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失守败报传来，素来最激进的太学生舆论汹汹，“群言非师臣亲出不可”。
现在没了宋度宗的强挽，贾似道也再无不出师行边的理由。但贾似道并没有即刻亲临前线督师，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垂帘听政的谢太后诏贾似道开都督府于临安，以步军指挥使孙虎臣总统诸军，所辟官属皆先命后奏。
可能是国难当头，贾似道也顾不上党同伐异了，他在军中的最大反对派高达此次也被任命为湖北制置使兼安抚使、知江陵府，负责京湖（荆襄）防区的军务，尽管此时的荆襄唯有残山剩水。
贾似道开都督府，对南宋对蒙作战的统一号令不无裨益，但为时已晚，南宋的军事态势还是不可逆地走向榱栋崩折。尤其是，随着鄂州失陷、元军浮汉入江，宋军一蹶不振，吕文焕劝降团在沿江各地无往不利，据《新元史·吕文焕传》，“时沿江诸将，多吕氏旧部，争望风款附”。
咸淳十一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初一，吕文焕故旧、宋沿江制置副使陈奕以黄州出降；正月十一，吕文焕和陈奕赴蕲州劝降，吕文德四子吕师道请降；正月十四，吕文德次子吕师夔以江州（今江西九江）降元，贾似道此前还想召吕师夔为都督府参赞军事；二月初一，吕文德之婿范文虎以安庆出降，被封为两浙大都督。
《元史·伯颜传》记载的一个小桥段是，伯颜、阿术率大军至江州时，吕师夔曾为他们设宴洗尘，席间献上两个宋宗室女子邀宠，为伯颜坚拒：“吾奉圣天子明命，兴仁义之师，问罪于宋，岂以女色移吾志乎？”
贾似道可能高估了自己在军中，尤其是吕氏军事集团中的威望。他在鄂州之围前后苦心营造的战神人设，时至今日已所剩无几。
吕氏军事集团的望风而降令贾似道方寸大乱，他再也无法安坐临安都督府，最终决意行边。
但《宋史·贾似道传》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更流行的叙事，似乎贾似道畏刘整如虎，故拖延出师：
然惮刘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师……
无论是因为军情紧急，还是刘整已死，贾似道到底是出师了。
正月十五，贾似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向年仅四岁的宋恭帝赵呈上一道《出师表》，孤忠自誓不让于孔明，悲歌击筑更甚之：
臣以老病之身，遭时多艰，岂复能以驱驰自勉云云？每念身虽危，可以奋励振；事虽急，可以激烈图云云……与其坐待其来，于事无补，孰若使臣决于一行，以求必胜？……臣羸弱之躯，非不知自爱云云，孤忠自誓，终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孙，留之京师，日依帝所，以示臣无复以家为意，否则苟免而已。宁不愧死于斯言哉！深切迫急，拜表即行。
上表次日，即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十六，贾似道亲率从诸路调集的精兵十三万，战舰两千五百艘，“金帛辎重之舟，舳舻相接，百有余里”，离京西上，迎战一路势如破竹的元军。宋祚存亡，在此一战。
如果打赢了，贾似道这篇《出师表》的历史地位可能直追诸葛亮前后两表，留名青史。
二月初，贾似道大军进抵芜湖。在这里，贾似道见到两位故人。
一是赴建康募兵途经芜湖的汪立信。汪立信此前因直言献策开罪贾似道，被辱为“瞎贼”，被逐出朝堂。元军伐宋后，贾似道似有悔意，将汪立信起复为沿江制置使等。汪立信不念旧恶，受诏不辞，即日赴任，行前将妻儿托付给爱将，执其手说：“我不负国家，尔亦必不负我。”
据《宋史·汪立信传》，贾似道见到汪立信时，拊其背恸哭：“不用公言，以至于此。”汪立信喟叹不已：“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贾似道问汪立信如何打算，汪立信表露了殉国之志：“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尔。”
二是自庐州率军来会的夏贵。夏贵看不上资历不如自己的孙虎臣，鄂州大败后也颓丧不振。《宋史·贾似道传》中记载了一个未必完全属实的场景，夏贵在芜湖一见到贾似道就拿出一本书对他说“宋历三百二十年”。自北宋960年立国，至此已接近三百二十年。大战前夕，夏贵这样扰乱军心，但据说贾似道也没追究，或可见当时南宋精英阶层的普遍颓丧心态。
贾似道并非昧于大势之人，尽管还留存几分鄂州之胜的自矜，但也深知此战前途未卜，试图抓住最后的求和之机。
贾似道一到芜湖，便遣使请托吕师夔居中斡旋求和事宜，还释放元军俘虏返报伯颜，并以荔枝、黄柑相赠。随后，贾似道又派出十五年前鄂州议和的使节宋京，表示只要元军退兵，南宋情愿称臣纳贡。
《元史·伯颜传》记载，伯颜为求和设定了一个前置条件，必须贾似道亲自来谈，“未渡江，议和入贡则可，今沿江诸郡皆内附，欲和，则当来面议也”。贾似道可能担心如郝经出使一样有去无回，不敢亲去，便派承宣使阮思聪代为“面议”，却收到了伯颜的最后通牒，“我奉旨举兵渡江，为尔失信之故，安敢退兵。如彼君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闻奏。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
伯颜没给贾似道留任何谈判余地：如果南宋君臣不愿投降，那就战场见吧。贾似道在惶悚不安中，无奈接受了求和无望的结果。阮思聪更是见势不妙，暗自乘快船从芜湖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