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不哥远非庸才，他很明了自身的政治优势。他的计划是，尽快在漠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这既是阳谋，也是阴谋。
所谓阳谋，是指阿里不哥身在国都喀拉和林，身兼蒙哥亲任监国、蒙古本位主义者与拖雷家族守灶者三重身份，因此得到了大部分黄金家族宗室特别是蒙哥家族的支持，按照忽里勒台大会的正常程序，阿里不哥大概率会被推举为大汗。更何况，作为忽里勒台大会合法召开地的漠北，还在阿里不哥的控制下。
所谓阴谋，则是说在漠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忽必烈必须出席，如果忽必烈拒绝接受落选结果，抑或万一当选，阿里不哥都可以利用主场优势逮捕忽必烈，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一种说法是，阿里不哥集团的确事先制订了相应的计划，只待忽必烈入彀。
而如果忽必烈不去漠北参会呢？那就等同于坐视阿里不哥当选大汗，一旦木已成舟，忽必烈再想掀桌子动刀兵，就形同反叛，毫无合法性可言。这一可能性也在阿里不哥的阳谋算计之中。
那么，忽必烈实际上只剩下一种选择了，那就是抢先一步，在己方控制区自行宣布登位，先下手为强。
对忽必烈集团而言，最好的即位地无疑是大本营开平。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从燕京来到了开平，筹划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在某种意义上，抢先登位也是铤而走险之举。毕竟，按照成吉思汗所定之制，忽里勒台大会一是必须在漠北蒙古本部召开，二是必须经由蒙古宗王全体合议。这两个条件忽必烈都不具备，也就是说，忽必烈于开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宣布即位大汗，在根本上就缺乏合法性，违反了成吉思汗祖制与基本的程序正义，说得不客气点，就是僭主。
但忽必烈集团此时已没有最优解，抢先登位已是唯一的选择。忽必烈的近臣自然也看到了这一点。
当年三月二十三日，廉希宪进言忽必烈，鼓动“早定大计”：
今阿里不哥虽殿下母弟，彼以前尝居守，专制有年。设有奸人，俾正位号，以玺书见征，我为后时。今若早承大统，颁告德音，彼虽迁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商挺也在同日“劝进”，他的说法极具政治鼓动性：
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据《元朝名臣事略》，忽必烈当时的反应是，长考良久，方才决断：“汝等能叶心辅翼，吾意已决。”第二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登宝位”，众皆称贺。
但可以看出，在这个更像是汉人视角的叙事中，忽必烈即汗位被诠释为一个中原王朝式的标准程序，也就是臣子劝进，主上几番推辞后顺应天心民意，连即位理由都是中原价值观式的“以贤以长，当有天下”。
在汉人视角的历史叙事中，忽里勒台大会似乎就这么被选择性地漠视了。但在真实的历史世界中，忽里勒台大会还是要开的，这就像中原王朝的“劝进”一样，是蒙古世界合法性的必经流程。
尽管，这个忽里勒台大会充满了山寨色彩，一是未在漠北召开，二是只有那些亲忽必烈的宗室贵族到场。但大会再山寨，合法性再阙如，也得开，就好比魏晋时代的禅让再作伪也得走完全部流程。
当然，忽必烈这个“伪忽里勒台大会”也是来了一些人的，最重磅的人物可能是东道诸王之首塔察儿，也就是蒙哥最初委任的征宋东路军主帅。塔察儿虽然在大会中带头拥立忽必烈，但实际上他此前也游移暧昧，不想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过早站队，之后迫于“二选一”的时势才决定押宝忽必烈。
总之，就是在三月二十四日这天，忽必烈宣称得到了开平版忽里勒台大会的拥戴，抢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时年四十五岁。
此时，忽必烈得以践行他当年对“潜邸旧侣”的豪言：
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这里有一个疑问：阿里不哥集团为何要坐视忽必烈先发制人？毕竟，抢先即位又没有什么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