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蒙后，刘整建功心切，似乎将一切心力都集中于灭宋之上，其热切程度可能超过了忽必烈麾下任何一位降蒙重臣。
一位刚刚易帜的名将，为何如此迷恋于消灭所谓的母国？原因或包括相互缠绕的以下几点。
其一，刘整本就是出身金朝的归正人，对南宋缺乏根深蒂固的认同感。
其二，作为归正人，刘整在南宋政争中遭到各种打压，尤其是在打算法前后，刘整对吕文德和俞兴恐怕是恨不能食肉寝皮，投蒙后可能多少有些报复情绪。
其三，从心理动机而言，刘整可能有所谓的皈依者狂热，极力推动灭宋不仅是他激进情绪的宣泄，也是某种向蒙古人表达忠诚的投名状。
其四，从功利角度看，刘整深知他对蒙古人最大的价值就是熟谙南宋军情，灭宋不仅可以让他的个人价值最大化，而且是他捞取军功、仕途上升的最佳路径。
蒙古至元四年（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已擢升为南京路宣抚使的刘整再度被召入朝，向忽必烈献上了灭宋版“隆中策”。
刘整的建言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何时灭宋。《元史·刘整传》记载，他认为“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现在是灭宋一统的良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耶”。
虽然在蒙哥南征时，蒙古就开始有了灭宋的模糊计划，但正是在刘整建言之后，灭宋才第一次被明确为蒙古政权的大战略。或者说，在平定漠北阿里不哥之乱与山东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政权将灭宋定为头号战略目标。
而站在刘整的角度，他建言灭宋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他将儒家大一统观念与大蒙古国的征服者本性结合了起来。灭宋也因此具备了“双重合法性”：蒙古式的征服观与中原式的正统观。
刘整的灭宋建言恰好契合了忽必烈的双重政治需求。
一重是所谓的蒙古帝国意识形态，据说成吉思汗曾颁布过一条任何蒙古人都不得违反的法令——“他们要使全世界降服，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这些民族首先向他们投降”。“几乎毫无妥协余地的‘要么归顺，要么开战并被征服’，就是蒙古帝国对外征服精神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