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忽必烈启程北归，为稳定军心及防止宋军尾随追击，一边对外佯称直取临安，一边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攻鄂州。
数日后，蒙军从容撤出鄂州，鄂州之围遂解。
围攻潭州（今湖南长沙）一月有余的蒙古南路军，也在同期奉命北撤，与忽必烈留下的接应部队会师。南路军主帅兀良合台当年曾追随忽必烈远征大理，是时候在汗位之争中明确选边站了。
对忽必烈撤军最缺乏心理准备的可能是南宋。
站在南宋的角度，说蒙古人会撤军是有些不可思议的。虽然蒙哥暴毙，蒙军在鄂州和潭州双双陷入僵持，但蒙古人毕竟还处于攻势，掌握着战略主动权，湖北、湖南、广西和江西四省兵连祸结。
只要蒙古人有足够的韧性与耐心，就与后来苦守六年仍难逃失陷的襄阳一样，鄂州、潭州被破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毕竟，宋军守城有余，但反击能力严重欠缺。
但南宋情报机关没有在第一时间获取的关键信息是，一场由蒙哥之死引发的蒙古内战正山雨欲来，忽必烈要紧急北返争位。
正是在此种巨大的信息差之下，贾似道做出了一个在后世争议极大，至今仍聚讼纷纭的举动：遣使者与蒙古人接触。在正史中，贾似道被塑造为签订城下之盟的请和者，而忽必烈撤军甚至主要不是为了北上争位，而是答应了贾似道的求和条件。
据《宋史·贾似道传》，贾似道为了求和，竟主动提出了“称臣”与“岁币”两大让步条件：
十一月，攻城急，城中死伤者至万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不从……似道再遣京议岁币，遂许之。
《元史·赵璧传》倒是没提“称臣”，但多了一条“割地”，岁币的数额也明确了：
宋贾似道遣使来，愿请行人以和，璧请行……璧登城，宋将宋京曰：“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
称臣、岁币、划江而治，这“鄂州和议”的条件甚至比绍兴十一年秦桧签的“绍兴和议”更为苛刻。
此种叙事同时满足了蒙宋双方的历史需求。
对蒙方来说，蒙古大军在鄂州并没有受挫，更没有被迫撤围，退兵是应宋人求和所请，日后兴兵灭宋是因为宋人毁约在先。
而在宋方看来，贾似道守鄂不仅无功，反倒有祸国之过，奸相之奸是一以贯之的。
前者契合了元朝对“无敌之师”“正义之师”的自我塑造，后者照应了儒家忠奸观对权奸误国的历史想象，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这往往是主流历史叙事的盛大之路。
其集大成者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所述，将南宋亡国责任尽数推诿于先议和后毁约的贾似道：
元世祖以皇弟统兵在鄂，贾似道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归，又以援鄂为己功，深讳议和，不复践夙约，世祖犹遣郝经来修好，更锢之真州，不答一书，不遣一使，于是遂至亡国。
但这大概率曲解了历史真相。
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始有学者质疑“鄂州和议”的存在，认为这是称帝后的忽必烈亲自编造的神话，一是为攻鄂失利开脱，二是为灭宋制造口实。
较公允的说法是，贾似道因未掌握忽必烈将北上争位的情报，的确主动遣使节与蒙古人接洽谈和，“请罢兵息民”，但并未提出“屈辱的议和条件”，也就是所谓的“请称臣”和“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
简明扼要地说，“有鄂州议和，但并无‘鄂州和议’”，此次宋蒙议和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更未形成书面文字，仅仅是一个意向。
当然，贾似道有可能在口头上向蒙古人承诺了一些让步条件，但几无可能是称臣割地，岁币就顶天了。忽必烈日后颁布征宋诏书（《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当谈及南宋背盟，也仅提到了“愿奉岁币于我”，如果确有称臣割地，忽必烈没有理由不昭告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