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让步条件是什么？本书上一章曾探讨过，不可能是称臣割地，所谓岁币的可能性也不大，岁币在两宋政治中内含辱国语境，苦心经营军功人设的贾似道若承诺岁币，无异于政治自杀。更何况，岁币兹事体大，又岂是贾似道可以擅专的？
贾似道至多也就是口头承诺了送点钱。《宋史·贾似道传》称郝经使宋是“持书申好息兵，且征岁币”，但郝经声称的岁币未必属实，可能只是谈判前的漫天要价。对此，郝经本人其实也并未想瞒天过海，他在被囚南宋期间的《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中写道，“止是告登宝位，布弭兵息民之意，其余无他蔽匿”，并未提及岁币。
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贾似道在鄂州议和中承诺了岁币等让步条件，郝经使宋的诉求之一是让贾似道兑现承诺，因此惹得执意背约的贾似道恼羞成怒。从各种证据看，这个叙事逻辑很是牵强，原本就只有“鄂州议和”，而无“鄂州和议”。
为了达成议和，郝经此行将姿态放得不高，一改开战后蒙古人对宋外交的趾高气扬。在与宋的国书中，郝经甚至将此前的蒙古侵宋责任尽数推诿给前面几任大汗，“且术速门之事、合州之役、武昌之举、江上之师，皆先朝之事，非主上之所欲为”。在这样的“取悦”情境下，即使贾似道真有把柄在蒙古人手上，忽必烈和郝经又怎么可能刻意激怒贾似道，令谈判横生枝节？毕竟，如前所述，忽必烈此时的急务是与宋休兵，以全力与阿里不哥决战。
换言之，是郝经使团有求于贾似道，而不是相反。
尽管并不存在所谓的岁币和背约，但郝经使宋的确引发了贾似道的激烈反应。
中统元年（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七月，郝经使团抵达边城宿州，遣副使与南宋方面联系讲和一事。在贾似道的怂恿下，宋理宗下诏告谕“誓不与北和”，并令人毁去接待外国使臣的都亭驿，以示绝不接待蒙古使者。
吃了闭门羹的郝经不愿就此放弃。八月，心存侥幸的他率从者三十七人南渡淮河，强行进入宋境，意图造成谈判的既成事实。但贾似道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郝经使团刚入境，贾似道便命两淮制置大使李庭芝将其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不准入朝，也不予放归，但在生活待遇上却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连郝经也承认“恩礼加厚，坐享饔牢”。
郝经被羁留期间，曾数次上书南宋君臣，仅写给贾似道的就有《与宋国丞相书》《再与宋国丞相书》《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过总管回降与贾丞相书》《与贾丞相书》等数篇，内容基本上都是“极陈战和利害，且请入见及归国”，但贾似道始终置若罔闻。
贾似道究竟为何要囚禁郝经？《宋史·理宗本纪》的解释是：“谋出贾似道，帝（理宗）惑其言不悟。盖似道在鄂时，值我世祖皇帝归正大位撤兵，似道自诡有再造之功，讳言岁币及讲和之事，故不使经入见。”《宋史·贾似道传》解释的版本是：“似道方使廖莹中辈撰《福华编》称颂鄂功，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似道乃密令淮东制置司拘经等于真州忠勇军营。”
这两种说法相近，也大致公允，当然，“讳言岁币”除外。
综合这两种说法，并撇去岁币一说，大致就有了答案。
鄂州之战后，贾似道通过授意门客鼓吹等方式，全力打造了一个军事神话：忽必烈之所以仓皇北遁，是因为贾似道亲自率军在鄂州城下大获全胜。至于他曾在鄂州与蒙古人接洽议和一事，则秘而不宣，成了贾似道集团的最高机密，连宋理宗都被蒙在鼓里。
而郝经使宋，势必会让贾似道的弥天大谎大白于朝野，不仅其赖以把持朝堂的军事神话荡然无存，还可能被窥伺在侧的政治对手趁机发难，发动政治清算。
如此说来，贾似道怎么可能让郝经全身而退，其间所涉之事已危及他最深层次的权力根基。
郝经这一关，就是十六年；贾似道的秘密，也被保守了十六年；南宋的命运也在十六年间不断走向毁灭。
从消弭政治风险而言，贾似道无疑功德圆满，在其军事神话的光环下，天下共仰他为救时良相。
但这是因私害公的误国之举，郝经被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南宋灭亡的先声，给蒙古留下了出兵南征的口实，并使宋蒙关系错过了一次即使是短暂的好转机会，正如此后文天祥所浩叹的：“似道丧邦之政，不一而足。其羁虏使，开边衅，则兵连祸结之始也。”
当然，无论郝经被囚与否，忽必烈日后都不太可能放过南宋，但贾似道此举至少是加速了宋亡的进程。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无论贾似道多么短视偏私，但作为一名有深厚军事经验的上位者，他不可能不知道，拘郝经意味着宋蒙走向全面交恶；更不可能不知道，蒙古人的军事实力是南宋望尘莫及的。
无论如何，贾似道误国只是一个结果，但就初衷而言，他并没有误国之心。
这里有两个未必严密的解释。
其一，鄂州保卫战的胜利的确让贾似道陷入某种飘飘然的状态，对自己的军事统率力与南宋的军力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再造王室”一类的夸张吹捧听多了，会逐步降低一个人对真实世界的体察力。
其二，自大之余，贾似道可能也心存侥幸：蒙古人的内战或许旷日持久，蒙古人对于南下的兴趣可能被耗尽了。特别是，鄂州经验和钓鱼城经验也共同构成了一个可能的路径依赖：只要顶住蒙古人的强攻几个月，他们内部自然会状况百出，从而自行撤退。
说白了，贾似道多少有点赌博的意思，而之后的时势发展似乎也证明他赌对了。
中统二年（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五月，忽必烈遣使责问南宋扣留使臣、侵扰疆界之罪，但南宋根本置之不理；两个月后，忍无可忍的忽必烈对南宋发出了军事威胁，甚至颁发了一通咄咄逼人的伐宋诏谕，但南宋还是缄口无言。
此时，忽必烈的主力正忙于与阿里不哥军缠斗，所谓伐宋只是讨个口彩，虚张声势，根本就无落实的可能性。
阿里不哥也就罢了，忽必烈此时还被迫陷入另一场猝不及防的军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