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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鄂(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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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初四黎明,蒙古军集结于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时,风雨大作,天昏地暗,“诸将皆以为不可渡”。除了天气原因,蒙军将领可能对在长江天堑遭遇南宋水军仍有畏惧心理。

忽必烈不以为然。此时,曾追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的董文炳主动站出来请战:“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忽必烈闻之大喜,便命诸将扬旗伐鼓,强令全军冒风雨抢渡长江,三道并进,相约先达南岸者,举烽火为应。

据《元史·世祖本纪》,蒙军渡江时,“天为开霁”,这或许是个巧合,但军队士气却往往因此类“神迹”而为之一振。据《史集》记载,为了让迷信的蒙古将士安心渡江,军中还特意给士兵配备了“护身符”。

蒙军先锋正是董文炳,他亲率两个弟弟,及近百名“敢死士”,“载艨艟鼓棹疾趋,叫呼毕奋”。

对岸的南宋军队据说有十万之多,舰船两千艘。但在这场鄂州之战的前哨水战中,南宋水军似乎是一触即溃,三战三败,被缴获的大型舰船就有二十艘,吕文德的弟弟吕文信也当场战死。

在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中,蒙古水军似乎直到襄阳之战时才具备了与南宋水军分庭抗礼的实力。但从鄂州水战可以看出,南宋水军的总体实力相对蒙古水军尽管还占据着甚或明显的优势,但在一些局部战场上,蒙古水军已有制胜之能,鄂州渡江如此,此前史天泽指挥的川江水战也如此。

被寄予厚望的南宋长江防线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突破了。

战局如此顺利,可能连坚持渡江的忽必烈都没有想到。听闻捷报,忽必烈扶鞍起立,竖鞭仰指,大呼“天也!”而后踌躇满志地下令:兵不解甲,乘胜围城。

可以理解忽必烈的意气扬扬,连长江防线和南宋水军都不堪一击,鄂州孤城又怎能挡得住蒙古大军的雷霆一击?要知道,此时的蒙古军队,不但有横扫天下的铁骑,而且正日趋成为一支步炮骑皆备的复合军队。

九月初八,忽必烈进抵鄂州,次日即完成了对鄂州城的围困。

九月十一日,贾似道上表朝廷,报告了长江防线崩溃的败报,朝野一片哗然。

九月十九日,宋理宗下“罪己诏”,但这更多是故作姿态,又怎可能真的让皇帝担责?

真正被抛出来担责的是传说中有“蓝色鬼貌”的右相丁大全。在奸相频出的南宋时代,丁大全声明不显,也算不上由秦桧领衔的所谓四大奸相之一,但从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来看,他被指摘为奸臣倒也没有冤枉他。

丁大全得势时,曾遭以陈宜中为首的六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联名上书攻讦,六人虽遭发配流放,却被士林称赞为“宝祐六君子”。

十月初一,宋理宗罢去丁大全相位。此时,这位权相也就当政一年多而已。

但丁大全奸佞也好,无能也罢,他真的有资格对兵败负全责吗?

丁大全罢相前后,朝中对他的弹劾基本都是道德指向的,诸如“鬼蜮之资,穿窬之行”,“奸回险狡,狠毒贪残”,要么就是夸大其词地批判他“绝言路,坏人才,竭民力,误边防”,但丁大全在长江防线的崩溃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决策失误,却无人说得出,至多也就是有争议的隐匿败报。

当然,右相丁大全作为首席丞相(南宋与唐一样,右相实权通常高于左相),对兵败要负领导责任,但“击毙”蒙哥的泼天之功,是否也应如此?

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没有比丁大全更适合背负兵败罪责的人了,难不成还真要问责宋理宗?

现在的问题是,谁来接替丁大全?

宋理宗相中了主持援蜀的贾似道,拜其为右相的同时,将抗蒙兵事尽付于他,令其督师援鄂。可以说,此时南宋国运已尽系于贾似道一人。

贾似道集南宋军政大权于一身,却受任于危急存亡之秋。蒙哥之死对蒙古帝国的负面影响还未及展现,作为宗王的忽必烈似乎是更危险的敌人,忽必烈攻占鄂州顺江直下对南宋而言是亡国级的风险。

更棘手的是,此前进军受阻被迫撤军的蒙古南路军也有了大动作。八月初,也就是忽必烈挥师南下的同时,兀良合台率南路军自云南再度攻入广西,十月再经由广西成功突入湖南境内。为呼应兀良合台,忽必烈遣偏师攻入江西,意图实现两军会师。

战火绵延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四省,作为行在的临安不仅要面临忽必烈率水军顺江东下的威胁,且蒙古骑兵自湖南、江西一线这个“柔软的下腹部”突入浙江,兵临城下,似乎也为时不远。

无怪乎,此时宋朝中枢甚至出现了“迁都”之议。

宋理宗的亲信内侍董宋臣鼓吹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海),多数大臣都不敢非议。素有忠直之名的左丞相吴潜也支持迁都之议,自请为宋理宗死守临安。

此时,一名年仅二十三岁的中低层文官挺身而出。《宋史·文天祥传》写年轻的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三年前,二十岁的他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主考官王应麟恭贺宋理宗“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节度判官是文天祥仕途的第一站,但他此时就已展现出日后的耿直与锋芒,慨言上疏“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

宋理宗当然没有理会文天祥的建议,但还是搁置了迁都之议。除了皇后谢道清“以安人心”的劝谏,还有一个原因多少有些荒诞:吴潜自请死守引发了内廷的猜忌,宋理宗怀疑吴潜正走上北宋末年丞相张邦昌之路,留守时被蒙古人扶植为傀儡皇帝。

宋理宗以一个荒唐的理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对于迁都,贾似道似乎没有明确态度,但贾似道此时的政治形象无疑是一名主战派。

对于南宋当前危机四伏的军事困局,有可能破局的只有贾似道:只要在鄂州城下挫败了忽必烈的兵锋,则满盘皆活。但这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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