，甚至引起李德辉的不满，声称川东元军将钓鱼城“诬以尝抗跸先朝，利其剽夺，而快心于屠城也”。
有理由推断，王立之所以一开始在降元问题上有所拖延，可能正是因为担心被屠城；而最终答应降元，固然是得到了李德辉的某种承诺，固然是人皆惜命，但也有担心城破后被屠城的原因，后世所谓“公之宁屈一己为保全宋室遗民”。王立曾对部将有言：“某等荷国厚恩，当以死报。然其如数十万生灵何？”
李德辉单舸赴会，破了这个屠城死局，但王立付出的代价是沦为声名狼藉的叛臣降将。宋末降臣俯拾皆是，除了刘整、吕文焕、范文虎、夏贵等人，一直坚守到临安降后三年的王立却可能是骂名最盛的一个，原因无他，谁让他守的是钓鱼城呢？
钓鱼城只有像张巡、许远守睢阳一样，人与城偕亡，玉石俱焚，才符合南宋遗民与春秋大义的道德期待。
关于王立降元，还有一处正史失载的细节。当年宋军收复泸州时，蒙军守将熊耳被击毙，其夫人被俘。王立与她投缘，或许就是因为其有姿色，将她收为义妹，但据说更可能是侍妾。当王立在战降两端左右为难时，这位可能是李德辉的异父妹的熊耳夫人站了出来，力劝王立找李德辉请降，这才帮王立下了最后决断。
这则看上去充满各种巧合的逸事可能真有其事。乾隆年间，合州知州陈大文将钓鱼城“忠义祠”更名为“功德祠”，并将王立、熊耳夫人及李德辉加入合祀。他在《钓鱼城功德祠碑》中写道：
岂以鱼城为天险，合天下攻之不破邪？公之宁屈一己，为保全宋室遗民……挈此数十万生灵与之偕死，亦未始不可谓尽忠待宋……王、张二公，高风劲节，固与日月争光，山川共久。而李公德辉，王公立与熊耳夫人，实有再造之恩，亦应享民之祀。
光绪初年的合州知州华国英对陈大文的翻案大为不满，又将这三人移出了忠义祠，撰写了《重修钓鱼城忠义祠碑记》，怒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以之从祀，是为渎祀，神必不享”。
1942年6月，郭沫若到钓鱼城访古，陈大文的碑文令他怒不可遏，当即题七律一首，诗末有“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一句。贰臣妖妇，指的就是王立和熊耳夫人。
这些人可能都忘记了，钓鱼城失陷次月，即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崖山海战开打，南宋进入最后的时刻，除了崖山，没有哪里比钓鱼城坚持得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