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虽然宋理宗平日对政事不甚关心，新政之初也一度畏葸不前，但他实际上是贾似道新政的幕后支持者。说白了，南宋财政危机之严重昭然若揭，颟顸如宋理宗也无法视而不见。甚至有理由怀疑，新政就是宋理宗本人的想法，贾似道更多的是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
总得有人为君父分忧，作为独相的贾似道责无旁贷，这或许就是集权的反噬吧。除了相才不足，贾似道可能是高估了自己援鄂归来的威望，更可能是低估了本朝政制的疾不可为，总之，贾似道新政在一两年间便败象已露。
景定五年（1264年）七月初，也就是新政发端的一年半后，一颗突如其来的彗星划过大宋的天空。依照天人感应的“天变”惯例，宋理宗“诏求直言”，却在不期然间引发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
风暴的中心正是贾似道。以彗星为契机，朝野各方人士对新政特别是公田法群起而攻之，朝中甚至有人直指贾似道擅权，抨击他入相以来朝政败坏，“忠厚之泽已尽矣”。这与王安石变法期间彗星出现时的朝野舆情如出一辙。
《元史·叶李传》记载，八十三名太学生伏阙上书，攻讦新政“三光舛错，宰执之愆。似道缪司台鼎，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上书由太学生叶李起草，贾似道听闻后盛怒，派左右诬告叶李，将其贬至漳州。
此时的贾似道当然无法预料，十余年后，他临死前与叶李会有一次主客易位的会面。
《宋史·高斯得传》也记载了大臣高斯得上书宋理宗：
陛下专任一相，虚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灾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岁，大水为灾，浙西之民死者数百千万。连年旱暵，田野萧条，物价翔跃，民命如线。今妖星突出，其变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
贾似道的政治形象由此步入下行线，他在后世的奸相定案多半肇始于此。
黄仁宇以他一贯的重数目字而轻儒家道德叙事的价值观指出：
贾似道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旋涡中的贾似道退意萌生，彗星争议发酵后便向宋理宗乞辞相位。在熙宁时代的彗星风波中，王安石也曾自请罢相。
贾似道的辞相，自然有其心灰意冷的一面，但其中可能也有以退为进的权谋。
宋理宗的优容权相人设一以贯之，面对朝野对贾似道的如潮指斥，他在诏书中难得展露出了君王的担当：
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造楮币之费，下可以免浙右和籴之扰，公私兼济，所以命卿决意举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皆仰给于此。君遽因人言而罢之，虽可以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如军饷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礼义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
“不知祖宗三百年间，曾有士人上书而去宰相者乎！”宋理宗一锤定音，“由是公论顿沮”，“自是中外结舌焉”，彗星政治风暴终了于此。贾似道保住了相位，公田法也未废止，但新政已然再衰三竭，日暮途远。
无论后续影响如何，单纯就政治操守而言，宋理宗对贾似道新政始终如一的支持令人称道，君臣相契甚于宋神宗之于王安石。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得君行道”，但贾似道新政是否算是“行道”，却在当时和后世都充满争议。
彗星政治风暴，连带辞相风波，深刻影响了贾似道政治人格的蜕变。
其一，援鄂归来后，贾似道一时众望攸归，大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声势，与士人的关系也称得上融洽，被视作士大夫的一分子。彗星政治风暴后，贾似道与士大夫集团的结盟关系趋向破裂，士人视贾似道为聚敛之臣与误国权臣，大肆抨击；而贾似道则在风波平息后大举报复太学生等批评者，“所谓陷害忠良、排除异己、实施专政，成为其公田不便之外更大的罪名”。
其二，辞相成为贾似道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治闹剧。在第一次辞相中，贾似道得到宋理宗的慰留，不仅安然渡过政治风波，而且权位愈固。这自然是一个正反馈，贾似道其后很多年间又屡次请辞，被时人讽为“要君”，也就是以辞职与皇帝博弈，甚至要挟皇帝。将请辞定义为“要君”或政治表演，多少有些诛心，贾似道或有真心求退之意，但累辞不得反被许以更多恩遇，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三，贾似道政治生涯的前半程以奋发有为、勇于任事著称，军事上破釜沉舟，政治上锐意革新，但彗星风暴后，因循苟且成为他全新的政治标签，他主动融入了南宋的苟安政风：
可知景定年间贾似道初入相之际，对自己的立身尚具有清廉奉献的自律意识，锐意改革，志在解决南宋积弊，其以失败告终，直接导致了他在咸淳年间的消极无为。
力保贾似道过关，几乎算是宋理宗的政治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