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汉人世侯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李璮可以算是激进派，史天泽算是保皇派。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都直面着类似的削藩恐惧，有着唇亡齿寒的自觉，世侯间很可能长期有一些书信往来、信息交换、怨气宣泄，乃至共进退的口头约定，这也在情理之中。
即使是作为忽必烈近臣的史天泽，也很难说与李璮及其他世侯之间就没有任何私下交往，甚至也不排除在书信中一起说些攻讦蒙古人乃至忽必烈的所谓“悖逆之语”。
这不仅仅是基于历史情境的推测。据《元史·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事得释。”
张弘略是顺天世侯张柔的第八子，张弘范的哥哥。李璮与世侯及汉人官僚多有通信，但只有张弘略始终在书信中坚持“忠义”立场，可见其他通信者说了不少有违忠义之语。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史天泽也是李璮的通信者之一。只能说，如果史天泽也是通信者，他很可能也对李璮说过某种犯忌之语。
因此，李璮痛斥史天泽那句“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自然经由李璮的渲染夸大，毕竟深得忽必烈器重的史天泽没有任何“起兵”的动机；但也未必是无中生有，李璮与史天泽之间可能有文书往来，也可能有过什么同气连枝、和衷共济一类的口头盟约，只是远没有到共同起兵的地步罢了。
李璮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一方面，他可能对史天泽等世侯非但没有出兵相助，还反戈一击怀恨在心，临死前构陷一下史天泽也算出了口恶气；另一方面，如上所说，史天泽或许对李璮说过什么牢骚话，或许对李璮的激进态度也表达过声援，虽然可能只是逢场作戏、随声附和，但反志益坚的李璮在志得意满之下，很可能会将史天泽等人的游移暧昧曲解为正式结盟，并深信不疑，这也是一种扭曲了现实的认知。
夸大也好，构陷也罢，史天泽在第一时间就杀掉了李璮，从而沾染了杀人灭口的嫌疑。
参与谋逆是重罪，但忽必烈并不打算追究。不仅是对有嫌疑的史天泽，甚至对子弟牵涉李璮之乱极深的济南张氏，忽必烈也手下留情，不惜“曲法优免”。
究其原因，其一，李璮之乱刚刚平定，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前面又刚刚杀了王文统，忽必烈不想在此时频掀大狱，冤枉忠良也就罢了，万一逼得史天泽及其他世侯铤而走险，反而酿成祸事。这在逻辑上，与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焚烧部下与袁绍往来的书信是相通的。
其二，忽必烈固然想“削藩”，但并不想将汉人世侯连根拔起，毕竟，这些人也是他不可或缺的执政基础之一。忽必烈既需要他们压制内部的蒙古本位主义势力，将统治重心进一步转向中原；也需要在未来依靠他们南征赵宋，以汉制汉。
此时，对于汉人世侯，忽必烈已有了一整套处置方案。忽必烈总的原则类似“大棒加胡萝卜”：硬的一手，迫使汉人世侯交出地方上的实权，尤其是军权，从根本上消弭再次发生类似李璮之乱的政治军事基础；软的一手，不搞扩大化，既往不咎，继续重用世侯等汉人官僚。
李璮之乱成为忽必烈加速削藩的一个契机。一方面，李璮是反削藩激进派的领袖，他的溃灭令削藩阻力立减；另一方面，史天泽这些人虽然原本也不支持削藩，但疑似参与谋逆一事让他们在政治上失去了博弈抵抗能力，没被牵扯进去已然幸甚至哉，对忽必烈唯有俯首听命。
削藩甚至不需要忽必烈亲自发起，《元史·史天泽传》记载，史天泽主动请命：“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很可能，史天泽是想以主动削藩，弥补擅杀李璮之过，修补他与忽必烈初现裂痕的君臣关系。
不过，史天泽此举是出于政治嗅觉敏锐，主动为君王解忧，还是忽必烈需要一个人来承担这一职责，给了史天泽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兼而有之，已不得而知。
史天泽请命削藩后，史氏子弟即日解兵符者便有十七人。真定史氏这一带头，其他世侯深知大势已去，抵制已无意义，索性群起效仿，东平严氏、顺天张氏、济南张氏等在短期内纷纷交出兵权。
接着，忽必烈仿佛是应民意之所请，启动了大规模的内部改革：设枢密院以统兵权；为中书省扩权，加强中央集权；严格执行地方兵民分治；罢世侯世袭；取消汉人官僚封邑；除世侯本人，罢其兄弟子侄为官者……
原本千头万绪、成败未卜的削藩大业，竟这么一蹴而就了。
这么一场对既得利益的颠覆式变革，竟生出些君臣和衷共济的岁月静好感，有了几分杯酒释兵权的意思。
这当然主要归功于蒙古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特别是世侯慑于蒙古人快速平定李璮之乱的赫赫军威，不敢再作非分之想；但与此同时，忽必烈配套的怀柔政策也给了世侯堪称体面的退出机制。
削藩后，忽必烈对世侯的猜忌之心顿减，反倒给了他们更多的政治上升空间。世侯的政治舞台从地方转至中枢，以实权换高位。比如，史天泽继续做着他的丞相，日后又与张柔之子张弘范一起成为灭宋的盖世功臣。
这也可以看出，所谓解除世侯兵权，更多是私兵意义上的，一旦过了所谓的考察期，忽必烈还是不吝于给予部分世侯统兵权的，只不过，他们从世侯变成了元军的职业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