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忽必烈政权困于漠北战事与李璮之乱，贾似道在南宋推行规模浩大的新政。
尽管南宋在历史上有富庶之称，商业、城市经济和海洋贸易臻于极盛。但到了贾似道时代，历经二十余年的蒙宋战争，南宋“国计有将败之虞”，当时有大臣忧心如焚地上奏称：
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之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国家用度日以不给，盖有如贾谊所谓“大命将泛，莫之振救”者。
上述奏对有一句极痛切之语，“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南宋财政到了此等境地，不改已有亡国之忧。对此，急于捞取政绩的贾似道又岂能置若罔闻，他希冀以新政澄清自己于天下。
相比包罗万象的王安石变法，贾似道新政基本局限于财政领域，目标也未必有“富国强兵”这么高远，也就是为了缓解南宋末年“国库空虚，州县罄竭”的困境，说白了就是筹集军费。汲汲于仕途的贾似道远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很可能并没有王安石那么强烈的价值观诉求，他发动新政更多只是一个宰执在战争年代别无选择的救世之举。
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其一，贾似道执政之初，未必如传说中那样苟安无为，无论其才具如何，他是有锐意改革之志的，为此不惜将自己拖入政治旋涡；其二，蒙古与南宋在财政上几乎同时陷入了捉襟见肘的战时经济窘境，继而直面各自的聚敛政争，那边的主角先后是王文统与阿合马，这边的主角是贾似道。
贾似道新政的核心，是景定四年（1263年）二月施行的公田法。所谓公田法，就是国家强制性从拥田逾限的官户那里回购田地，作为长期的军饷来源。
按照周密《齐东野语》所述：
回买官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
公田法出台前，宋理宗举棋不定，担心其牵涉面过广，便以春耕在即为借口，欲推延至秋后再议。贾似道对皇帝的优柔寡断心存不满，就以辞官归田相要挟。宋理宗见状，只得同意先在浙西进行试点，继而推行全国。
为平息物议，贾似道率先将自家在浙西的万亩良田献出，作为官田首倡，宋理宗之弟荣王赵与芮随后跟进，令反对派一度噤声。赵与芮素来与贾似道不和，参与献田应为宋理宗授意。
尽管贾似道的初衷是为了筹集军费，但公田法只要推行下去，自然有抑制兼并之功能。土地归国家所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充沛的思想资源，尽管王莽附会《周礼》的王田制改革以一种极荒诞的方式破灭，但类似的变革冲动始终存在于历代。
贾似道未必有这样的情怀，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公田法可能也是不得不发。南宋的军粮此前高度依赖和籴制，也就是官方强制从民间统购粮食。但随着南宋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籴的价格越压越低，严重脱离真实市场价格，民间苦不堪言，难以为继。
同样是聚敛，从理念而言，公田法至少是着眼长期的，只要国家回购田地的出价公道，倒也未必算得上恶政，或者说，相比和籴，两害取其轻。
但问题还是出在了执行上。公田法的原始版本是国家强制买回超过官户限定的田亩数，之后一路升级，先是凡拥田两百亩以上的官户，由国家买回三分之一田产，再后来连一百亩甚至更少，都要买回。
为了邀宠于贾似道，地方官在公田法改革中恣意妄为地扩大化，除了大地主，稍宽裕点的普通人家也被强制卖田，有异议便以刑罚逼迫，致使民间骚动。
打击面过广也就罢了，因为购田数过于庞大，南宋朝廷付不出购田银钱，就用纸币等充数，甚至连发给僧尼的免税度牒也被拿来抵值，被周密讥讽为“几近白没矣”。官府给的购田价甚至不到真实价格的一成，价值一千贯一亩的良田，仅给四十贯，且一半是无用的官诰、度牒，另一半是日益贬值的纸币“会子”。
为了推进公田法，贾似道又启动了推排法，也就是重新核检土地面积，查实赋税，与阿合马在北方的清查户口遥相呼应。时人作诗讥刺云：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川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针对南宋楮币（楮皮纸制成的纸币）一再贬值的困局，贾似道不惜赌上政治威望，贸然启动了风险极高的货币改革，实则就是再发行一版纸币。果不其然，货币改革不但收效甚微，反而加重了南宋的财政危机与民生困苦，如周密《齐东野语》所说：
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
无论南宋财政体制的变革必要性如何蹙迫，也无论贾似道的救世之心如何真切，强制买田、查税、物价飞涨……新政全面铺开之后，朝野内外之众怒如水火，阻力之大甚至超越了宋理宗、贾似道君臣的联手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