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希贤一行人到建康后，要求伯颜派兵护送入临安。伯颜唯恐随行兵多反易引发宋人误会，劝说称：“使节出使靠的是言辞而不是兵，有时候兵多了，反而妨碍使节的任务。”但廉希贤固执己见，伯颜只得派五百人护卫。
为表谈判诚意，元军“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但当元朝使团于三月十五日到达临安附近的独松关（今浙江杭州余杭区西北）时，伯颜的顾虑果然应验，南独松关守将张濡见使团人多势众，以为是元军来袭，便率军主动发动进攻，阵毙严忠范，廉希贤重伤被俘，在被送往临安的途中死去。
《南村辍耕录》将独松关杀使事件的意义无限上升，甚至认为“藉使独松之使不死，宋之存亡未可知”。杀使无疑是南宋理亏，又给了元朝新的灭宋口实。但口实终究只是口实，影响更多的是进程而不是结果，无论有没有口实，忽必烈最终都会灭宋。
宋廷接下去的操作令人大惑不解。据《元史·伯颜传》，宋廷一面托使节向伯颜带去右丞相陈宜中的口信：“杀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皆边将之罪，当按诛之，愿输币，请罢兵通好”；一面又将张濡当作有功之臣予以提拔。
伯颜收到口信后，断言“彼为谲诈之计，以视我之虚实。当择人以同往，观其事体，宣布威德，令彼速降”，便又派行省议事官张羽随宋使往临安交涉。
但睿智如伯颜，也还是低估了南宋局势的变幻莫测。四月，张羽使团刚到平江驿（今江苏省苏州市），又为当地南宋守军所杀。
从这连续两起动机不明、自招其祸的杀使事件可以看出，无论从和战两端，还是从中枢与地方来说，南宋此时都已陷入了某种混乱的失序状态。
你说地方主和吧，在极短的时间内两次擅杀敌方使节，已无法再用“误杀”自辩；你说地方主战吧，元军主力一来就大范围请降。真相可能就是一个“乱”字：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无论是主和还是主战，都无法有效贯彻下去。
郝经刚被放还，又出了这两次匪夷所思的杀使事件，蒙宋和谈似乎陷入了诅咒的怪圈。按理说，忽必烈应以此为口实，对南宋发动灭国的最后一击。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四月，伯颜接到忽必烈的停止进军诏书：时暑方炽，不利行师，俟秋再举。
看起来，忽必烈有了“宋天命未已”的自我心理暗示，就有意无意地寻找一切理由拖延灭宋。忽必烈的心结，比任何南宋军队的抵抗更能阻滞伯颜的进军步伐。
伯颜不愿错过稍纵即逝的灭宋战机，据《元史·伯颜传》，他便回奏称：“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忽必烈倒也没有坚持己见，便让人带话给伯颜，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军，不从中制，兵法也。宜从丞相言。”
但忽必烈显然还在举棋不定，只过了一个月，便令伯颜北还觐见。五月底，忽必烈在上都召见了伯颜。
忽必烈这次唤伯颜回京，所图者大。
没错，忽必烈的确忧虑灭宋战事，但操心的不是进展过慢，而是过快、过猛。
虽然短时间内扼住了南宋长江防线，但元军正面临着战线过长而兵力捉襟见肘的窘境。据《元史·兵制》，当时元军“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为此，伯颜还向忽必烈要求紧急增兵，但元军此时在漠北、高丽、日本、吐蕃、西南等多个方向上都陷入了战事。因此，忽必烈的构想是，暂时停止对宋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转而休整士卒，巩固占领区。
但此时忽必烈最忧心忡忡的是漠北战事。海都联军正一路东进，直逼忽必烈在蒙古本部的核心统治区，甚至对上都也造成了威胁。而与灭宋战争迥然不同的是，忽必烈在海都之乱中时常处于守势。几方面一权衡，忽必烈萌生了将战略重心转向漠北的念头。他唤伯颜回来，固然是为了商议军国重事，更重要的是，他想让伯颜领军北征，全权指挥漠北战事。
面对忽必烈的“北方优先”战略，伯颜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构想：灭宋只欠最后一口气，为免功亏一篑，只有乘胜进军，方可收得全功；而“北边之事，尚可徐图”。
忽必烈虽有心魔，但并非一意孤行，他再次被伯颜说服，最终坚定了一举灭宋的战略决心。但从伯颜灭宋后即赴漠北统军也可以看出，伯颜可能向忽必烈做出了某种承诺。
七月，忽必烈将伯颜从左丞相擢升为右丞相（元丞相之制以右为尊），并命阿术为左丞相。这固然是赏酬这对灭宋组合的战功，但或也可以视为继续将灭宋作为执政重心的政治宣示。
八月初，伯颜奉命南下，重回南征军中。为了替伯颜筹集快速灭宋的援军，忽必烈在全国范围内搜刮军马，按照《史集》的说法，甚至中原的两万囚犯都被送到了前线，行前忽必烈还训诫他们戴罪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