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生于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也就是成吉思汗攻陷金中都的那一年。
《元史·世祖本纪》记录忽必烈的编年史事，最早从1244年开始：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这一年，忽必烈三十岁。
《元朝名臣事略》记录得更为翔实：
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
忽必烈得以了解唐太宗，乃至有意识地取法于唐太宗，很可能也是受到身边文学之士的影响。在这一由儒家士大夫参与营建的“潜邸叙事”中，一方面忽必烈在政治生涯之初就被刻上了“重儒”的底色，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忽必烈有秦王李世民一样的帝王之志。
1244年还是乃马真皇后摄政时期，贵由尚未称汗，连蒙哥都不是汗位角逐者，说作为皇室旁支的忽必烈就“思大有为于天下”，甚至有了天命之思，恐有后见之明式的夸诞之嫌。但对于忽必烈集结幕府一念乃受到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的启发，这一说法应无异议。
忽必烈最早在漠北藩邸召见的“四方文学之士”倒不是儒生，而是当时的北方佛教领袖海云法师。时间约在淳祐二年（1242年），早于公认的“幕府元年”——1244年。
有一种说法是，忽必烈日后大举延揽人才可能是受到海云的影响，海云曾建议“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1244年，海云南返，法名子聪的佛门弟子刘秉忠仍留忽必烈藩邸，由此成为首位入幕之人。
据《元史·刘秉忠传》记载：
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
也因此，刘秉忠深得忽必烈信任，“世祖大爱之”。在很早的时候，刘秉忠就开始给忽必烈灌输“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中原价值观。
作为“幕府第一人”，刘秉忠不仅“论天下事如指诸掌”，且有荐人之能。在他的举荐招揽下，忽必烈幕府如日方升。
淳祐七年（1247年），曾在金朝为官的张德辉加入幕府。《元史·张德辉传》记载，张德辉入幕后，与忽必烈曾有一次非常著名的问答。
忽必烈问：“有人说，辽因为信佛而亡，金因为好儒而亡，是这样吗？”张德辉应答：“辽人的事臣未能详尽知晓，但金国末年之事可是亲眼所见。宰臣中虽有一两个儒臣，但其余的都是世袭的武将，军国大计也不让儒臣参与。儒臣在金国官吏中大略只占三十分之一，大多干的还是一些整理文书、断案理财的边缘事务。”
张德辉最后扔出一句极有分量的话：“金国灭亡，自当有人承担罪责，儒臣有什么过错？”
作为幕僚，张德辉通过了忽必烈的大考。但这又何尝不是忽必烈对儒生、儒学、汉法的一次大考？一次对话的意义固然不能过分拔高，但忽必烈就是在这样与士大夫儒生不断地争持与论辩中，逐渐建立起对汉法的认同感的。
但作为一个远离统治核心的藩王，忽必烈对汉法有无好感，至多只会影响他的一小块封地，又能对大蒙古国产生什么影响？
恐怕连忽必烈自己都没想到，他“大有为于天下”的时机来得这么快。
淳祐十一年（1251年）六月，忽必烈的长兄蒙哥即大汗位，拖雷家族一荣俱荣。没多久，蒙哥便令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