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兵力看，忽必烈征调的汉军数量要多于蒙军，“他们参考镇压李璮时的作战方式，几乎不投入蒙古骑兵，取而代之的则是由华北各当地军阀长年培养出来的私人军队”。其一，既然襄阳之战主打筑垒战、攻坚战，而不是更适合蒙古骑兵的野战，那自然就轮到汉军担纲主力了；其二，“即使忽必烈想像蒙哥时期一样投入庞大的蒙古骑兵军团，但在现实中由于中亚地区局势不稳等原因，也无法实现”；其三，若是将汉军推到伐宋之战最前线的话，反过来在华北地区，汉人世侯的影响便会慢慢减少，“对于蒙古而言，华北地区会更加稳定”。
但蒙古汉军主导的筑垒战也有一个明显的漏洞：纵然在陆路上将襄、樊二城围得水泄不通，南宋仍然可以依靠水军纵横于汉水之上，使得围攻襄、樊陷入围而不死的尴尬局面。
更重要的是，即使蒙古侥幸拿下襄阳，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又如何实现浮汉入江的大战略？如果水军不能顺江直取江南，攻占襄阳又有何战略意义？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建立一支足以抗衡南宋的水军，都是忽必烈征襄的当务之急。
当然，在襄阳之战前，蒙古也是有水军的。
蒙古水军始建于窝阔台六年（1234年）蒙宋战争开战后的数年间，其关键节点是：窝阔台九年（1237年）任命张荣实为水军千户，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任命解成为水军万户。
蒙古水军的横空出世，令宋人叹惋：“舟师本吾长技，敌乃习而用之。”但早期的蒙古水军还不足以与宋人争胜于淮河、长江这些宽阔江河上，更不用说海上了。
待蒙哥大举攻宋时，蒙古水军已初具规模。在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的川江水战中，史天泽以七十余艘战船三次击败坐拥三百余艘战船的吕文德，逼退了与钓鱼城近在咫尺的南宋水师。
不过，史天泽麾下的蒙古水军，在作战中仍高度依赖陆路支持，也就是著名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正面由战船进行水战，左右两岸的步兵使用弩炮向敌船射击。
忽必烈即位后，尤其是中统二年（1261年）刘整投降后，水军步入新一轮扩张期。据《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年（1265年），阿里不哥投降次年，北顾无忧的忽必烈“敕边军习水战、屯田”；第二年夏，忽必烈命将领督造战船于汴京。
此时，忽必烈政权上下已逐步接受了这样一个原本陌生的军事常识：灭宋，必须扩建水军。
蒙古虽依凭筑壁建垒在襄阳之战中占得先机，但面对庞然大物般的南宋水军，仍然陷入苦战。
南宋水军在江河上的主力战舰为“蒙冲”：外包生牛皮，可以有效地防御弓箭；采用封闭性结构，前后左右有可以射箭的窗户；造型小巧，速度快捷。
除了数以万计的蒙冲，南宋水军当时装备的最新式战船为“车船”，又称为“车轮船”“浆轮船”，车船以人力用脚踏动，最大的优点是受风力和水流的影响较小，有极强的机动性优势。在之后的襄阳之战中，车船就发挥了奇兵的作用。
除了舰船的数量和技术优势，南宋也有针对性地开发了一套水军新战术，被当代学者称为“舟师水路赴援战术”。所谓舟师水路赴援，就是将水军作为强大的机动性军队，当一座城池受到蒙古军队的围攻时，南宋援军往往利用舰船从水路驰援。这一战术对作为守势一方的南宋意义尤其重大，可以在各个战略方向迅速投放有生力量，同时又可以规避陆路援军被蒙古骑兵击溃的风险。
可以说，襄阳被围初期，南宋之所以一度表现得处变不惊，其最大底气就来自强大的水军，以及舟师水路赴援战术。
襄阳之役开战后，蒙古扩建水军的优先级随着战局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南宋水军在江汉水域如入无人之境，真正刺激到了忽必烈。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风云际会中，刘整成了这个天选之子。
《元史·刘整传》记载，蒙古至元七年（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三月，刘整献计征襄主帅阿术：“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而据《元史·世祖本纪》，阿术遂与刘整联合上奏忽必烈：“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
忽必烈予以批准，扩建水军一事迅速付诸实行。
刘整献计的同年，忽必烈即命刘整造船五千艘。五千艘对南宋水师或许不算什么，但这可能是蒙古水军自初创以来最大规模的单次扩军，毕竟，川江之战中史天泽的水师仅有七十余艘战船。从《元史》的记载来看，蒙古此前造舰计划的量级多为数百艘，如至元三年（1266年），出身藁城董氏的董文炳督造战舰五百艘；至元五年（1268年），陕西四川行省受命造舰五百艘交付刘整。
大造战舰的同时，刘整还受命编练水师。据《元史·刘整传》，刘整“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操练出水军七万之众。
到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襄樊前线水军已编成了四个万户，忽必烈将其交由刘整全权统领。
有学者认为，“刘整显然并非建议扩张水军的第一人，但他对蒙古水军大肆扩张的推动与执行出力最大”。从这个意义而言，刘整不仅是先取襄阳完整战略构想的首倡者，也是实至名归的“蒙古水军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