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子才是有苦衷的。蒙古人在北撤时基本执行的是坚壁清野战略，留给宋军的都是无储粮的空城，而决堤泄洪又几乎令宋军的后勤粮运陷入瘫痪，故宋军一进入汴京就堕入缺粮的窘境。
赵葵建功心切，不顾全子才和部将的劝阻，决意冒着断粮的风险进军洛阳。为了缓解缺粮困境，赵葵想出了一个梯次进军的法子：徐敏子率前锋部队一万三千人先行，杨义率第二梯队一万五千人随后出发，其他人待粮食到了再进军。尽管赵葵已尽力将军粮优先供给前锋部队，但也只够五日使用。
七月二十一日，赵葵到汴梁的第二天，即令徐敏子率军西进洛阳。为节省军粮，宋军将五日口粮分作七日食，勉强西行。二十六日晚，两百名宋军抵达洛阳城外，本想趁夜择机偷袭，但潜入城后才发现蒙军早已撤出城外。二十八日，徐敏子率主力一万三千人入城，正式光复了西京洛阳。就这样，宋军又取得了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至此，三京尽入宋军彀中。
从六月十二日出师到七月二十八日光复洛阳，宋军仅用了短短四十余天，未经大战，长驱直入，便建下了令人目眩的不世之功。
赵葵迅速向临安发出了捷报，但新胜的宋军随即陷入了危机。收复洛阳次日，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徐敏子所部粮尽，洛阳无粮可就，宋军只得采野草和面做饼而食。
更大的危机潜伏在城外。二十九日当天，杨义率领第二梯队一万五千人抵达洛阳城东三十里的龙门镇，正在休整，遭遇了蒙古骑兵的奇袭。宋军自开战以来要么所向披靡，要么不战而胜，心态极其懈弛，甚至并未立哨设谍，仓促无备，一触即溃，大部分人在溃逃中溺死于洛水，只有主将杨义带着少数残部仓皇逃入洛阳城。
蒙古骑兵当然不是神兵天降，他们对宋军的缺粮与分兵了如指掌，在入洛的必经之路龙门设伏已久，故意放宋军第一梯队入城，再突袭第二梯队，以各个击破，分割包围。
南宋誓师北伐后，蒙古军队虽主动撤往黄河以北，却在三京一带密布哨骑，时刻监视宋军的一举一动，不战自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主动示弱、诱敌深入之举。当宋军挟新胜于汴京与洛阳额手称庆时，蒙古人正秘密南渡黄河，张网设伏，只待宋军自投罗网，再作雷霆一击。
龙门之战后，宋军第二梯队几乎全军尽没，只剩下洛阳城中徐敏子一支孤军。
蒙古军兵临城下，徐敏子所部外无援、内无粮，困守洛阳等于坐以待毙，遂于八月初一弃城突围。宋军东渡洛水，起初尚能背水列阵，与蒙军相持，屡次击退对方的小规模进攻。次日，宋军大阵虽在蒙军的攻势下岿然不动，但这支断粮四日的孤军已无心恋战，徐敏子带领全军向南突围。蒙军见久攻不下的宋军大阵自我瓦解，果断下令追击。蒙古骑兵对密集结阵的宋军步兵固然无可奈何，但追杀行军中的步兵却是游刃有余，宋军起先的有序撤退很快演变为土崩瓦解。蒙军追亡逐北百余里，宋军竞相驰逃，死伤十之八九。
徐敏子中流矢差点丧命，战马死于乱军。他徒步从小路侥幸逃出生天，南逃沿途收溃兵三百余人，吃了两天桑叶、七天梨蕨，于八月十一日才狼狈退至南宋境内。
此时，赵葵和全子才仍身在汴京，当洛阳兵溃的败讯传来，两位中兴名帅当即定计“班师”，当晚下令士卒整理行装，次日凌晨全军撤出汴京。宋军在逃亡中丢魂丧胆，连蒙古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后军竟在风声鹤唳中溃散，将全部辎重遗弃在了中原。
至此，为期两个月的端平入洛以阵亡三万之众的沉重代价惨淡收场。此时，临安还沉浸于光复三京的迷梦之中，忙于论功行赏，委任官员，殊不知收复失地已成黄粱一梦。
宋人周密在《齐东野语》中对此役持论较为公允：
是役也，乘亡金丧乱之余，中原俶扰之际，乘机而进，直抵旧京，气势翕合，未为全失。所失在于主帅成功之心太急，入洛之师无援，粮道不继，以致败亡，此殆天意。后世以成败论功名，遂以贪功冒进罪之，恐亦非至公之论也。
不过，端平入洛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赵葵和全子才固然狂妄轻敌、贪功冒进，京湖军和川军固然未及参战，军神孟珙固然不在场，但“宋军于洛阳所遇之敌，并非蒙军主力，人数也不多，只是蒙军的偏师游骑而已，但宋军已不能抵御了”。对此，时人其实也了然于胸，诗人刘克庄说宋军是“重兵溃于游骑”。大臣李鸣复说得更为沉郁：“偏师相遇，小小交战，而我军已不支矣。然其国酋将佐，犹深居草地，未尝出也。”
蒙古人就是凭借这支可能主要由金末北方汉族人武装构成的偏师，先于蔡州灭金，继而于洛阳重创南宋北伐之师。在蒙古军主力不在场的情况下，大谈什么宋军的战术之失，进而渲染所谓的失去的胜利，无疑是自欺欺人了。
究其根柢，端平入洛之败源于宋理宗好大喜功，主战派逢君之恶，在“收复三京”这样洋溢着政治正确的热血口号面前，轻启战端，军事乃至财政的考量都在决策中被选择性忽略了。虽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但战争也有其自身的独立运行规律，再正确的仗，终究还是得过实力这一关。
不过，哪怕端平入洛一无是处，它也不应承担与其无关的历史责任。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端平入洛导致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宋蒙战争，甚至被视为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仿佛没有端平入洛，宋蒙就可以在长期和平中相安无事。
时人王埜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
国家与蒙古本无深仇，而兵连祸结，皆原于入洛之师，轻启兵端。
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的阐发则更进一步：
全子才、赵葵首倡收复三京之议，宰相郑清之力主其说，横挑强敌，两京卒不可复。而元兵分道来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阳亦弃之。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
端平入洛的确是宋蒙战争的序幕，将其视作导火索大概也没错。但是，从当时的地缘局势来看，宋蒙“必有一战”，有没有入洛，蒙古大军迟早都会大举南侵。将战祸甚至宋亡的原因推给端平入洛，并不公允。
这并不是推测。端平元年（1234年）七月，宋军尚在北进途中，蒙古大汗窝阔台正在草原上召开诸王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了灭宋的战略目标，并有御驾亲征之意。《元史·塔思传》记载：“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木华黎之孙塔思主动请缨：“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可见，攻宋本就是蒙古的既定国策，或早或晚而已。
在蒙古骤然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征服帝国的时代，南宋对蒙政策其实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最优解。在蒙古冠绝古今的绝对实力面前，南宋的军政转圜空间其实相当有限，和、战、守三策各有利弊，但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南宋的存亡大计。
只能说，端平入洛很可能是南宋的最差解，在连起码的军事和财政准备都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将收复希望全然寄托于蒙古人主动放弃三京。这哪里是什么北伐？分明是一场十赌九输的军事投机。
退一万步说，即使蒙古人真的如宋理宗君臣所愿，不战而弃河南，再坐视宋军师法金军，从容重建关河防线，那南宋就真的山河无虞了吗？
答案自然是可疑的。端平入洛前，大臣吴潜就曾诘问主战派：“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南宋或有十五万兵，但战斗力岂能“百战坚忍如金人”，因而也就谈不上据关守河的“持久岁月”。更何况，当年金人的关河防线拦住的也只是蒙古偏师，拖雷率蒙军主力一个“假道宋境”，关河防线就和马奇诺防线一样形同虚设。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南宋的相对最优解应该是闭境自守，趁蒙军北撤之机整军经武，增强财力、军力，而不是像端平入洛那样轻于一掷，自损国力。
但是，这一稳健政略却因最需要耐心、坚忍和长期主义，而往往在政治实践中异化为士大夫的空谈义理、凌空蹈虚，继而沦为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
入洛丧师后，主战派自然失势于朝堂，主守派推出了真德秀与魏了翁，希冀这两位举国交推的理学大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真德秀入朝时，带来的救世良方竟是他亲撰的《大学衍义》；而魏了翁一见到宋理宗不是大谈“明君子小人之辨”，就是“修身齐家”。对于如何处理社会危机、寻找救亡之道，理学家们束手无策。这就是所谓“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吧。
而曾经壮志凌云的宋理宗，经此一役已是心灰意懒、萎靡不振，对蒙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由锐意进取转为畏敌苟和。
但时至今日，蒙古人还愿意和吗？蒙古宰辅耶律楚材斥责宋使的一段话给未来四十余年的宋蒙关系定了主基调：
你们只恃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
在川蜀山城钓鱼城，也听得见蒙古人嗒嗒的马蹄声。