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有。阿里不哥受制于自身的合法性叙事，无法像忽必烈那样无所顾忌。就合法性之争而言，阿里不哥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可以依照祖制，在漠北召开正牌忽里勒台大会，并大概率能够被推举为大汗。
但问题是，阿里不哥既然主打合法性，就要依照祖制等待诸王贵族聚集到漠北，方能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而西部诸王遥遥千里，术赤系的钦察汗国更是远在伏尔加河一带，来蒙古本土需要时间。
而若不等诸王到齐就先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那么，阿里不哥就等同于破坏了合法性，与忽必烈那个山寨大会又有什么不同？
阿里不哥必须等，哪怕明知道忽必烈可能捷足先登。这也是一种路径依赖和求仁得仁吧。
当然，阿里不哥集团可能对忽必烈的孤注一掷缺乏足够预判，按照这个时代蒙古人的认知，自行称汗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近乎政治自杀。
忽必烈即汗位次月，也就是当年四月，阿里不哥最终在喀拉和林一带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正式被推选为蒙古大汗。
就这样，大蒙古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两位并立的大汗。
在这场汗位之争中，蒙古诸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不少家族内部就此产生了分裂，如塔察儿拥立忽必烈，其儿子乃蛮台拥立阿里不哥；窝阔台系的合丹支持忽必烈，其两个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支持阿里不哥；身在波斯的忽必烈六弟旭烈兀前期态度暧昧，后期选定忽必烈，但其长子主木忽儿是阿里不哥的狂热支持者……父子和兄弟间的“政见不合”比比皆然。这当然有可能是一种权力分散下的随机与偶然，但也可能是蒙古宗王家族在政治风向未明时分散风险的“两边下注”，颇得魏晋世家大族乱世求存之真味。
论实力自然是忽必烈更强，但阿里不哥在合法性上的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阿里不哥不仅全权操办了蒙哥的葬礼，还在蒙古本土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在钦察汗国的术赤家族，其首领别儿哥发行了印有阿里不哥之名的硬币，这无疑表明其对阿里不哥宗主权的认可，“在名分上，任何人都清楚阿里不哥是正统的大汗”。
既然阿里不哥才是正统大汗，那忽必烈一方不就是叛军了吗？日本蒙古史学者杉山正明就认为，没有“阿里不哥之乱”，只有“忽必烈之乱”，称忽必烈政权是“军事政变政权”。
但忽必烈在中原找到了合法性。这一年（1260年）四月六日，比阿里不哥即位稍早一些，忽必烈颁布了一道洋溢着中原正统观的即位诏书。
忽必烈这道诏书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批判阿里不哥的乱国，宣扬自己继承汗位的过程及合理性，所谓“俯循舆情，勉登大宝”；其二，公开宣称将革新蒙古旧制，所谓“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而革新的方向，指向的是“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谋求建立一种“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的蒙汉二元政治文化秩序。
这既是忽必烈即位后拿出的第一份施政纲领，也是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达“效行汉法”的政治意志。
这份文采斐然的诏书不是出自忽必烈之手，而是由金末汉人状元王鹗撰写。忽必烈在政治生涯早期虽以汉化倾向闻名，但他与之前四位蒙古大汗一样，很可能不太通汉语，终其一生都是如此。
虽然汉语不行，但忽必烈对中原统治秩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五月十九日，忽必烈又干出了一件大蒙古国立国以来史无前例的大事：建元。
建元，也就是建立正式的汉式年号，忽必烈这是以中原皇帝自居，是再明显不过的“效行汉法”政治宣示了。
这还不止。忽必烈建元“中统”，大概意思是“中原正统”，以承继中原的皇统自命。忽必烈在《中统建元诏》中明确表示：“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惟即位体元之始，必立经陈纪为先。”
此时，忽必烈的自我定位中已包含双重身份：既是蒙古大汗，也是中原皇帝。
在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忽必烈如此高调地效行汉法，很可能也蕴含着争取儒臣士大夫、汉人世侯乃至中原民心的政治诉求。
毕竟，此时蒙古本位主义势力已为阿里不哥所驱使，忽必烈也不必过于投鼠忌器，中原与汉人才是他争位的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