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汗九年（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一日，距离鄂州（今武汉武昌）不远的忽必烈听说了哥哥蒙哥驾崩的消息。
在前一年年底，忽必烈取代攻宋不利的塔察儿，成为新任东路军主帅。忽必烈一掌军，便又回到了他之前总领漠南时的政治风格，四处访求汉人名士，咨谋攻宋方略。
问计中，忽必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占据荆襄，顺流直下。
鄂州成为忽必烈在荆襄一带选择的战略突破口。八月底，忽必烈率军抵达长江北岸，江对面就是鄂州。
就在此时，蒙哥的死讯传来，忽必烈必须立刻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是率军北还，还是继续进攻鄂州。
北返的好处显而易见，尽快带兵回去争夺大汗之位。但《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忽必烈说了一句颇有些英雄气的话：
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
此时没有任何事比争夺汗位更重要，但忽必烈也并非意气用事。在这句漂亮话背后，可能有着更深的算计。据《史集》记载，忽必烈的亲信及连襟霸突鲁也说过相似的话：“我们率领了（多得）像蚂蚁和蝗虫般的（大）军来到这里，怎能因为谣传便无所作为地回去呢？”
蒙哥之死自然不是“谣传”，但“无所作为”却干系重大。有一种解释是，在合法性上占下风的忽必烈若在此时匆忙北还，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当选为大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不如按照大汗蒙哥制订的作战计划，包围鄂州。如此不仅可以表明忽必烈继承前任大汗遗志的兄弟同心，也可以展现忽必烈勇于任事，为散布于中原各地的蒙古各军充当后卫屏藩之担当，扭转他在蒙古世界因行汉法及与大汗蒙哥不睦的舆论劣势。
同时，忽必烈大军距离编组成军还不到一年，“若是此时北上，好不容易编成的军队可能又会四散各地，尤其汉人部队更可谓一把‘双刃剑’，一旦回到黄河北岸，谁都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同各自根据地的留守部队联合起来背叛忽必烈”，“因此，为了即将到来的汗位之争，也为了当下的稳定，将大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继续南下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忽必烈进一步的算计可能是：尽快拿下鄂州乃至荆襄，确立对南宋的军事优势，再引兵北还也为时不晚。
毕竟，争夺大汗之位固然需要军事实力，但程序上仍是由忽里勒台大会推举而定。如果一举击败南宋，为大汗蒙哥完成了遗志，大仇得报，凯旋的忽必烈便众望所归，可威服忽里勒台大会。
但以上这些无比顺滑的逻辑有赖于一个先决条件：尽快拿下鄂州。没有这个大前提，一切宏图都是镜花水月。
如果忽必烈此次攻宋要打上三五年，那么他不仅没有所谓的战功，军事成就反倒是其减分项。事实上，一旦打成持久战，哪怕占据了战场优势，忽必烈也会很尴尬，忽里勒台大会可不会无止期地等他，竞争者也会抓住这个两面夹攻的机会。
说得更直白点：如果能拿下鄂州，那么继续打对忽必烈争位就是有帮助的；如果拿不下鄂州，就有大麻烦了。
利弊很清晰，关键在鄂州。这是一场赌博。
但忽必烈似乎胜券在握，并没有把鄂州放在眼里。只要尽快拿下鄂州，他离大汗之位就又近了一大步。
在鄂州，忽必烈与贾似道狭路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