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广义上的贾似道新政第一项措施并非公田法，而是景定二年（1261年）针对军队推出的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即核算将帅的军费开支，与蒙古那边的钩考有近似之处。南宋中期以降，“武将边帅腐败，贪污贿赂公行，克扣士兵粮饷、虚报军额、假公济私等行为在在皆是”，以至有“国家竭民力以养兵，而诸将乃竭兵力以奉己”之说。当时将帅吃空额风气盛行，三大战区几乎都出现了“符额半虚”的状况。
军队贪腐至斯，贾似道的改革算得上对症下药，至少也是师出有名，以打算法节流，以公田法开源。
但贾似道借打算法在军中打击异己的私心也近乎众目昭彰，高达、曹世雄、向士璧与贾似道在鄂州之围时早生嫌隙，而赵葵、杜庶、李曾伯和徐敏之等边帅则可能因竞争关系与贾似道不睦，成为重点“打算”对象，抄家的抄家，下狱的下狱。高达和赵葵虽侥幸过关，但向士璧、曹世雄和杜庶都死于打算之中。
作为贾似道的亲信，吕文德家族在当世也以“宝货充栋，宇产遍江淮，富亦极矣”闻名，但吕文德在打算法风暴中近乎全身而退，这也可见贾似道的内外有别。
不过，贾似道挟私报复的破坏力可能被后世渲染夸大了，或者说，即使贾似道公而忘私，推动打算法也有不测之忧，这与公田法激发了士大夫阶层的杯葛一样，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群体内部，重手反贪腐自然更易激发反弹，何况还是在战时。相较而言，贾似道的假公济私只是进一步加大了变生不测的概率。
贾似道的最大失误不在被道德化放大的公私不分——在那时的政治环境中又哪里存在纯粹的公心呢——而在于打算法的出台过于草率。贾似道自恃挟鄂州之胜回朝，不仅高估了自己在军界的威望，而且低估了军内贪腐的盘根错节，未经深思熟虑便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收。
当然，贾似道可能也有隐衷。连年战争已打空了南宋国库，军费的恶性膨胀已为燃眉之急，作为宰执，他求治心切，又缺乏掌控全局之才具，未免有急功近利之误，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打算法如此，公田法也如此。
无论缘由为何，贾似道终究铸成大错，间接逼反了知泸州军州事兼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刘整。
刘整原本是金朝邓州人，“沉毅有智谋，善骑射”，蒙金战争爆发后以归正人的身份投宋。
所谓归正人，为南宋朝野对北方“沦陷区”南归者的统称，其中不无蔑视与猜忌之意。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就给了归正人一个不无防范心态的定义：
元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归于正也。
南宋对归正人，尤其是归正人从军的态度素来游移不定。一方面，归正人骁勇，长于战斗，南宋在军事上对归正人的依赖甚深，大臣张浚感慨颇深：
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军事，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当时归正人也。三十余年捍御力战，国势以安。
另一方面，的确有归正人成为奸细打入南宋内部搜集情报，南宋朝廷与将领对归正人越是防范与歧视，就越增加归正人的怨怒与离心力，互为因果，不知伊于胡底。朱熹对此忧心忡忡：“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藩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奈得他何！”朱熹对归正人虽抱有偏见，但这也正是当时南宋军政精英对归正人的主流态度。
前文提过，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喟叹：“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这句话更多指向的是两宋防范武将，但归正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
尽管掣肘于归正人的尴尬政治人设，但凭借其勇武英锐，刘整早年在南宋军界的运气尚属顺遂。
入宋后，刘整追随的第一个边帅为“军神”孟珙。《元史·刘整传》中说，孟珙作为宋军主帅联蒙攻金时，刘整曾作为前锋夜袭金人守备的信阳，率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得胜归来时，孟珙闻之大惊，“以为唐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今整所将更寡，而取信阳”，于是亲书刘整所部军旗“赛存孝”，刘整遂一战成名。
李存孝虽勇冠三军，但因背叛义父李克用而声名狼藉，最终被车裂而死。冥冥之中，孟珙不意以叛将为名号送给刘整，岂非天数？
岳飞之后，孟珙可能是最善待且最擅用归正人的南宋边帅。孟珙以归正人为班底成立了一支名为“镇北军”的新军，《宋史·孟珙传》中记载：“镇北军者，珙所招中原精锐百战之士万五千余人。”
但孟珙之外，南宋军界对刘整的猜疑之心似乎始终未消。《新元史·刘整传》记载，曾任京湖制置使的边帅赵方嘱咐儿子赵葵：“整才气，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刘整或许多少有些恃才傲物的毛病，与同僚关系也未必和睦，但被军中前辈如此疑忌，其身为归正人所遭受的身份歧视可能才是核心原因。
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年过四十的刘整随蜀帅李曾伯入川，屡建战功，至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刘整被擢任为潼川十五军州安抚使、知泸州军州事，“南方诸将皆出其下”。作为归正人，刘整进入了仕途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