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身份特殊者，忽必烈决计不会放过。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首建中书省以总领全国政务，简拔王文统为首任平章政事，委以更张庶务。
王文统并非金莲川幕府旧人，“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有些乱世纵横家的意思。同为益都人的王文统之后投奔李璮，受到重用，不仅身居首席幕僚，李璮还让儿子拜他为师。更能证明两人关系甚笃的是，王文统当了李璮的岳父。
忽必烈拔擢王文统，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王文统盛名在外，毕竟，之前李璮的种种奇谋，如虚张敌势、挟宋自重，攻取南宋数州，均出自王文统手笔。但是，忽必烈此举很难说与示好李璮无关，在某种意义上与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的性质接近。
据说忽必烈曾有意将王文统直接擢升为百官之首的中书省右丞相（元朝政权一改唐宋旧制，以右为尊），但考虑到王文统资历尚浅，最终还是选择了更孚人望的史天泽，成为左右四相中唯一一位汉人。不过，史天泽等人并不负责具体事务，“他的相业亦仅恃其资历声名调停弥缝，在省署实际负责决策的还是王文统”。
作为中书省的实控人，王文统独揽忽必烈政权的财政大权，深受倚重。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中，王文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政撑持。
但益都烽火一起，作为李璮岳父与前幕僚的王文统，立时命在旦夕。
中统三年（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也就是李璮起兵同月，忽必烈亲自主持了一场针对王文统的御前对质，或者说，审判。
《元史·王文统传》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当时的“审判实录”，这里不妨全文录之：
世祖召文统问之曰：“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世祖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之命，苟能存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犹欲缓颊于朕耶？”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洺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傍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忽必烈步步紧逼，让王文统承认与李璮勾结谋反，还拿出双方书信作为证据，但王文统就是不认罪。
忽必烈决心将王文统案办成铁案。他召窦默、姚枢、王鹗和张柔等汉人亲信重臣来，展示了王文统的三封书信并问道：“你们看王文统该当何罪？”文臣们都主张处死，只有张柔高呼：“宜剐！”见众臣对诛杀王文统已无异议，忽必烈这才说：“他本人也认罪了。”
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被公开处死，忽必烈为此还诏告天下。在诏书中，王文统被定性为策划谋反多年，“审其有反状者累年，宜加肆市之诛，以著滔天之恶”。
但此案真的是所谓铁案吗？
此案细节破绽百出。
其一，王文统的三封密信是如何暴露的？《元史·王文统传》暗示是李璮主动告发，但动机是什么？“纵使文统真有书信与璮涉及反叛，协议行事，李璮何得于公开反元之后将密函暴露，以置文统于死地？二者即使后来反目失和，亦不应有危害彼此的行动。”
其二，忽必烈指控王文统“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既然举世皆知，那么忽必烈肯定也知道，但他为何不采取任何行动，反而坐视王文统勾结李璮？这未免过于不合情理。
其三，忽必烈责问王文统为何在信中提及几年后的“甲子年”，王文统的解释至少可以自圆其说，“为了尽量拖延李璮的反期，给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留出时间”。但忽必烈的反应却是“无多言”，拒绝与王文统就这个解释做更多交流，这不免令人怀疑忽必烈对此其实是缺乏确凿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