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家洲一败，南宋沿江诸郡望风披靡。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初，元军已至长江下游，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战略重地建康。
宋廷急诏各地勤王，结果只有张世杰、文天祥和李庭芝等少数将领应诏。张世杰率军千里入京，上下叹异。
吕文德堂弟吕文福表面上也受命勤王，但行至途中竟杀掉了传诏信使，引军降元。
身在赣州的文天祥“捧诏涕泣”，即刻变卖家产，着手招募豪杰，短时间内就聚集了一万余人。有人劝他：“现在敌兵分三道而来，直捣内地，你以一万乌合之众北上拒敌，无异于驱羊群而搏猛虎。”
文天祥回答：“我当然知道你所说的风险。但是，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国难当头，征召天下军队入援，居然无一兵一骑入关。我深恨于此，所以自不量力，不过是要以身殉国，希望借此激励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成，只有这样社稷才有可能保全。”
早就有人看出文天祥乃逢危救世之大才。两年前，前左丞相江万里就在潭州嘱托文天祥：“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宋史·文天祥传》中有一小段不常被提及的记载：
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
有人出于维护文天祥历史形象的缘故，否认这条记录的真实性。但也有人予以采信：
他（文天祥）的诗歌内容，充满了纵酒与欢宴、闲适的独处与广泛的远游，还有生日、晋升与分别等文人间通常的应酬。在年轻时代，他一直保持着上层社会的形象——无忧无虑、喜欢社交与慷慨大方……他周而复始地进行着逐渐奢华的活动。一直拖到三十岁，文天祥才有了自己的配偶与子女，这比宋代精英男性通常要晚得多。
事实上，即使文天祥“性豪华”为真，也丝毫无损他日后以身许国之形象。这至少说明，文天祥在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完人之前，他也曾是热爱生活、锦衣玉食、贪恋人间烟火、纵情声色的贵公子。但国难当前，文天祥却以决然的姿态告别昨日之我，选择了一种颠沛流离且危于累卵的生活。
勤王之人寥寥，数十名官员竞相弃官逃匿，连右丞相章鉴“闻元兵日迫”，也托故“宵遁”，也就是趁夜逃跑，朝中为之萧然。太皇太后愤懑不平，诏榜朝堂，读之犹如悲鸣：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接踵宵遁。平日读圣贤书，自负为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对人言语？他日死亦何以见先帝？
内外交困之下，宋廷又生乞和之意，派使节联络吕文焕、陈奕和范文虎等降元之人，希冀他们能够从中斡旋，与元廷达成“和议息兵”。
恰在此时，南宋这边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使事件。
至元十二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忽必烈派廉希贤与严忠范使宋。据元人陶宗仪的笔记《南村辍耕录》，忽必烈对此次谈判成竹在胸，放言：“朕兵已到江南，宋之君臣必知畏恐。兹若遣使议和，邀索岁币，想无不从者。”
时至今日，“邀索岁币”可能已无法达到忽必烈的预期。但岁币也好，逼降也罢，即使是漫天要价，也可看出忽必烈对议和的态度不无真诚的一面。
攻克鄂州后，忽必烈曾忧心忡忡地召见姚枢，表达了对南宋“天命未绝”的忧虑：“现在伯颜虽然渡江，但上天能否终结宋祚，犹未可知。宋有三百年天下，天命早先在他们而不在我，不能把灭宋当作唾手可得。”
之后，他又在元廷内部解释派出使团的缘由：“如果南宋真能悔过来附，以往犯的那些错误，朕也就不追究了。”
有论者将忽必烈的纠结归因为天命观：
忽必烈很想早日征服南宋，又极其迷信天命，他把南宋国祚与上天佑助紧紧联系起来。他遣使谈判议和，乃至对灭亡南宋信心不足，都是基于天命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