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平定李璮之乱的首席功臣，史天泽正处于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躁中。
史天泽可能不断地回想起，李璮被俘后对他喊出的那句足以诛灭九族的话，“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
当时，史天泽既没献俘，更未请旨，以“宜即诛之，以安人心”为由，即刻于军前虐杀了李璮。
这么匆忙地杀掉李璮，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先斩后奏，甚至是杀人灭口。
这并非空穴来风。据《史天泽家传》，事后史天泽觐见忽必烈时，“乃以擅杀自劾，上察公忠诚，亦不之罪”。
杀人灭口多少可能有些阴谋论，但擅杀却无从辩驳。
一句“上察公忠诚”背后，是史天泽家族与蒙古政权长达五十年的“出没风波里”。
1213年，史天泽之父史秉直与长兄史天倪归降木华黎时，史天泽还是个十二岁的稚子。1225年，史天倪为金将武仙设宴诱杀后，史天泽承接过父兄创建的家业，招集流散，存恤穷困，败武仙，围蔡州，真定史氏遂于数年间勃兴为汉人世侯之翘楚。
1251年，忽必烈总理漠南军国重事时，“极知汉地不治，河南尤甚，请以天泽为经略使”，据说史天泽上任后“兴利除害，政无不举”，这极可能是忽必烈与史天泽漫长政治合作的起始点。
所谓忽必烈“察公忠诚”，最早的缘起也在那几年，更准确地说，就是阿蓝答儿钩考。当阿蓝答儿在中原对忽必烈集团发动极尽所能的政治构陷时，史天泽站了出来，他凭借作为勋旧和世侯的政治威望，从阿蓝答儿手中营救出不少金莲川幕府中人。
在此后的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争中，史天泽也坚决与忽必烈站在一起。
在某种程度上，中书右丞相就是忽必烈给史天泽长年尽忠的回报。
史天泽效忠忽必烈，既是一种基于实力计算的政治投机，因为忽必烈掌控了中原的财力与人力；也是一种基于价值观的结合，作为汉人世侯，史天泽天然地支持忽必烈所代表的蒙古汉法派。
但在李璮之乱前后，史天泽等汉人世侯究竟与李璮有无某种政治勾连，甚至私相授受？
说来话长。
汉人世侯多是在蒙古南下攻金时，率领数千数万家族部众归降的地方豪强，他们割据一方，互不隶属，彼此处于某种微妙的政治竞争态势，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集团”来定义。
汉人世侯与蒙古的主要分歧，绝非所谓的民族矛盾。各大世侯家族长居北方，对“南宋正统”缺乏认同，他们在蒙金战争中的所谓归降也是“叛金降蒙”，根本就和民族大义扯不上任何关系。特别是那些世居燕云地区的世侯家族，自安史之乱以来就成为中原政权的“化外之地”，历经河朔藩镇、石敬瑭后晋、辽、金和蒙古统治，已有五百年的“去中原王朝化”，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心向大宋”。
也因此，汉人世侯既然不构成一个政治集团，也就更谈不上“汉人政治利益集团”了。当年的地方豪强之所以可以成为世侯，也是蒙古人的主动选择，可以看作一种间接统治或代理人政权。
那么，汉人世侯与蒙古的矛盾何在呢？
汉人世侯的核心利益就在于长期维持半割据、藩镇化状态。当蒙古人不把中原当回事，或者说不视作核心统治区的时候，自然是倾向于尽量放权，给予世侯更大的自治权，以换取世侯为诸王（投下主）与蒙古收税，为蒙古与南宋作战。但忽必烈的上台改变了这一切，他越重视中原，越将中原当作核心统治区，就越想回收世侯的权力，将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
也就是说，在蒙哥这样的蒙古本位主义者得势之时，汉人世侯的政治地位固然不高，上升空间也不大，但被忽视也是一种自由，蒙古缺乏甩开世侯直接统治的兴趣与内驱力，他们的唯一政治重心是蒙古草原，蒙古与中亚、东欧一样，都是可以分封、可供间接统治的“次级领地”；而当忽必烈这样的汉法派上台后，汉人世侯在感受到被重视的同时，半割据时代也就接近尾声了。
忽必烈重视汉地，重用汉人，这对汉人世侯而言是政治机遇；但忽必烈立志“削藩”，改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触动了汉人世侯的核心利益。
正是在“削藩”的威胁下，汉人世侯渐成利益集团之感。也就是说，汉人世侯虽不构成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但的确形成了某种松散的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