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整为什么建言忽必烈“先攻襄阳”？
从军事地理上看，蒙宋三大战场都不利于蒙古骑兵发挥：川蜀多山地，荆襄和两淮多河流。
先说川蜀战场。南宋在川东打造了严密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当时的军事技术条件下，山城几乎是无法在短期内被正面攻克的。蒙哥崩逝于钓鱼城之役后，忽必烈登上汗位，一即位便开始调整主攻川蜀的战略，在川蜀转入守势；而刘整叛降于泸州后，吕文德又带兵收复泸州，宋蒙两军由此在川蜀战场上陷入了战略僵持状态。
再有就是两淮。对蒙古人而言，攻略两淮有两大难点：一是东西流向的河流密布，大军难以横渡，蒙古骑兵的机动性优势不易发挥；二是两淮直接干系临安安危，乃宋军防御的重中之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宋驻扎两淮战区的军队接近二十万人，几乎是川蜀和京湖（荆襄）这两大战区军队人数的总和。
不过，蒙古人倒也没狂妄到直取两淮，在之前的蒙宋战争中，蒙古人的主攻方向始终都是在川蜀。
排除了川蜀和两淮这两大选项，那么也只有荆襄战区了。
尽管忽必烈、贾似道决战于鄂州，京湖制置使也开府鄂州，但荆襄的咽喉之地实为襄阳。
对此，贾似道似乎不以为意，并未将襄阳视作宋蒙战争中必争必守的战略要地，据说还曾放话“纵襄阳失守，岂遽危亡？此书生腐语耳”。出于鄂州之胜的临阵经验与自鸣得意，贾似道对鄂州更为偏重，“贾似道对绝对防卫线（或曰据点）没有明确的展望，缺乏对宋蒙战争总战略的认识”，“对蒙防卫战的焦点，或者说绝对防卫据点——总全国之国力所必死防守的城市到底是哪个？襄阳还是鄂州？抑或襄阳还是两淮？始终未有明确的认识”。
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言：
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襄阳、樊城两城南北夹汉水而建，共同构成扼守汉水的要地，号称“城高而池深，兵精而食足”。战前，南宋全力经营襄樊防线，并在襄、樊两城所夹的汉水水域中植下粗木桩柱，连以铁索，中造浮桥，作为两城间相互联络声援的交通要道，从而使得依山傍水的襄、樊两城紧密相连，构成一个相当严密的防御体系。
只要拿下襄樊，蒙古水军就可以从汉水顺势进入长江，顺流而下直取鄂州，乃至席卷江南，长江天堑将名存实亡，这也就是刘整所说的浮汉入江之策，“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可以说，进攻襄阳，其意义并不止于攻城略地，更不在于抢掠人口、财富，而是意味着蒙古灭宋的大幕开启。李璮之乱与阿里不哥之乱相继被平息，忽必烈政权提高了灭宋的战略优先级。
在蒙哥时代，蒙古人第一次萌生了灭宋之念。但在那次南征中，蒙古虽制订了东、西、南三路攻宋的计划，实则并未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是寄望于速战速决的妄念，因此一旦遭遇激烈抵抗，蒙军或顿足坚城之下，或束手无策。
而此次攻襄阳，忽必烈汲取了以往的教训，立足于持久战的全面准备显然有别于典型意义上的蒙古式战争：后者在战术上讲究速战速决，长驱直入，后勤上寻求以战养战，就地劫掠。
先说战术。在刘整的建议下，蒙古人回避了自身并不擅长的城池攻坚，采用筑壁建垒的长期围困战术，在城外要地修筑堡垒，以断绝襄、樊二城与外界的联络。
既然是长期围困，难以就地劫掠，后勤补给就成为先决条件。为此，忽必烈在河南、淮西一带加大屯田力度，招募流民归耕，以囤聚粮食。而故事的另一面是，贾似道新政步入深水区，南宋财政每况愈下，反倒是更切实些的屯田被忽视。当时，南宋有官员针对财政窘境，提出“足兵足食”之策，“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但被新政弄得焦头烂额的贾似道并未采纳这一建言。
襄阳之战期间，蒙古合纵连横，积极交好周边政权，其间不无威逼利诱之处，力图对南宋形成战略包围。《元史·世祖本纪》记载，百济遣使来朝，忽必烈封赏百济王；诏谕安南遣王室子弟入质，“编民出军役、纳赋税，置达鲁花赤统治之”；封皇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镇守大理，对南宋西南面保持军事压力。
忽必烈扶植高丽质子王禃登位，是为高丽元宗。至元五年（1268年）夏，忽必烈又责令高丽“备兵一万，造船千只”，以供征调。忽必烈甚至援引西夏拒绝出兵助攻成吉思汗西征而招致灭亡的过往来警告高丽。
蒙古与安南的外交冲突极有戏剧性。据《元史·张庭珍传》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安南未及时纳贡，忽必烈任命张庭珍为安南达鲁花赤，前往交涉宣诏。张庭珍怒斥站立接诏的安南国王：“皇帝没有将安南变为郡县，还让你继续当藩王，这是多大的恩典。你却仗着有南宋撑腰，妄自尊大。今百万之师围襄阳，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则宋亡矣，王将何恃？而且我云南驻军不到两个月就可以杀到安南，灭掉你们的宗祀轻而易举，你还是好好考虑吧。”
安南国王听罢，这才下拜受诏，但之后又因礼仪之争和进贡犀象与张庭珍发生争执，甚至“使卫兵露刃环立以恐庭珍”。张庭珍解下了自己身上携带的武器，坦然卧于室中说：“听汝何为！”安南国王及大臣见状为之折服。
安南与蒙古的冲突实质，很可能并非礼仪与贡品这些枝节问题，而在于安南周旋于蒙古与南宋之间的骑墙外交政策。仅从《宋史·度宗本纪》就可以看到，安南与南宋交往颇为频密：宋度宗即位，安南遣使贺登位，献土特产；南宋先后两次给安南国王父子加食邑一千户；襄阳失陷后，安南仍在进贡，南宋赐金五百两、帛百匹。
征襄诸事俱备，剩下就是兵力问题了。在襄阳之战的战前与战中，蒙古大肆征兵，除了蒙军，大量汉军也编组参战。最荒诞的是，忽必烈还数次下诏将“曾入南界”的走私商人强行征入军中。
据统计，忽必烈为襄阳之战集结的总兵力约有十万。
除开辟兵源外，蒙古大举征调汉军还有更深层次的战术考虑，征襄主帅阿术举荐史天泽之侄史枢领汉军出战时就说：“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