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伯颜派吕文焕等人率军直抵鄂州城下，威吓守军：“汝之宋国，所恃者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飞渡长江，如蹈平地，汝辈不降何待？若尔坚拒，大兵一举，枕尸流血，在于目前，生灵何辜？”
当晚，鄂州守军开城投降，元军兵不血刃拿下鄂州。遥想十五年前，贾似道与忽必烈在鄂州大战百日，最终逼得急于北上争位的忽必烈解围撤军，成就了贾似道的令名；十五年后，鄂州未经一战便片片降幡，南宋国运晦暗如墨。
在此次伐宋之战中，吕文焕的主要使命就是劝降，一是以自身降元后仕途行情见涨现身说法，二是凭借吕氏军事集团的人脉折冲樽俎。
而鄂州之降，正是吕文焕劝降之路上的首个重大斩获。两个月前，吕文焕曾试图劝降新城守将，却被宋军将计就计，尚未等到宋军接话便为伏弩所伤，右臂中箭，人马并仆，几被宋军俘获。
鄂州失守之后，南宋沿江诸城军心浮动，吕文焕的劝降事业渐入佳境，基本到了传檄而定的地步。
鄂州是吕文焕的福地，却是刘整的伤心地。
伐宋之初，刘整受命出击淮南，从东翼配合伯颜大军的沿江攻势。据《宋史纪事本末》，作为偏师的刘整本欲抢先渡江，向伯颜请战：“大军自襄樊东下，宋悉力西拒，东方虚弱，径造临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颜不从：“吾受诏特缀东兵使无西耳，济江非所闻。”
在伯颜的阻遏下，刘整与这泼天之功失之交臂。据《元史·刘整传》，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当伯颜渡江入鄂的捷报传来时，刘整正被无为军（今安徽无为）阻于城下，他心灰意懒地说：“首帅止我，顾使我成功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
当晚，刘整“愤惋而卒”，年六十三。
在以上的历史叙事中，伯颜似乎是一个嫉贤妒能之辈，唯恐刘整大功毕成，又或是阻挠汉将建功，总之欲将大功留己。
但在清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刘整传》中，这个所谓的首帅不是伯颜，而是另一位叫阿塔海的蒙古高级将领。阿塔海与刘整根本不构成抢先渡江的竞争关系，不存在“争功”叙事，他阻止刘整渡江可能也不过是因为其用兵持重保守。
还有一种说法是，伯颜入鄂固然刺激了刘整，但两人毕竟位阶高下有别，更令刘整心态失衡的是听闻吕文焕“舟师东下，所至迎降”。作为私敌及政治竞争对手，吕文焕降蒙晚于刘整，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刘整焉能不急火攻心？
但刘整的“愤惋而卒”也并非心胸狭隘，自他降蒙以来，从建言攻宋到“先攻襄阳”，再到一举攻破，灭宋的三大战略决策节点，无不是刘整先人一步，定下战略。但灭宋之战一开始，刘整却被边缘化，甚至没有机会参与主战场，想以偏师抢先渡江又被叫停，这对心高气傲的刘整而言，犹如当头一棒。
史天泽几乎紧随刘整去世。此次灭宋，史天泽本与伯颜共同统军，但兵至郢州时，便因病北还。《元史·史天泽传》记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七日，七十四岁的史天泽病逝于家乡真定，辞世前有遗奏：“臣大限有终，死不足惜，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
“慎勿杀掠”，几乎成为灭宋之战中被千叮万嘱的主题词。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蒙古大军的确在汉化中，哪怕很艰难，哪怕有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