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蒙哥遽然驾崩时，阿里不哥理所当然地接收了蒙哥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政治资产：蒙哥家族、蒙哥的亲信大臣、蒙古本位主义势力、跟随蒙哥亲征巴蜀的军队主力。
令人不解的是，蒙哥有多位已成年的儿子，但他们并未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汗位竞争者，而几乎都成为阿里不哥的支持者。
在蒙古亲贵中，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支持者背景不一，本难一概而论。但相对来说，蒙古西道诸王更支持阿里不哥，而东道诸王更多地站在忽必烈一边。原因之一是东道诸王主要活动于汉人以及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女真居住之地，受到汉族经济、文化之影响较深，故忽必烈的“汉化”政策以及重视、鼓励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较易为他们所接受。
就蒙古世界内部而言，无论是麾下的蒙古军队还是诸王的支持，忽必烈很可能还稍逊于阿里不哥。作为拖雷家族的“灶主”，阿里不哥实际控制着漠北大部分蒙古千户军队，跟随蒙哥南征的蒙军主力在北还后大部分也听命于阿里不哥。而忽必烈真正能掌控的也就是进攻鄂州所率的蒙古东路军。
但在蒙古世界之外，忽必烈有一项阿里不哥无法企及的优势——对中原的掌控力。
总领漠南时，忽必烈就在中原初步奠定了政治基础，再加上统率东路军纵横江淮这一年多的经营，忽必烈在中原一带相对阿里不哥的政治优势是碾压性的。
除了利益层面的政治结盟及人身依附关系，在价值观上，忽必烈以其汉化倾向更易获得汉人政治精英的认可，而作为蒙古本位主义者的阿里不哥则与该群体双向排斥。
除了“汉法派”的标识，忽必烈还有一个意外的价值观优势是，与蒙古人的“幼子守灶”传统相比，汉人士大夫在夺位之争中偏好长幼有序。
阿里不哥并非不知道中原之重要性，他本指望通过占据燕京扭转乾坤，谁料忽必烈对燕京尽在掌握。这也可见忽必烈在中原的布局并不是可以靠奇谋轻易撼动的，在绝对实力的面前，所谓的心机与权谋都不堪一击。
谁掌控了中原，谁就掌控了丰沛的人力资源和财政实力。汉军的战斗力固然不如蒙古人，也天然不适配漠北战事的骑兵高端局，但作为辅助兵力，特别在守城上，仍然有其重要性；在财政上，中原之财力雄厚与漠北之资源匮乏更是高下立见，这在速决战中或许并不明显，但在长期战事中将展示出决定性的优势。忽必烈实际上驾驭着这个时代的最强战争组合：蒙古骑兵加中原财力。
在中原，忽必烈还有两个相对隐秘的依傍。一方面，忽必烈建立了金莲川幕府，赢得了汉人士大夫的归顺；另一方面，他通过灭大理和攻鄂州两次重大军事行动，也获得了汉人世侯集团的撑持。
蒙金战争爆发之后，地方残破，河朔、山东豪杰蜂起，纷纷聚众自保，形成了地方自卫武力，时人称作“有金南渡，河北群雄如牛毛”。这些地方武装，一开始只是为了在乱世中捍卫家族以及地方乡老的安全，但势力坐大之后，逐渐成为金朝和蒙古竞相争夺的摇摆势力。
蒙古军主力西征后，迫于兵力不足，为了争取这些降附的地方武装，木华黎赋予他们管理地方的军事、民政、赋税及设置僚属的世袭权力，也就是所谓的汉人世侯，可以部分理解为藩镇。为了与蒙古竞争，金人当时则针锋相对地推出了“九公封建”，为蒙金战争增添了代理人战争的意蕴。
金亡后，汉人世侯跃升为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的代理人，这一方面是功利意义上的以汉制汉，但另一方面，“封建”本就是蒙古人自身的政治传统，编户齐民和大一统此时尚未进入蒙古人的政治视野，大蒙古国只是将分封的对象扩大至汉人而已，对汉人的这个分封缺乏制度保障。
在汉人世侯中，势力最盛者为真定史氏、东平严氏、益都李氏、巩昌汪氏、顺天张氏等。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相交最契者为顺天张柔与真定史天泽，这两人也将成为他夺位大战的马前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