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文天祥在《指南录》中的说法，同去的右丞相贾余庆“卖国佞北”，“惟是贾余庆凶狡残忍，出于天性，密告伯颜，使启北庭，拘予于沙漠”。
据《指南录·纪事》，在当天的交涉现场，吕文焕就坐在文天祥旁边，但文天祥完全不予理睬。文天祥被拘后，吕文焕试图居中斡旋，劝慰文天祥，“丞相息怒，稍候一二日，就可以回临安了。”
文天祥极端鄙夷地痛斥吕文焕为乱贼。吕文焕也恼了，问：“丞相为什么骂焕是乱贼呢？”
文天祥诘问：“国家不幸至今日，你就是罪魁祸首，你不是乱贼谁是？连三尺童子都这样骂你，哪里只有我一人这么说？”吕文焕辩解：“我守襄阳六年，朝廷未救。”文天祥驳斥：“力穷援绝，以死报国就是了。你不就是惜命想保全家小嘛，既负国又家声。现在整个家族都为叛逆，万世之贼臣。”
站在一旁的吕师孟见叔父被痛骂，跳出来反唇相讥：“丞相不是之前上疏朝廷要杀我吗，怎么朝廷就没听你的呢？”文天祥怒不可遏：“你们叔侄双双降北，没有灭你们的族，是我大宋失刑，你哪里还有面皮出来说话？我深恨没杀成你们叔侄，你叔侄若能杀我，正好成全我做大宋忠臣，又有什么可怕的？”
吕师孟为之语塞，一旁的蒙古人也相顾失色。负责看管文天祥的唆都事后向伯颜汇报此事。伯颜吐舌感叹说：“文丞相心直口快，真是一条好汉！”唆都也在私下称赞文天祥：“丞相骂吕家叔侄骂得好。”
文天祥被留下了，伯颜放其他人回临安，但因为宋廷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让他们回临安更新一个版本再送过来。
此时，宋廷其实已在政治、军事上近乎全面瘫痪，在谈判中也彻底失去了博弈能力。伯颜见到临安溃兵光天化日之下抢掠杀人，甚至开始担心宋廷已无法控制临安局势，一面严禁元军入城，一面令吕文焕携带黄榜入城，宣慰临安军民，吕文焕还特意入宫安抚了太皇太后。
据说太皇太后听闻大批元军驻屯钱塘江边后，在宫中向天祈祷，希望波涛大作，将元军一洗而空。但是过去波浪滔天的海潮居然三日未见，元军安然无恙。
此后，临安之降就被按下了加速键：正月二十四，伯颜入城，率元军高级将领巡视临安城，还有雅兴观潮于钱塘；二月初五，宋恭帝赵率领文武官员在宫中向北遥拜，以示归附，正式发布降表和谕降诏书；二月初六，太皇太后命左相吴坚、右相贾余庆及文天祥等人为祈请使，北上赴大都请命，向忽必烈面献宋廷降表；二月十一，由忽必烈颁发的《归附安民诏》送到临安……
临安之降，是伯颜定义的宋亡标志。
忽必烈此刻最关切的事情是，宋恭宗等“三宫”何日启程北上，以绝残宋势力的复国之志。伯颜奉命从速部署南宋宗室北上事宜。
三月十二，阿塔海、董文炳等元军将领进入宋宫宣读忽必烈诏书，当念到“免系颈牵羊”之句时，全太后闻之泣下，带着宋恭宗向北望阙跪拜，感谢忽必烈厚待降人之恩。
全太后的表现并非全是做戏，可能真的也是喜极而泣。在南宋皇室的历史记忆中，易代之际的皇室命运为血色残阳所笼罩：北宋“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及一万四千余名俘虏被押送至上京，路途中死亡近半，到了上京，女性被卖为娼妓，二帝则要忍受一种叫牵羊礼的投降仪式羞辱；金亡时皇室的命运更为惨恻，“青城之祸”中，完颜皇室五百余名男女，除了太后、皇后和少数妃嫔，剩下的人都沦为亡魂。
郝经在《青城行》中描摹了“青城之祸”的喋血场景，诗末还对金人靖康施暴感慨万端：
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
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
君不见二百万家族尽赤，八十里城皆瓦砾。
白骨更比青城多，遗民独向王孙泣。
以“靖康之变”和“青城之祸”来看，忽必烈对南宋皇室的确要优容宽厚得多，他言必称的“曹彬平江南不滥杀一人”，倒也是真心的。
宣读诏书当晚，全太后和宋恭宗及百余名宫人出宫登船，太皇太后因病暂留临安。次日，太后、皇帝与宗室、外戚、大臣以下数千人会合，船队在元军的监护下向大都启程。俯首听命者有，誓死不从者也有，仅抗命投水的宫女就数以百计。太学生钟克俊投江而死前，留下一句绝命诗：“自许有身埋汉土，终怜无泪哭秦庭。”
《宋史·徐应镳传》记载，太学生徐应镳带上酒肉来到岳飞祠，对着岳王爷长叹：“天不祐宋，社稷为墟，应镳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斁。”祭祀完毕，徐应镳将酒肉分给仆人们，待他们喝醉，自己带着二子一女登楼，在四周堆满书籍箱笥，纵火自焚。有一名没喝醉的仆人发现后赶紧叫醒其他人救下了主人一家。徐应镳一家获救后怏怏不乐，离家不知所终。第二天，有人在岳飞祠堂前的井里发现了徐家四口人的尸体。
跟随皇室北上的宫廷乐师汪元量曾作《湖州歌九十八首》，内有多首诗写到宋恭帝一行：
谢了天恩出内门，驾前喝道上将军。
白旄黄钺分行立，一点猩红似幼君。
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
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西四百州。
十数年来国事乖，大臣无计逐时挨。
三宫今日燕山去，春草萋萋上玉阶。
宫人清夜按瑶琴，不识明妃出塞心。
十八拍中无限恨，转弦又奏广陵音。
闰三月二十四，经过四十多天的长途跋涉，全太后与宋恭帝赵一行人抵达大都。但忽必烈此时已身在上都，宋恭帝等人再赴上都。
五月初二，忽必烈在上都正式举行接见南宋君臣的仪式。忽必烈特许前来朝觐的宋人依旧穿着宋廷朝服，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了。
忽必烈命人将六岁的赵领到面前，夸奖“宋主乃能察人心之向背，识天道之推移，正大奸误国之诛，斥群小浮海之议”，授开府仪同三司，封为瀛国公。相比当年金太宗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侯，“瀛国公”这个封号体面多了。
“斥群小浮海之议”，似乎没逃跑是赵的最大功劳。
从此，再无宋恭宗，只有瀛国公。
接见仪式结束后，忽必烈照例大摆诈马宴以示庆祝，南宋君臣也应邀参加。蒙古人本就极度重视宴饮，甚至将其与打仗、围猎并称，所谓“国朝大事，曰征伐，曰蒐狩，曰宴飨，三者而已”，而诈马宴则是蒙古宫廷规格最高的宴会。诈马宴上，出席之人都要身着同样颜色的衣服，这种一色衣被唤作“质孙服”，因此“诈马宴”也被称为“质孙宴”。
据汪元量的《湖州歌九十八首》，大宴一开就是十次，菜品有羊肉、鹿肉、马肉、驼峰、鹌鹑、野鸡、熊肉。忽必烈还亲自以葡萄酒向赵和全太后劝酒，“须臾殿上都酣醉，拍手高歌舞雁儿”。众人酒酣后又唱又跳，营造出一种赵氏归心、天下一家的幻象。
与宴的众人中，唯有察必皇后郁郁寡欢。忽必烈不解地问：“我现在平了江南，自此天下太平，众人皆喜，为何你却怏怏不乐？”察必答道：“我听说自古以来没有国家可以延续千年，只要我们的子孙不受到宋室这样的屈辱，就算是幸事了。”
此时元宫有从南宋皇宫运来的各种奇珍异宝，忽必烈请察必观看，察必看后什么都没拿就走了。忽必烈派宦官追问皇后看中了什么，察必遣人回报：“宋人将这些宝物贮藏数百年留给子孙，子孙没有能力守护，尽归之于我朝，我怎忍心取一物呢！”
忽必烈对南宋皇室已属宽宏，但察必皇后则有点关怀备至的意思了。察必念全太后是南方人，水土不服，数次请求忽必烈放她回江南居住。忽必烈训诫皇后：“你等妇人考虑问题不着眼长远，倘若放全氏回江南，流言一起，顷刻就有灭族之灾，这样反而是害了她。要是真爱护她，不如经常抚恤安慰，让她过上安心舒适的日子。”忽必烈不仅没放全太后南归，还把当时因病留在江南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也接至大都。
除了怀柔，忽必烈自然也有雷霆手段。有两位北迁的南宋妃嫔不甘受辱，与两名婢女一道沐浴更衣，自缢于房中。一名朱姓妃嫔还留下四言绝命诗一首：
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忽必烈闻讯后大怒，下令砍下四人首级，而后悬挂在全太后居所，以示警诫。
谢道清在大都住了七年，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汪元量作诗凭吊：
羯鼓喧吴越，伤心国破时。
雨阑花洒泪，烟苑柳颦眉。
事去千年速，愁来一死迟。
旧臣相吊后，寒月堕燕支。
全太后在大都正智寺出家为尼，八十岁左右圆寂于寺中。忽必烈命词臣作挽诗悼之，其中有一首是：
繁华如梦习空门，曾是慈明秘殿尊。
一夕顿抛尘世事，半生知感圣朝恩。
五千里外无家别，八十年来有命存。
回首钱塘江上月，夜深谁与赋《招魂》？
瀛国公赵降元后起初也居于大都，忽必烈出于政治风险的考量，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将他和其他赵宋宗室人员迁徙到上都。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月，忽必烈又将十八岁的赵打发到吐蕃学佛。赵此生再未踏入中原一步，被吐蕃人尊称为“蛮子合尊”和“合尊法宝”。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元英宗硕德八剌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下诏赐死赵，此时南宋已亡国四十余年。
元英宗以英锐与“以儒治国”闻名，为何猝然除掉赵？流行的说法是，赵曾经写过一首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诗中所寄故国之思引发了元英宗的猜忌。但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元英宗又怎会如此介怀一首写于数十年前的旧作，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
赵被赐死的原因至今仍是待解之谜。藏文史料称赵被杀时“出白色血”，以神秘主义的方式隐晦表明赵乃含冤而死。
赵死得不明不白，但一则离奇的传说为他复了仇。这则传说最早见于元末隐士权衡的《庚申外史》：赵在甘州白塔寺出家为僧，娶了一个回回女子为妻，后生一子。谁料元明宗和世后来路过白塔寺见“龙文五彩气”，就将该母子都带回宫，这个婴儿就是后来的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其生父实是赵，而非元明宗。这个传说荒诞不经，广为流传。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煞有介事地考证了一番。陈学霖先生也考证过一则流传于蒙古人中的历史传说。据这则名为“元太子·真太子”的传说：朱元璋在1368年攻陷北京时，在后宫里发现了元顺帝没来得及带走的“小皇后”，朱元璋被其美色所惑，就决定娶她为妻。但朱元璋并不知道，“小皇后”此时刚刚怀了元顺帝的孩子，这个孩子也就是朱棣。多年后，“元太子”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皇统遂重归蒙古黄金家族。
这两则传说的故事脉络基本一致，背后的逻辑都是以荒诞传说来消解亡国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