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德死后，谁能受命援襄大计？吕文焕虽为吕氏军事集团二号人物，但毕竟身陷重围。
宋廷起初有意擢升吕文德之子吕师夔接下重任，之后又属意夏贵，但援襄兹事体大，而这两人的资历、声望尚浅，难服军心。
迫于形势，贾似道只得自请赴荆襄战场巡边，直接指挥援襄战事。贾似道上奏宋度宗：
以文德声望、智略高出流辈，仅能自保，今一失之，奚所统摄？矧诸名将器略难齐，势不相下，仓卒谋帅，复难其人。兵权不可无所归，边务不可一毫有所误。
贾似道这话自然有些自视甚高，但勇于任事、舍我其谁的意思倒也有了。贾似道也没说错，对于襄阳之战此等干系王朝存亡的国战，必须统摄各大派系之军，除了身为“师相”的他，还有谁能做到众望攸归？更何况，贾似道还是鄂州解围的战争英雄。
对于贾似道的请战，宋度宗断然驳回：“师相岂可一日而轻去朝廷，虽跬步之近，不可舍去。请勿重陈。”贾似道再次请战，表示行边速去速回，“欲权带职巡视，以三月为期”，宋度宗依旧不允。
不少朝中大臣的态度和宋度宗也基本一致，纷纷上书挽留贾似道。但据《宋史·贾似道传》，这些大臣背后有贾似道的指使，“每上书请行边，而阴使台谏上章留己”。
贾似道请战是否出于真心？《宋史》等传统的说法都认定贾似道言不由衷、故作姿态，但人性的真相可能更为幽深难测。
贾似道或也陷入两难。
出战若取胜自然皆大欢喜，若败则是半世英名毁于一旦。当然，鄂州之胜很可能给了他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吕氏军事集团的悍将们都可供他驱使；另一方面，他很可能如吕文德一样，高估了南宋水军的优势。
而不出战呢？贾似道同样会因此背上惧敌的名声。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举国寄望之人，贾似道背负了“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道德义务。贾似道一手制造了鄂州完败忽必烈的战争神话，享受了由此带来的名望与权力，如若怯敌，那也只能承受神话的反噬。
我们无从探究贾似道的内心款曲，但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留在了临安。
贾似道不出，朝野舆论又力荐名将高达。高达战功与资历齐备，又曾主政襄阳，是主持援襄的合适人选。然而，高达曾在鄂州之役中轻慢、得罪过贾似道，后又与吕氏军事集团交恶，因此遭到了两方的联合阻击。
贾似道对外放话：“吾用达，如吕氏何？”有大臣见状叹息说：“吕氏安则赵氏危矣。”
据《宋史·贾似道传》，吕文焕听说高达援襄之议，也怏怏不乐，召门客商议对策，门客献计说：“朝廷见襄阳危急，才派高达救援，我们只要向朝廷报捷，高达就肯定来不了。”吕文焕深以为然，怡逢俘获数名蒙古哨骑，便矫饰为大捷向朝廷奏报。
在将相的共同杯葛下，高达援襄果然也就不了了之。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贾似道最终定下了援襄主帅人选：京湖制置使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大使后援襄）。但为了安抚朝野舆论，贾似道还是给了高达一个湖北安抚使的职位。
李庭芝也是一名儒帅。二十岁出头时，李庭芝乡举未中，以策论上书荆襄边帅孟珙，希望投军报效。据《宋史·李庭芝传》记载，孟珙精于相面，见到李庭芝后对诸子感慨说：“我相过这么多人，没有超过李庭芝的，他的名位将来会超过我。”恰逢当时四川有战事，孟珙便任命李庭芝暂时担任建始县知县。李知县到任后，推行兵农合一，一年后，“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兵至则悉出而战”。
李庭芝高中进士后，担任孟珙的幕僚，主管机宜文字。孟珙去世时，一边遗表向朝廷荐贾似道接班，一边又向贾似道举荐李庭芝。李庭芝感念孟珙的知遇之恩，为其抬棺归乡，行三年丧。
贾似道镇守京湖后，遵照孟珙的遗愿重用李庭芝，移镇两淮时也带其赴任，可见此时李庭芝已被作为贾似道阵营的中坚将领培养。在秘密囚禁郝经一事上，李庭芝更是唯贾似道之命是从，干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腌臜事。可能因为李庭芝日后有殉国光环在，后世提及囚禁郝经一事时总是倾向于淡化李庭芝的责任。
不过，李庭芝并非单纯靠贾似道上位，其军事才华熠熠生辉于朝野间。朝廷讨论驻守扬州的人选时，宋理宗给了他一句赞誉有加的评语：“无如李庭芝。”
据《宋史·陆秀夫传》，镇守淮南时，李庭芝以擅长聚拢人才名噪一时，“时天下称得士多者，以淮南为第一，号‘小朝廷’”。
据《宋史·李庭芝传》，有大臣从淮南返朝时，宋理宗问及淮事，大臣回答：“李庭芝老成谨重，军民安之。今边尘不惊，百度具举，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李庭芝入主荆襄，担任京湖制置大使，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然是最优解了。
但未久便波澜又起。李庭芝主持援襄，除了个人的军事才具，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其与贾似道的亲近关系，可以得到贾似道及其集团中人的倾力支持。
然而，问题偏偏就出在这里。吕文德之婿范文虎此时以殿前副都指挥使之职总领荆襄禁军，听闻李庭芝总揽援襄大权，不愿屈居人下，据《宋史·李庭芝传》，范文虎写信游说贾似道：“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贾似道见信大喜，特许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直接听命于相府。
这一说法可能言过其实。李庭芝本就是贾似道集团中人，论与相府之关系应比范文虎更为密切，贾似道并无与其争功的动机。所谓贾似道特许范文虎直辖，更像是一种权力制衡。还有一种可能是，范文虎与李庭芝不睦，贾似道调解无果，只能听之任之了。
两人的权力分割有些微妙。李庭芝是援襄主帅没错，但范文虎更像是敌前主帅，理论上受李庭芝节制，实际上却自行其是。两人的关系有些像明末广宁之战前熊廷弼与王化贞的关系：作为下属的王化贞架空了熊廷弼。当然，李庭芝只是指挥不动范文虎罢了，算不上被彻底架空。
不过，指望南宋政权对内万众一心，一团和气，而无任何钩心斗角，本就是一种浪漫的政治想象。内斗是政治常态，将南宋所有的政治失败、军事失败都推给内斗，至少是解释力不足的。
对于将帅失和，贾似道当然负有主要责任，但并不在争功等道德层面，而在于更深层次的军事体制弊病。吕文德死后，贾似道将这位他最信任的边帅的大权一分为四，由吕文焕、吕师夔、范文虎、李庭芝四人联合继承。贾似道可能认为这是最妥善的处理方法，“却导致了诸将争权夺利的斗争，各当事者反目相向，互相之间挑拨、抗争，其结果是使南宋的对蒙防卫能力受到严重损失，导致各种恶劣事态的发生”。
将责任都推给贾似道可能也不公道。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李庭芝避事悠缓，而范文虎以殿岩自居，颇有不受节制之意。故台臣虽有章言之，宣示二人，然无益也。”李庭芝个人的“避事悠缓”同样恶化了事态，这未必是李庭芝的性格所致，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范文虎也是贾似道的人，宁可延误战局，也不想开罪贾似道。
争功也好，权力分割失策也罢，再或许是李庭芝投鼠忌器，从之后的局势发展来看，只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范文虎与李庭芝的龃龉损害了援襄大计。
当宋廷为了新任援襄主帅一筹莫展时，襄阳包围圈仍在收紧。至元六年（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十二月，也就是吕文德病逝当月，时为蒙古万户的张弘范建言史天泽称：“我军围而不攻，是为了待襄阳自毙。但现在我们对襄阳的包围圈漏洞甚多，夏贵水军此前送粮入城，我军只能坐视，往来的商贩、行旅、士卒更是络绎不绝，这样下去，襄阳宁有自毙之时？为今之计，是在万山建堡以绝其西，在灌子滩建栅栏以绝其东，如此襄阳很快就完了。”
史天泽采纳了建议，筑堡于襄阳城西、汉水之畔的万山，调张弘范部一千人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