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重是所谓的合法性欠缺综合征，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忽必烈政权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而回击质疑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将更多领土纳入蒙古版图中。作为一个“家产制”（公产制）国家，“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灭宋都是忽必烈的自我实现。
第二点，如何灭宋。刘整的方略是“先从事襄阳”（先攻襄阳），“若复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平也”。这个方略的核心词是“浮汉入江”：襄阳地处汉水以南，拿下襄阳，蒙古水军即可从汉水一路入长江，旌麾直指，重演“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之伟业。
就蒙宋三大战区（川蜀、荆襄和两淮）之间的关系，刘整明确提出：
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可唾手下也。
“先攻襄阳”之策，并非刘整首倡。早在贵由大汗时代，就有人向贵由献策称，“襄阳乃吴、蜀之要冲，宋之喉襟，得之则可为他日取宋基本”，贵由虽表赞许，但并未付诸实施。在蒙哥时代及忽必烈即位之初，也分别有人进言，反对蒙哥先攻川蜀的国策。《元史·郭侃传》中，郭侃从战略、战术两方面明白指出：“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刘整的幸运在于“得君行道”，他提出“先攻襄阳”之策时，恰逢忽必烈已下定决心灭宋，正四处问计，因而君臣遇合，风云际会，“先攻襄阳”也因此从献策变为国策。
除了贡献方略，刘整还自请出战，在上奏中明确表示“臣愿效犬马劳”。
据《元史·刘整传》，忽必烈听了刘整的奏对，回应了四个字：“朕意决矣。”接着，他就诏征诸路兵，任命阿术为主帅，刘整为辅，经略襄阳。
阿术出身于怯薛，父亲是蒙哥南征时的南路军主帅兀良合台，祖父是蒙古西征时的名将速不台，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功臣家族。
正是在襄阳，刘整迎来了其军事生涯的巅峰，但对巅峰的极致追求，也预先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
刘整之叛宋投蒙，乃至攻略襄阳，是为归正人对南宋猜疑、歧视政策的总复仇，也叠加了以复仇为名义的趋炎附势，两者相互交织，跌宕起伏，不绝如缕。“如宋善待他们，他们可以为宋效命疆场……一旦宋人歧视他们，或者蒙古改用安抚政策，招集流亡，他们也可以返回故乡，投靠蒙古，作为蒙古攻宋的先导”，直至覆宋。
这岂不是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之论的诡异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